民国《大公报》关于徐诵明新闻报道的初步研究

徐诵明是我国最早的病理学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先后执掌北平大学、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同济大学及沈阳医学院,为颇负盛名的中国早期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大学校长的典范”。依据上海图书馆《中国近代文献资源总库(〈全国报刊索引〉)》数字化文献资源库,以“徐诵明”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发现并整理出《大公报》有关徐诵明的新闻报道材料62条,予以数据统计分析,揭示其年度报道规律;并结合《大公报》关于徐诵明的新闻报道材料,对其事行予以内容分析与主题揭示;另从文献学角度,对于如何利用好民国中文报纸文献,及其此类资料挖掘、充分利用的技术方法予以初步探讨。

《大公报》与湖南儿童文学的发生

湖南《大公报》围绕儿童观念、儿童教育、儿童文学以及文言与白话的优劣进行充分讨论,推动本地现代儿童观的形成与白话代文言的语言变革,为湖南儿童文学的发生提供了思想基础与语言条件。《大公报》刊载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其儿童小说通过描写儿童的苦难生活和校园生活,展现儿童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现实;其童话则通过拟人手法和白话语体,向儿童介绍科学知识和生活哲理;其儿歌则反映婚嫁风俗、表现童真童趣,语言鲜活,诙谐幽默。《大公报》还引进翻译了王尔德、格林兄弟、安徒生等作家的多篇著名儿童文学作品,不仅丰富了湖南儿童文学的内容,也为本地作家提供了创作的典范。在湖南儿童文学发生期缺乏儿童文学期刊、其他一般报纸很少刊发儿童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大公报》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为湖南儿童文学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和支持,奠定了湖南儿童文学的格局,为20世纪30年代湖南儿童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仪式·记忆·形象:《大公报》《香港文汇报》文艺副刊国庆叙事研究(1997—2022)

国庆节是香港地区重要的法定假日。《大公报》《文汇报》文艺副刊自1997年香港地区回归后,便坚持“爱港者治港”的方针政策,以“私人”与“公共”的互训、历史与现实的勾连、“副文本”与“正文本”的同声共振完成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建构与权力宣展,共同构成、补充25年来香港地区文学国庆叙事的另一面向。国庆叙事通过仪式共享和文化再造,既强化了地方认同、国族认同、文化认同,为国家建设、主体回归、文化记忆等话语建构提供了有效的资源和载体,也进一步表征了回归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香港地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呼应大湾区一体化国家战略。

1931年淮河水灾背景下民间报刊评论文章研究——以《申报》《大公报》为例

1931年发生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重大事件,这一年被称为“我国民族生活史上最惨痛之一页”,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即为其中之一。灾民流徙、疾疠扩散、土地荒芜、粮食短缺、匪患猖獗,淮河水灾成为亟需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民间报刊作为反映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可以为窥探1931年淮河水灾的社会景观提供研究方向。研究发现,《申报》《大公报》作为民间报刊的两大代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这两大新闻媒体积极关注民生问题,发表淮河水灾与治理的相关评论文章,呼吁社会关注淮河水灾,在推动淮河治理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流离与失序:解放战争时期流亡学生的状况——以《大公报》和《中央日报》的报道为中心

解放战争时期,大批北方学生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欺骗、裹挟之下向南方迁移,形成了流亡学生群体。民营报纸《大公报》与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都对流亡学生群体进行了大量报道,《大公报》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进行报道,为学生发声。《中央日报》作为国民政府的“喉舌”,报道则显得含混、矛盾甚至对学生进行批评。通过对新闻报道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当时流亡学生处境的悲惨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

沪版《大公报》所刊现代作家手迹考释

沪版《大公报》在1948年末至1949年初,依托“作家手迹”专栏,刊登了21位现代作家的手迹影印件局部。这批手迹影印件以手札为主,也包括部分题词。整理并释读这批作家手迹,之于作家生平史料研究、战后文坛现象研究以及现代文献学研究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香港《大公报》东马砂拉越版文艺副刊内容特征研究(2020—2024)

《大公报》海外版文艺副刊以东马砂拉越版为代表,从游记文学、日常随笔、历史风物、当代文艺四个角度记录了香港地区及内陆地区的文化风貌。游记文学类是对城市形象及历史的建构和表述,日常随笔类是对市民文化的反映和引导,历史风物类是介绍历史文化的科普文章,当代文艺类是香港地区和内陆文化活力的展示窗口。在文化传播和写作上,《大公报》东马砂拉越版体现出注重美学、接轨国际的文化理念,取材上真实可信、贴近民生,处处展现文化细节,新闻性和艺术性相统一,在记录香港地区人的集体记忆、联结海外华人与现代中国、传达对外文化交流的友好意愿等方面意义重大。

照相馆:新记《大公报》的重要新闻生产者

《大公报》1926年复刊后非常重视新闻图像的使用,但报馆缺乏专职摄影记者,只能寻求外援,而照相馆作为早期专业摄影机构,自然成为报馆的合作对象。由此,报馆获得新闻照片以飨读者,而照相馆也借此获得了免费广告的机会。从1926年到1937年,共有31家照相馆为新记《大公报》提供了234幅新闻照片,这些照相馆也成为报馆重要的新闻生产者。照相馆为新记《大公报》提供的新闻作品主要包括对政要人物、外交往来的影像报道,以及借影像宣传航空救国和倡导体育运动等。照相馆参与报馆的新闻生产,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双方共同愿景的构建和新闻观念的认同。

隐匿的战场:抗战初期《大公报》民众动员与话语宣导

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时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大公报》,就以抗日爱国为宗旨对战事进行了全面报道。其中,在抗战初期具有政治、军事双重意义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受到《大公报》的重视。《大公报》始终抓住关键的时间点报道战事进程并加以评论,既很好地展现了战争经过,塑造了守军的英雄形象,又巧妙地化解了“撤退”这一军事决定的影响,在引导国内舆论的同时,吸引国外媒体的讨论,呈现出参与性、共识性、建构性的媒体动员特色,塑造出坚忍不拔的中国军民形象。分析《大公报》对这场战争的报道,可以总结出媒体应如何对战地新闻进行议程设置并引导舆论,为当下主流媒体的话语宣传工作提供借鉴。

民国时期《大公报》对“儿童本位”思想的倡导

“儿童本位”思想于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受到国人瞩目。《大公报》作为优秀的民营大报,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已经关注国内儿童教育的发展,五四运动之后针对中国当时热衷于学习的西方“儿童本位”教育思想,刊载文章,积极宣传普及儿童卫生学常识、改善与加强儿童体育、增加儿童娱乐场所和丰富儿童娱乐内容、注重家庭教育等教育观念,旗帜鲜明地倡导“儿童本位”教育,为中国现代儿童教育的科学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也存在较多关注大城市、很少关注乡村的问题。

可见性“民”史:1931年淮河水灾语境下《大公报》的微观舆论话语呈现

新记《大公报》自创办起标榜“四不”方针,长期实践中形成“敢言-能言-善言”的报道风格,成为近代民营报业“文人论政”的典范。《灾区旅行》作为《大公报》对1931年淮河水灾的长篇通讯,以连续报道的庞大篇幅与微观切口的报刊视角,详细记录了此次灾情波及地区的受灾情况与社会图景,并以亲历者身份再现灾区“灾民-官员-土匪”等社会关系,刻画出各方主体共谋救灾与灾区各地乱象丛生的社会现实。考察过程中,记者以民众为中心、事实为本位,在实践中执行新闻舆论监督职能,实现职业理念知行合一,完成“文章报国”与“无负社会”的具身践行。

论清末警察与直隶、京师等地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大公报》为中心的探讨

清末警察在直隶、北京等地的社会文化变迁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清末警察既是近代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表征,又是近代城市文明的构件,同时也影响并引导着近代城市文明的发展。此外他们还通过开警智、开民智等方式积极投入到清末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中,对于文化知识的普及和近代文明的扩散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清末直隶、京师等地警政中也存在许多弊端,这些弊端产生的原因包括诸种复杂的内外因素。

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新闻思想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在十余年的办报生涯中,撰写了大量政论时评和新闻学文章,提出了许多新闻理论的思想主张。他最早提出报纸具有商业经营和社会责任双重性质,并认为社会责任是主要的,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敢于直言,是报纸的基本职责;他主张,报馆是主持清议、维持公理的地方,记者必须具有清华高贵的品质,不然就没有资格从事这个行业;他认为,新闻法制要以维护言论自由为前提,明了清晰,便于执行,成为舆论监督的坚强后盾,而不是官员用来任意查封报馆的保护伞;他提倡,报纸要更好的达到开民智的目的,就要积极提倡内容健康、语言通俗的白话文。

天津青年会的儿童事业——以《大公报》为中心

儿童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民国时期,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要先有健全之儿童,而后才有健全之国民、健全之国家。救亡图存,需从培养健全的儿童入手。传统社会遗留下的儿童教育偏重德育、智育,无法应对国家、民族危机的挑战。而热心从事儿童事业的宗教团体,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坚持以"德育、智育、体育、群育"塑造健全儿童并作出了许多努力。对此,创刊于20世纪初的《大公报》有着较为详细的报道和评论。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致力于为儿童谋幸福的实践,一方面直接促进了儿童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也唤起了更多人对儿童事业的关注。该会举办的儿童事业不仅在当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而且其塑造健全儿童的理念与实践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最后的绝唱:1948年前后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

1948年1月,《大公报》发表了社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在中国思想界迅速引起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这场讨论,内容涉及广泛,讨论的双方就个人自由与大众民主关系、计划经济与思想自由关系、革命与改良的关系、自由获得方式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国家命运面临抉择之时,《大公报》树起"自由主义"旗帜,显示了难得的道德勇气和批判精神,堪称中国自由主义的"绝唱"。

《大公报》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图书馆

近代《大公报》中关于图书馆事业的记载非常丰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社会学视野去观察图书馆的近代功能定位、民众观感、社会评价、历史贡献的良好视角。在近代独特的历史环境下,图书馆将基层的识字教育、平民教育与学术文化传播职能集于一身,其所担负的社会文化职能被拓展和放大,对促进近代文化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公报·文艺》对《日出》主题思想的集体评论

对任何一部经典作品的解读都离不开其独特的历史语境。《大公报.文艺》是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副刊,主编萧乾组织了由当时文学界著名作家、评论家参与的对《日出》的集体评论。曹禺也发表了《我如何写〈日出〉》,对这些评论进行回应。此次评论对于《日出》中"光明"与"希望"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刻的探讨。文章通过对此次集体评论的梳理,还原出《日出》主题形成及其批评的历史语境,为今天解读《日出》提供新的视角。

《大公报》副刊建设的历史脉络及价值差异

创办于1902年的《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其极具特色的各种副刊亦为人所津津乐道。总体而言,《大公报》副刊种类繁多,有针对"识字不深"读者的综合性副刊,也有传播特定领域知识的专门性副刊,以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需要。其中,专门性副刊的分支--学术性副刊是《大公报》系列副刊中的一大亮点,也是知识分子媒介实践的重要园地,兴盛数年后却与受众的诉求逐渐背离,最终走向了消亡。

透析清末《大公报》中的另类社会广告

《大公报》作为清末重要的大众传媒,其广告以丰富的内容向人们传递着多方面的信息,其中反映民意民情的社会广告,占有一定的比例,它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反映,也是近代中国平民社会觉醒的真实写照。通过对这些广告的分析和研究,能使我们更全面、立体地了解当时的社会转型和近代广告在中国发展的轨迹,并为今天转型社会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杜威、罗素来湘讲学及其影响——以长沙《大公报》为视角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杜威、罗素应邀来湖南讲学。在当时湖南各报对其讲学的报道中,长沙《大公报》的记载最为详尽。以长沙《大公报》为视角,探讨杜威、罗素来湘讲学这一事件及其影响:杜威在湖南讲学的内容主要围绕教育问题展开,罗素在湖南演讲的专题为游俄经历及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平民主义教育学说受到思想界、教育界人士的热烈追捧;罗素关于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说,对那些正在为中国的前途苦苦思索、关注社会政治思想的年轻人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