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法制定中的“验历”问题

“验历”是中国古代历法制定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历法能否得到使用,以及对其优劣的判断,都要通过天象进行检验。在官方组织的改历过程中,往往有多家参与竞争,最终根据预测天象的准确程度来决定使用某家历法。文章以汉代至元代的历法改革为背景,探讨验历在中国历法制定中的作用,研究古代历家对验历的认识、验历活动的组织、验历的内容。验历所采取的天象经历了从气朔到日月食,再到五星运动天象的扩展,难度逐渐增加,且越来越精细,反映了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进步。验历的内容和方法体现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和天象观。验历的观测和对历法疏密的判定还显示出一定程度上的统计性质,说明中国古代对天体运动的认识并非完全决定论的,为偶然发生的天象及“天人感应”的思想留有了余地。

五运六气的历法背景

[目的]探讨五运六气理论的历法背景,从《黄帝内经》历法特征解读五运六气理论的背景基础。[方法]以文献研究方法,探究历法形成、《黄帝内经》中的历法及表现方式与五运六气理论的关系。[结果]古代历法是以天象为本而制定,体现了天地阴阳万物的变化规律。《黄帝内经》中的历法有太初历、四分历、十月太阳历。运气理论灵活运用了十月太阳历的内涵,并与太初历、四分历相统一。《黄帝内经》体现历法的方式有圭表测影、漏刻计时、正月建寅、四季五季、九宫八风、五运六气、二十四节气、六十甲子等表达方式。[结论]五运六气以太初历、古四分历、十月太阳历为基础,解读历法背景对学习运气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秦汉及以前的古历探微

该文澄清以往对《左传》的一些误解，指出不能把刘歆、杜预的说法作为《左传》的说法。人们普遍承认《左传》自有一套历法，该文第一次对《左传》历法作比较全面的探索，找出其岁实朔策等，指出它已具历法的雏形。文中指出，秦朝曾采用颛顼历与殷历，吕不韦引用的似是殷历而非颛顼历，该文比较全面地讨论殷历。文中指出，颛顼历是吕不韦被免相后采用的新历法。作者解释它所以是立春标准历，其太岁年名与股历相差一年，其星岁对照表与殷历的星岁对照表又相同的原因。太初改历的经过，《史记》《汉书》所载不同，《汉书》中又有一句话，表面看来自相矛盾无法解释，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改历经过以及太初历内容无法知其真相。作者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弄清太初改历经过及太初历内容。文中讨论三统历的内容及它与大初历的关系并略论干支纪年的演变。

西汉《易阴阳》对冬至特性的阐发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中期,历法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即物候历、颛顼历、太初历。不同阶段对于阴阳、四象、八风、八卦、五行、九宫等学说的解释都有不同。汉武帝太初改历体现着以冬至为中心的四分术历法思想,而作为一种历理准备,《易阴阳》对于冬至特性作出了独到的哲学概括,并将多种学说加以相应的调整,使之构成一种《易》学性质的历法理论。

太初历特殊置闰问题

《史记.历书》和《汉书.律历志》分别记述了具有同一起算点,但朔望月与回归年平均值根本不同的两种历.按照两部史书所记载的数据及算法分别排算出完整的历谱,并根据出土文物(汉简)对排算结果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按《汉书.律历志》排算出的"太初历谱"确实是当时颁行过的.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太初历具有长期未被揭示的特殊置闰问题.

略说《太初历》及其历史影响——兼谈落下闳其人其事

太初改历是西汉武帝中期一次重要的历法改革,同时也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活动。改历经过两个阶段,最后采用的是由邓平、落下闳等人制定的新历,以正月为岁首,将太阳历的二十四节气与太阴历的十二月有机结合起来,以无中气之月置闰,19年7闰,确立了我国历法的基本范式,对后世历法和天文历算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唐都、落下闳等人以方士身份参与改历,"以律起历",将历法推步与音律度量结合起来,虽巧妙地化解了改历中遇到的难题,但同时也使历法增加了神秘性和不可知性。落下闳是杰出的天文学家和历算学家,继承了先秦以来"浑天说"的思想,运用浑仪观测天象,以浑象演示天象,是"浑天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代表性人物。落下闳研究要结合《太初历》的研究不断深入,尤其是要与汉武帝"兴造功业""比德三王"等建立"汉家制度"的文治思想相结合,才能看出它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说“元二”——兼论数术背景下的汉代历法

《后汉书》、汉碑有"元二之灾""中遭元二"等说法,其"元二"长久以来不得确解。实则"元二"的说法,与数术背景下汉代的历法有关。汉代阴阳谶纬学说盛行,当时历家推定历法,也受到阴阳家思想观念的影响。汉人"以律起历",历家又迷信特殊数字,以《易》数来算律历,并以律历谈灾异。西汉前期官方实行《颛顼历》,武帝元封七年改行《太初历》,两者有所龃龉,历家为了弥合两者矛盾,于是在新历的一元中加入阴、阳二种灾岁,阳旱阴水,即一元之中有水、旱二种灾害,是为"元二之灾"。

秦王朝国庆(“十月朔”)与新年的合一

秦统一中国后,规定"朝贺皆自十月朔"。因为秦以建亥之月为岁首,采用《颛顼历》,所以就把夏历十月一日作为一年的开始,十月朔也就成了全民欢庆朝贺的法定节日。但随着历史上多次改历与置闰,秦原来形成的节庆活动也深深地融化在中国人的文化现象中了。

历数将易——《天官书》的文本编纂与司马迁的天人之学

以往学术史对于《天官书》的争论多集中于司马迁是否是文本作者的问题上。从出土文献来看,早期的天文类典籍多以单一的类型篇章进行流传,至于汉代,这些不同门类的天文文献开始融合成新的复合型文献,司马迁编纂的《天官书》即是如此。《天官书》材料来源杂驳融合了甘氏、石氏、唐都、魏鲜、王朔等学者单一的类型篇章而衍生出新的复合型天文文献。对比早期出土以及传世天文文献,可知早期的天文学说各有学术系统,《天官书》构建的天人体系是带有司马迁个人学术意志的一家之言,而这篇一家之言的学术系统影响甚远,其最终遮蔽了其他学派,成为古代天文学说的主流。同时,《天官书》的文本编纂也与汉武帝太初改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天官书》以太初元年为天文记录的分界点,既保留了旧有的天文数据,同时也预设了将来的星占之学。司马迁摹绘的天人系统试图囊括古往今来,其核心目的乃是为后世的哲王建立不易的终极法则。

迁正黜色:试析居延新简EPT4:90所见“连小月”现象

1972~1974年甘肃甲渠候官(破城子)遗址出土的简EPT4∶90记载了较为少见的“连小月”现象,即连续两个月仅有二十九日。理论上根据秦汉时期的颛顼历和太初历,朔策均大于29又1/2日,在大小月的交替组合中产生的余数积累后出现“连大月”现象,与“连小月”相违背。由于中央颁朔至地方有一定的时间差和民间自行制历的存在,即使在武帝太初改历之后,地方上可能仍存在着各自的制历系统,在中央颁朔未到达的时间里填补用历的空白。本文推测如果两种历朔出现矛盾,则可通过调节月份长短予以弥合,由此产生“连小月”现象。地方性制历在调整月份大小、记日干支的过程中向中央颁布的历朔靠拢,从而纳入统一王朝的时间秩序中。

黄帝传说与《史记》的政治传统建构

《尚书》始于尧舜,这是经过孔子编订,汉代经学确立的权威的历史开端。司马迁所见所闻并不多于孔子,何以将历史的开端提前至黄帝?这是作为史官的司马迁在为汉武帝托古改制而努力建构改元封禅的政治传统。太初改制在秦汉帝国革新更始的思潮中,围绕改历和封禅展开,《史记》确立“汉兴复当黄帝时”的新纪元。司马迁根据汉武帝改制的需要书写黄帝,也利用黄帝为武帝改制提供了历史和思想的“证据”。此过程体现了他为汉家立法,以当代圣人书写当代经书的雄心,最终也成为他遭受宫刑的原因。

太初历的纪年问题——太岁纪年法被淘汰的原因

战国、秦到汉初,古人确曾用过太岁纪年。但东汉以后,太岁纪年为什么被淘汰?太初历所定"百四十四岁而太岁超一辰"是否准确?文章从十干和岁阳的对应、摄提格与假岁星混用等7个方面作了大胆、新颖的论述。

试论三统历对太初历所作的易学诠释转向

太初历和三统历是西汉时期最为闻名的两部历法,并且两历之间存在着治历原则、理念以及推算数据上的一致性。据此可知,三统历实为脱胎于太初历而成。但三统历并不是对太初历的简单复述,而是依托《周易》等儒家经典对太初历做了诠释层面的转向。通过借助《周易》等儒家经典,三统历将历法从元气宇宙论的朴素层面导入融合天人的天道关怀之中,使历法成为沟通天人的媒介。之所以产生如此转变,其原因在于随着儒学经学化的逐渐深入,儒家经典的解释权及其解释范围逐渐扩大。历法的制定亦开始尝试新的发展理路,在历、《易》一体思维的关照下,取资象数易学的思想学术成果,成就历、《易》结合的新的"范式"。

论寅正与《黄帝内经》成书年代

数十年来，学者多以《黄帝内经》用寅正论断其主体或部分成书于汉武帝太初改历之后。这是中国古代医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失误。利用文献学、历法学、考古学的最新成果，以“二重证据法”可以论证：寅正在先秦已经很普及，并非始于汉武，所以以寅正为断代依据来判断《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的方法和结论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