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周王朝中的齐太公后裔

史籍中关于周公、召公以一子就封,另有子"世为王臣"的史实比较明确,但对于同为开国重臣姜太公是否有子"世为王臣"则文献无征。通过近来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师■钟、师■鼎、即簋、师臾钟铭文考求其世系可知:姜太公确有两子世为太师,留侍王室,同周公、召公家族情形相似。

也论姜太公的身世、里籍与年寿问题——兼论古史研究的模糊性

古代文献有关姜太公身世、里籍、年寿等记载,史料来源极其复杂,真伪难辨,疑点颇多。由于缺乏第一手原始材料的支持,不少晚出传说本身就存在着诸多相互矛盾与不合理之处,留存史料的模糊性从根本上制约着已有研究结论的"精确性"。近年来学术界对姜太公身世、里籍、年寿等问题的"精确性"认识和研究,日益暴露出一系列突出问题。单纯追求研究的"精确"性,往往适得其反,只能导致与历史事实距离更远。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古史研究的模糊性不影响对历史规律的揭示和部分历史真相的恢复,模糊性理论对于古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姜太公称谓及清华简《耆夜》“吕尚父”问题

先秦文献中,姜太公有师尚父、太公、太公望、吕望、吕尚、吕牙等称谓,迄今为止,先秦文献中尚未出现过“吕尚父”的称谓。“吕尚父”之称,在传世文献中出现时间颇晚,而且出现次数极少。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吕尚父”之称仅出现于唐代及以后文人诗歌、杂记,无一出自史学著作,因而其在古代文献中流传并不广泛。先秦文献和周代金文中作某父的人名颇多,清华简《耆夜》简2—3简文作“郘上甫”,从文字使用上,显得颇为费解,而且和绎(毕)公高、邵(召)公保睪(奭)、周公叔旦、辛公■甲等称谓比较,用字颇不工对。清华简《耆夜》篇存在诸多诸如此类的疑问,《耆夜》的时代和清华简的真伪,自然是清华简整理和研究过程中,无法绕开且亟须澄清的一个重要学术难题。

唐朝武庙与太公崇拜

唐朝武庙是祭祀姜太公为代表的历代军事家的庙宇。武庙最初源自由姜太公个人崇拜的太公庙。唐朝开创武庙国家祭祀之先河是军功崇拜的最主要体现。唐朝武庙祭祀体系完整,礼仪规格同于文庙。虽然武庙地位在唐朝亦有反复,但举国上下对姜太公的崇拜却一以贯之。武庙倡扬了唐朝武风,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台江县台拱镇汉族说的汉语方言音系

文章在详细调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拱镇汉族人说的的汉语方言的基础上,对该汉语方言的语音进行了共时描写,并与普通话语音及中古音作对比。

太公祭与刘伯温家族传说的互构性关联研究

太公祭是浙南地区祭祀明朝国师刘伯温的仪式活动。在太公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刘氏家族传说。家族传说为太公祭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是太公祭得以传承的内在精神源泉。同时,太公祭为家族传说提供了实体依托。神圣的祭礼让家族传说获得了生命活力,并通过身体实践融入到血脉当中,化为家族传统的一部分。家族传说与太公祭的结合与互动有助于家族的长远发展。

《楚辞·天问》所见姜太公事迹考——释“迁臧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

郭店楚简有关"吕望为臧"的事迹,为解释《天问》"迁臧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一节提供了重要依据,结合《庄子·田子方》篇相关记载,可以推知该节是对姜太公传说的记述。

《晏子春秋》思想渊源探析

作为先秦典籍,《晏子春秋》对上古圣人明王和风俗文化多怀仰慕眷恋之意,而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则把盛世贤王与衰时暴君区别对待,这体现了历史对该书的巨大影响。春秋时期齐国内外复杂的环境与前诸子时代的文化对《晏子春秋》思想的影响也很大。此外,该书还吸收了齐国本土东夷文化、姜太公及桓管思想事迹中的有益成分,形成了自己丰富而独特的各种理念。由于《晏子春秋》初步成书于战国稷下学宫,故来自不同派别稷下学士的思想也在该书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姜太公的里籍及其归周前后的活动

姜太公的里籍并非河南汲县和渭水上游地区，而是在山东境内姜姓国家中的吕国。姜太公归周的时间应在商纣赦文王以后。其归周后为灭商作了充分的准备，在商、周兴替的历史变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刘端临先生文集》版本考辨

《刘端临先生文集》版本系统主要有两种,一是《刘端临先生遗书》本系统,二是刘宝楠编本系统,后者包括《刘氏清芬集》本和上海图书馆所藏抄本。"清芬集本"新增五篇佚文和十四篇考证性短章,但又失收两篇"遗书本"已载者,且整体篇目次第亦与"遗书本"截然不同。"上图抄本"是颇具学术价值的新版本,虽然保存了"清芬集本"新增之五篇佚文,但在整体收文标准、数量和次序上又表现出向"遗书本"之回归。综合考察编纂传刻过程,既可为研究刘台拱著述厘清诸本文献源流,又可为学界考察刘宝楠及其《刘氏清芬集》和《宝应文征》编纂情况提供新的线索。

《诗》“至于歧下”的再思考

周人先世自太王迁岐才有"周"之说不足征信,从史料上看,周人的古公亶父和太王亶父是时代相距很远,处于两个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两个代表人物。古公亶父是周人记忆中初民时代的氏族领袖,是初民时代对偶婚"望门居"向对偶家庭转化时期的代表人物。太公亶父是周人迁岐时的领袖,是文王的近祖。

齐太公世家姓氏流变考略

姓氏源流是上古及三代史领域的一个重要论题。姓起源于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因生以得姓";氏起源于三代,主要是周代,"胙土命氏"。姓氏的社会作用不同,姓以别婚姻,氏以辨贵贱。秦汉以降,"混氏于姓",姓氏合流。齐太公世家姓氏流变可以佐证之。

《史记》所载齐太公事迹举隅

《史记》中多处记载了齐太公事迹,其中言及他在武王伐纣之事中积极乃至急迫之态度,值得关注。通过对《史记》中相关材料的辨析,联系其在牧野之战中的致师者身份,结合周代最重要的仪式乐舞《大武》中的场景、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等文献中对太公出身和早年经历的记述,可知《史记》关于太公在伐纣一事上态度非常积极的记述,是可信的,而其原因很可能就在于本是山东土著的他,在商代晚期征伐东夷的战争中遭受覆族亡家之痛,本人成为战俘,被带到商王朝的统治中心作为奴隶役使。

“太公”姓氏名号考论——《苏秦始将连横》臆说之一

《苏秦始将连横》的“太公”注,分歧较多,主要有三惑:(一)“姓姜亦姓吕”与“姜姓吕氏”;(二)名“尚”与名“望”;(三)号“师尚父”与号“姜太公”。这三惑两千来未得明确,立足于当代,依据史与文的分别,“太公”作为历史人物,姓吕,名尚,字尚父(或名牙,字子牙),号太公望以及由此产生的吕望、齐太公等;而作为文学或民俗人物,则以冠姜字者的姜太公、姜子牙等为妥。

论古代齐国农业发展思想

古代齐国开创了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的大业,这与他们高度重视农业,大力发展农业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他们发展农业的政治原则、大农业体系、政策措施以及生产技术和生态保护思想,对我们今天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邵晋涵与刘台拱初识问题祛疑

邵晋涵和刘台拱是清代乾嘉年间著名的经史学家,在当时学术界享有盛名。关于两人初次相识的时间,近人黄云眉《邵二云先生年谱》和刘文兴《刘端临先生年谱》均未明确谱录。邵晋涵自己说在"徒维遏茂之冬"始"获交刘君端临",对照历代通行的干支纪年乃是"己戌"年,然而六十周甲中并没有这个纪年名称。这究竟是邵晋涵记载失误,还是另有其它原因?只有考证清楚这个问题,并且作出合理的解释,才能消除人们的疑惑。

开元盛世背景下《私教类聚》中的《颜氏家训》实学教育理念

吉备真备所著《私教类聚》是在开元盛世留学唐长安19年的基础上,以唐代童蒙教训书《太公家教》为中介、以《颜氏家训》为原型而撰写的“以子孙为对象的道德教训书”,是奈良时代“日本撰述的教科书”,在日本教育史上的贡献和开创意义是:明确教育方针非“腐儒”式的读书学问脱离职业实际,而是把职业和读书学问看作两位一体的有机统一体,即职业精进离不开读书学习甚至是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进而用这一实学理念作为童蒙教育乃至贯穿整个人生的教育方针。

“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史记》对太公形象的再塑造

《史记》记载太公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是司马迁依据黄老思想对吕尚倾商活动的总结。阴谋思想出于黄老学,司马迁深受黄老学思想影响,他认为吕尚修德和等待时机等行为符合黄老阴谋之说。吕尚行阴谋的说法出自深受黄老思想影响的《六韬》,司马迁熔铸自己对历史的理解,重新塑造了太公形象。

敦煌本《太公家教》的传播及其对中国俗文化的展现

《太公家教》是敦煌文献中写本最多的家教类蒙书,一直以来深受关注,论著篇章多达数十种。其内容为梳理经典要义并改写成琅琅上口的韵语短句,同时集录当时社会流行的足以发人深省的谚语,展现雅俗融合的"格言谚语体"特色。因其易于接受、便于口传、利于记忆因而广泛流传,影响久远。本文特从《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文词教林》《新集文词九经抄》等变文、蒙书的援引以及在《太公家教》基础上改写创作的通俗训诫诗一卷本《王梵志诗》入手,考见其在敦煌社会的接受与影响。又从吐鲁番文书及吐蕃文《太公家教》写本残卷、唐代长沙窑瓷器遗存所见的字句题词及典籍记述等,亦可考知其在敦煌以外的流传与影响的情况;说明此蒙书具有传承性、变异性与集体性的特色,彰显出传统蒙书的社会价值及其对中国俗文化的意义,也开阔童蒙文化研究的另一视野。

淄博太公湖水环境治理生态清淤实践

由于北方缺水,水源短缺,人工湖清淤及底泥处理成为新一轮河道治理中的一个现实问题。结合淄博市临淄区太公湖清淤工程,对湖区生态清淤、底泥处理等技术问题进行了分析,为以后其他地方的人工湖清淤、底泥处理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