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广记》反映的中国古代森林文化

《太平广记》是一座蕴藏着中国森林文化史料的富矿。通过对这些史料的进一步挖掘、提炼和剖析,可以洞察中古时代以前中国独特的森林哲学思想,浓郁的森林生活方式,实用的森林科学技术和重现实、讲人伦的人文色彩。

《太平广记》中的唐代胡商文化

《太平广记》是唐宋时期一部重要小说史料,它为我们提供丰富详实的唐朝社会史资料。本 文试图通过对其所记唐代胡商资料的钩沉整理,一方面勾勒出唐代胡商活动概况,分析唐代胡商现象背 后的异域文化,另一方面也说明《太平广记》在研究唐代社会史上的史料价值。

《太平广记》中的蛇信仰研究

根据《太平广记》蛇类故事和龙类故事的记载,论述汉魏至隋唐时期民间对蛇的信仰情况,指出当时的蛇信仰正处于与龙信仰的混淆与渐渐析离时期。一方面蛇具有与龙相同的神圣性,另一方面蛇也开始遭到人们的嫌恶。龙蛇信仰的最终分离,使他们在民间信仰中朝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下去。

《太平广记》中的唐代女性精怪与少数民族文化论考——以狐、虎、狼为例

《太平广记》里有许多性格各异、富有人性的唐代女性精怪形象。这些形象的产生深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唐朝与众多少数民族之间频繁交流的必然结果,也是民族文化渗透与融合的典型反映。

《太平广记》的编纂体例及其小说史意义

《太平广记》作为传世的第一部文言小说总集,保存了诸多宋前小说精萃,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太平广记》促进了当时及后世小说创作和小说集编纂;作为按题材分类编排的小说类书,对各类题材文言和白话小说的发展有极大的启发;作为公认的小说选本,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小说文体的认识,奠定了后来文言小说发展的格局。

《太平广记》中所见唐代婚礼、婚俗略考

以《太平广记》为主要研究对象与视角 ,并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做综合研究 ,总结唐代婚姻礼俗现象 ,并探究其形成发展原因。还原历史 ,再现真实 ,认识了解唐代婚姻礼俗文化 ,是本文的基本思想。

《聊斋志异》借鉴《太平广记》三题

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多方借鉴,词语、句式乃至有关情境常从古代典籍文献如《四书》、《五经》、《左传》、《楚辞》、《战国策》乃至历代正史、笔记小说中汲取营养,转益多师,为我所用,这正是《聊斋志异》有别于历代文言小说的显著艺术特征。《太平广记》是宋人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及释藏、道经等和以小说家为主的杂著,内容丰富,受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写作方法的蒲松龄的青睐势所必然。《聊斋志异》有关本事与《太平广记》的渊源关系,前人多有论述,这里不再加探讨;词语借鉴、情境借鉴以及注释校勘与《太平广记》的关系则是讨论的重点。

《太平广记》中的神异小说探研

《太平广记》中的神异小说以搜神聊异、说奇道怪为语义指向,获得了无益经典、有助文章、以广异闻的评价。就其内容而言有两大倾向:一者在奇、一者在异。记奇者多成于治世,是对生死离别、神界鬼域的高度生命体验和哲学观照;而怪者则多成于乱世,是对阴森怖异、子虚乌有的强烈的人生感受和命运意识的体会。就其手法而言有两种类型:一者只录表象,一者却寓情结。录表象者可看出佛道、巫风之盛,人以鬼神为实有;寓情结者则可视为在大量的表象的浸润启发之下,人们试图作出的超越鬼神观念,以神性说人性、以奇闻喻人文的努力。

《太平广记》篇目考辨三则——以韩藏《太平广记详节》为校勘依据

《太平广记详节》为朝鲜时期集贤殿文人成任编纂的一部《太平广记》的选本,所据《太平广记》底本为宋本,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今存韩国。据韩国学者所整理的《太平广记详节》篇目卷次考辨现存《太平广记》篇目三则:一、今存《太平广记》中《周广》篇名应为《广周》;二、"嘲诮"类《李寰》《韦蟾》《李台瑕》《陈癞子》疑属"嗤鄙"类。三、今存卷二七○"妇人一"下当有"烈女"类名。

李昉的文学文化活动与《太平广记》的编纂

李昉是宋初文化建设中许多重要文化活动的领导者、参与者,尤以领导、参与编纂完成《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大书为最。单就《太平广记》而言,《太平广记》的编纂,实为中国古代小说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对中国古代小说有着深远影响。

从《太平广记·狐》看狐意象的演变类型

《太平广记》中的狐可以分为雌狐、雄狐和佛形狐三类。雌狐意象经历了一个由瑞兽到妖兽,从美人狐到人性狐的变化过程;雄狐有邪恶之兽与博学书生之别;佛形狐是唐代特有的文学形象,反映出唐代崇佛的风尚。

《太平广记》里的舟船意象

《太平广记》小说里出现了很多舟船意象,这里主要以前七十卷为文本对象,从舟船的神异功能,民间信仰背景以及叙事功能等几个方面,探讨舟船作为沟通神人的媒介所体现出来的超越意义和探索意义。

超能与无能——从《太平广记》中的胡僧形象看唐代的宗教文化风土

在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大量来华的胡僧是一道特别的风景,也给当时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素材。《太平广记》所收唐代小说中所表现的胡僧形象,其最基本最主要的特点是无不具备神奇的法力,同时又被很极端地划归为“超能”与“无能”两大类别。这与不同宗教信仰间的争斗有关,也与胡僧的“外国人”身份有关。唐代小说中的胡僧形象脱离了真实,带有道具的功用,从中可以看出唐代的宗教文化风土。

流漫陆离:《太平广记》所见唐都长安社会风俗意象

古代文言纪实小说《太平广记》收录了许多表现唐代社会生活情形的小说故事,这对总结唐都长安社会风俗意象具有重要的史学参考价值。其描述长安社会风俗的小说故事主要展现以下四个内容:生活习俗中以“传坐”“踏歌”与“赏牡丹”为盛;胡乐流行于长安,羯鼓是当时最有名的乐器;帝王与百姓都热衷求仙服药以求长生不老,世人隐居终南山助于修道或入仕;统治者发展佛教,观世音菩萨崇拜已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民俗信仰,在长安传播的其他异域宗教都拥有信众。从这些奇特夸张的俗世百态中,可以体会到流漫陆离的唐都长安社会风俗意象。

唐代漂流人与东亚海域

漂流人即因风浪在海上失事漂流的难民，是从事海洋活动的特殊群体，其史料零散记载于各类史籍杂著。目前学界对明清时期朝鲜、日本漂流人事件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较多，而对此前和中国的漂流人缺乏关注。唐代漂流人故事在《太平广记》中比较突出，它们至少反映了以下问题：唐人对东亚海域自然和人文环境的认识；唐朝与新罗、日本等国之间的往来和交通状况，当时不仅登州在中外交通中位置尤为突出，而且青州、海州等地也是沟通唐与东海各国的重要据点。透过这些分析，可以得知唐代中国与东亚海域各国之间的交通和交往有了较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