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东南地区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

抗战时期,闽浙赣粤四省毗连的东南地区,是一块相对独立的抗战区域。发生在这一区域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规模足以与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和以重庆、桂林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讨论鼎足而三。东南地区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没有形成讨论的焦点,但形成了几个较为固定的论域,且取得了一些较为相近的意见,在“孤悬东南”“区自为战”的情况下,还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性特征,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晚清学者对“日本文学”的发现——以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为中心

晚清士人对“文学”启蒙的重视,一般被认为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且多以康有为、梁启超等赴日名人为先驱。然而,作为晚清首批赴日游历使的傅云龙对“日本文学”的发现,却很少被提及。傅云龙在《游历日本图经》中专设“日本文学”一门,上卷以江户儒学为中心,兼论诗学、书学、医学、兵学,下卷专论明治时期日本的学校教育。傅云龙的文学观虽然未脱士大夫风的广义“文学论”,但他通过对明治二十年日本的踏查,既感知到了西学与汉学地位之升降,亦捕捉到了西洋教育对文学“启蒙”“开化”之重视。傅云龙对“日本文学”的发现,在晚清的日本研究著作中具有重要的先驱意义。

殖民法律与赖和文学创作

1895乙未割台,台湾地区被纳入日本殖民体制,海峡两岸中国人面临着各自的社会问题与主要矛盾。海峡两岸先觉者都走上救亡启蒙的道路,“民主”“科学”是祖国内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与目标旨趣,“法律”则是日据台湾地区社会运动的斗争缘起与诉求方向。日据台湾地区,法律既是日本带来的现代化形式,也是异族殖民下的强权工具。赖和被尊为“台湾新文学之父”“台湾的鲁迅”,其新旧文学作品深具时代精神。考察赖和文本内外的法律因素,不难发现日据时期作为公平正义象征的“法律”极具殖民性特质。法律书写是赖和文学不同于祖国内地现代作家作品的重要纬度,这是日据台湾地区特殊的殖民权力结构所决定,也是台湾地区文学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丰富。

山东省民间文学类“非遗”在日传播现状分析

以山东省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调查和分析山东省国家级和省级的山东省民间文学类“非遗”名录收录情况、地区分布和主题分布及其价值。并以日本国内主流的学术论文数据CINII以及作为日本国家图书馆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作为数据来源,分析在日传播的载体、语种、主体、内容主题等方面特征,以掌握山东省民间文学类“非遗”在日本的传播现状。

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在日本的翻译群落分析

生态翻译学“三生”理念中的翻译群落生存为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在日本的翻译群落研究构建了分析框架。日本的英日科幻文学译者群体确保了中国当代科幻文学英日转译的顺利进行,汉日文学译者群体亦逐步凸显其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同时,英日科幻文学译者和汉日文学译者积极合作,携手开拓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海外翻译与传播的新模式。早川书房和其他相关文学杂志出版社构成的出版媒体群体为中国科幻文学在日本的生态适应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翻译群落与文本生命有机互动,拓展了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海外生存空间,共同推进了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在世界场域的传播。

战后初期阳明学在日本的接受与传播——以战后派文学家三岛由纪夫为例

阳明学在日本江户时代封建思想的解体及幕末维新时期的思想启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阳明学在日本逐渐式微,以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战后派文学家试图以阳明学这一精神武器重构日本国民精神。分析发现,战后初期的日本阳明学与江户时代的有所不同,战后初期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使日本阳明学与中国本土阳明学在“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之仁”等思想理解和行动诠释上存在较大差异,这在以三岛为代表的战后派文学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战后初期日本阳明学并未能充分发挥鼓动人心、造成时势的作用,三岛所希冀的“维新事业”也不得不以悲剧收场。

日本近代职业教育演进分析

明治时期,日本全面引进西方职业教育模式,职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形成,“实业兴教”的目标得以实现,职业教育成为服务国家战争不可或缺的内容。大正时期,民主主义的思潮席卷各个领域,初等职业教育开始建立产学制度,中高等职业教育也得到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军国主义观念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不断加强。进入昭和初期,战时经济的刺激推动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政策改革带来了职业教育的革新,日本迎来军国主义职业教育的综合化改革,但这种改革最终导致军国主义职业教育面临危机甚至瓦解。

技术遐想与文明窥探:20世纪初期日本报刊与文学中机器人形象的生成

20世纪初,西方文学中的虚构概念“robot”空降日本,在媒介空间中完成与实体人形机器人的认知投映后逐步实现了具象表征与抽象隐喻的多维分层,从陌生的外来词取代意译词“人造人”并最终内化于日语。报刊和文学分别依托“事实”和“幻想”参与了这一场本土文化的创造性生成,报刊聚焦其技术属性,将舶来品robot塑造为西方先进文明的象征,文人作家则以浪漫乌托邦式的想象凸显其未来属性,而二者赋予robot的社会属性已然模糊了西方机器人文化中严格的人机界限。昭和初期的机器人之梦始于对技术文明的憧憬,提高生产力、节约劳动力的社会内需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同时以共生共存为内核的日本传统思想价值观驱动了对西方机器人文化的能动性汲取,保留其技术框架并填充以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未来想象,从而抑制了消极机器人论的结构性深层渗入,一种“共创型”机器人文化已见雏形。

中古中国谱学的域外遗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谱系家”发微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谱系家”,著录七部谱系文献,包括“皇族谱”“姓望简谱”和佛教谱牒三类。其命名和著录文献方式,明显继承了《隋书·经籍志》“史部谱系类”。通过考察《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谱系家”著录文献情况,可知它丰富了中古中国谱系文献的书目,也为中古谱学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带来了新认识。

错位的“海国”记忆:论日本当代海战文学

关于日本文学中的“海洋国家”意识,日本学界已做过一些探讨并有所共识,认为日本文学中的“海洋国家”意识较为薄弱、滞后,但在日本当代海战文学的评价方面存在分歧。日本研究者对其或闭口不谈,或予以高度评价。究其缘由,相关作品虽然凸显了日本人在绝境中的强韧意志,记叙了日本人的海洋体验,但亦对日本的“战败记忆”进行了诸多改写,遮蔽了历史真实,如偏重太平洋战争题材,以营造日本与欧美国家抗衡的封闭视野;采用日本海军官兵视角,塑造以日本海军为代表的“理性爱国者”形象,以抵消对亚洲邻国的战争责任等。如此叙事方式与诸多亚洲国家的历史记忆存有深刻的裂痕,折射出当代日本“海国”意识的畸形发展。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最新版《资料收集方针书》解读

本文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资料收集方针书》为研究对象,对其形成的历史进行考察,之后对最新版《资料收集方针书》的结构进行解读,进而着重对其内容特点进行分析,得出依托馆藏发展战略适时修订文献采选条例、加强呈缴立法促进国内文献全面收集、纸电结合巩固外文馆藏优势的启示,以期对我国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晚清民初留日女学生的异域文学书写

晚清民初,出洋留学成为一时风潮,许多女性纷纷走出国门东渡日本。异域的新思想、新见闻与情感体验,使留日女学生的接受视野渐为开阔,在文学书写中流露出对国家现状与前途的关注与忧虑、对女性自身处境与地位的探寻、发展女学的大声疾呼。留日女学生的异域文学书写,展现了女性对社会和文学变革的积极参与,也推动了女性书写从传统向现代的时代转型,同时也可鲜明感受到新知识女性从闺阁走向社会的身份转变与认同。

基于学科服务的个案研究——访谈日籍留学生对客家方言研究的信息需求

读者阅读需求、学科出版量及研究现状都有个体差异。开展个案研究便于微观观察阅读需求特点。客家方言研究属客家学、语言学的共同分支,主要为海峡两岸中国人研究,却选罕有的日本研究者访谈,是要让个案研究更具典型性。

日本殖民侵略的自供、掩饰和美化——日据后期在台日本作家长篇小说析论

西川满的《台湾纵贯铁道》、滨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和庄司总一的《陈夫人》 被视为日据末期在台日人作家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纵贯铁》宣扬北白川官率军征服台的“功 绩”,史载台湾军民的殊死抵抗被写成“土匪”式骚扰,而日军的屠城式大规模烧杀行径则被 淡化或合理化。《移民村》宣扬日本人的毅力、信念、真诚品行和科学精神,赋予日本对台湾 的“移民”(殖民)以正当性。《陈夫人》具有人性的深度开掘和对台湾庶民生活细节的细腻描 写,甚至写出了现代性、本土性和殖民性的复杂纠葛,但仍带有殖民文学的明显印痕:对中国 (台湾)文化的“误读”以及宣扬日本人带给台湾“现代化”的理念。它们不同程度地都是日 本对台殖民侵略的自供、掩饰和美化。

2006年日本经济问题研究综述

对日本经济研究的文献近年来呈不断萎缩趋势。本研究通过综述发表于2006年的659篇关于日本经济的核心期刊论文,回答了"谁在研究日本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怎样研究"等3个主要问题。可以发现,国内学者的研究兴趣不但取决于日本经济状况,还受中国国内的热点经济问题影响。

有关皕宋楼藏书东去日本的若干思考

清末,时代动荡,陆家出售皕宋楼已成必然,然最终被日本人购得是有原因的。日本历来重视汉籍,明治维新后汉籍虽曾一度遭到摒弃,但随着"日本中国学"的兴起,汉籍热重新掀起。继而出现的日人来华访书现象和后来的疯狂掠夺汉籍等举动,给中国文献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浩劫。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的皕宋楼最终也未能逃过此劫。

试论大正日本文学中的东方主义

从明治末期到大正年代,随着大日本帝国的建立,日本文学中形成了"东方主义"视角,拥有了一套用来表述其他亚洲国家的霸权话语体系。中国由于悠远的历史、广袤的国土、适度的距离成为大正年代日本作家普遍关注的"东方异国"的主体。他们用经典文本中的幻象取代中国的实体,在中国寻找神秘浪漫的异国情调。同时,中国作为日本的"东方"使日本作家自身的殖民者身份得以确认,中国因此成为日本帝国文化的有效参照系。但是,当大正年代的日本作家对"中国"现实的了解达到一定深度时便普遍停止了对中国的"东方主义"叙事——既是出于对记忆深处的美好的中国古典的回护,也是出于对真实中国的失望。

论日本战后派战争文学的主题

日本战后派战争文学的主题既不是反对侵略战争,也不是反对战败,而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反思,描写战争的残酷以及带给普通民众的心理创伤。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反战、厌战的思想意识,其中既有深层次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与作家的个人体验密切相关。

论日本无赖派作家太宰治的文学思想

日本无赖派文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重要文学派别,而太宰治是无赖派文学派别中的最为著名作家之一。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是在其生活阅历和文学创作经历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思想意识主要有"颓废堕落"意识,"自杀"意识,"罪"意识,"孤独"意识,"基督"意识等,被日本学界称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

台湾香港当代文学中“日本形象”比较

日本在台湾、香港当代文学中呈现出不同形象。台湾文学中的日本形象是复杂的,有着特定的发展过程:从光复初期日本形象的多元化,到20世纪70年代文学作品多以"反日"为题材,再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作品中的日本殖民者形象被国民党"殖民者"形象代替,直到今天某些台独分子表现出"日本情结"。而同样曾经历经日本殖民统治的香港却没有形成台湾人那样复杂的"日本情结",对战时日本的记忆更多表现为残忍、血腥和暴力的形象。这种差异的产生与台湾、香港不同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以及被殖民方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