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新剧运动的发生及影响

肇始于日本殖民时期的中国台湾新剧,既是传统戏曲向现代话剧的过渡阶段,剧本创作逐渐取代幕表制,不断革新剧场艺术,也是对中、日戏剧资源的转化,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堪称中国台湾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锋。蓬勃发展的民族运动加速了新剧运动的兴起,借助“剧场”这一舞台,新剧运动以思想启蒙为已任,尝试寻求自由、平等、解放的路径,以其反殖民主义精神在中国台湾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台湾地区日据时期的民俗与大戏

探讨日据时期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俗与大戏,以文献为基础结合调研进行综合分析论述;认为中国台湾地区的民间戏曲活动具有两大特色,一是与民间信俗关系密切,二是借此处理人际关系;论述中国台湾地区早期民间戏曲主要源自内地闽、粤地区,可分为大戏、歌舞小戏、偶戏三大类,在日据时期中国台湾地区盛行的大戏包括南管戏、北管戏、四平戏、歌仔戏及京戏。

台湾戏神雷海青信仰研究

明清以来,在台湾移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各种戏剧纷纷传入台湾。雷海青成为了台湾的主要戏神。雷海青信仰反映了台湾民间戏曲的渊源流派及民众的信仰习俗,具有行业性、混杂性和虚构附会性等特点。雷海青的个人德行和民众的生活需要造就了雷海青信仰的兴盛。

从文化生产视角看新台剧的产制现状与未来发展

凭借《我们与恶的距离》《想见你》《俗女养成记》等突破性剧集作品,沉寂近十年的台剧重新引起了大陆观众的关注。从文化生产视角出发,对2016年以来台湾地区的剧集产制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新台剧是台湾岛内影视剧业者抓住跨国跨区媒体公司和OTT平台在亚太市场进行产业布局的机会,打破原本由岛内商业电视台主导剧集生产局面的结果。凭借外部输入的资金和先进的制作资源,台剧内容业者得以制作投资风险高的类型化剧集,这同时也带来极高的“全球在地化”风险。新台剧为华语电视戏剧产业发展以及应对全球化风险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样本,对于促进两岸文化交流融合也有镜鉴价值。

论琼瑶电影的中国性与台湾图像

琼瑶电影对台湾电影史的影响一直未被评论界给予充分的肯定。在华语电影研究中,研究者对台湾电影史的关注点往往也是从早期的台语片、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直接跳到台湾新电影,忽略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创造票房奇迹的琼瑶文艺片。事实上,琼瑶电影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有助于台湾电影开辟富有特色的文艺片类型,并继承了自中国电影诞生以来不断发展的通俗文化色彩浓重的商业电影传统;同时,琼瑶电影还运用通俗情节剧的模式演绎了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并在社会中产生教化、抚慰的作用。追溯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将通俗剧模式与中国的道德伦理、政治问题、文化反思等联系在一起,一直是中国电影历来的传统。琼瑶电影对通俗情节剧模式的运用,不仅表明了它与中国电影传统的深厚渊源,也表明了它与中国文化传统血浓于水的关系。另外,琼瑶电影在表现爱情王国的浪漫时,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台湾图像。琼瑶电影在台湾影史上共掀起了两次为时较长的观影热潮,在这先后两个时期里,影片的故事背景、人物关系、情节设置等方面也相应地有着一定的变化,这也反映出了台湾社会的时代变迁和台湾民众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

转型:从写实传统到现代主义——论1960至70年代台湾话剧的发展

台湾话剧从写实传统向现代主义转型是在1960年代后半期及70年代。姚一苇等戏剧家为了真实深刻地描写现实和表现人,为了给已呈衰颓迹象的台湾话剧注入活力,借鉴西方现代派戏剧并融合民族戏曲传统去求新求变,推动了中国话剧艺术的发展。

日据时期台湾戏剧反日活动的研究

台湾戏剧在日据时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日活动,先后经历了戏剧文化自发的反日倾向、戏剧团体组织性反日运动、戏剧人零散式反日创作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各有其相应的政治背景,但都深切体现了台湾人民抵抗外来殖民统治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

当代台湾历史剧创作的三种路向

历史剧在当代台湾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从历史题材也要"完成反共抗俄复国建国任务",历史剧创作同样体现出强烈的"反共"倾向;到历史剧注重"娱乐与教育结合,以陶冶国民性情,提高国民素质",出现为了"摄取传统文化、思想、道德的精华"而从事历史剧创作;到进一步,历史剧创作着重"在一个大家所熟知的故事中注入当代人的观念",等等,当代台湾历史剧发展遂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创作路向。

“相声”成“戏”:台湾传媒与“相声剧”的关联

"相声"被冠以"剧"之名,成为相声剧,明显地演员从相声中的"叙事"身份,转变为代言角色。在这转换过程中,除艺术本身的缘由外,台湾传媒亦对相声剧的生成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藉由传媒之助力,"相声剧"之名为大众所接受,进而在学理上得到确定,推动了相声剧多元发展。

台湾地区百年话剧中的民族寓言

民族寓言是民族叙事的一种独特形式,台湾地区百年话剧的民族寓言包括原型叙事、历史叙事和乌托邦叙事等。原型叙事作为文化记忆与集体潜意识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琴韵千秋》《楚汉风云》《和氏璧》等剧目中,知音、君子、英雄等“原型”意象隐藏着文化特质和人格,以新型话剧形式,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文化精魂。历史叙事作为历史记忆与现代转型的民族寓言,体现在《国姓爷》《阉鸡》《胜利进行曲》《光复进行曲》《牛犁分家》等剧目中,以个人和家庭的故事展现台湾地区人民在荷占和日据时期集体的反抗斗争和后殖民论述,也展现台湾地区人民和祖国血脉相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乌托邦叙事作为社会理想与现实指涉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猪八戒做和尚》《武陵人》《暗恋桃花源》等剧目中,“桃花源”作为中国人理想世界的象征,在台湾地区剧场重生,创造乌托邦叙事的民族寓言。民族寓言使台湾地区话剧激活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蕴含集体无意识能量,焕发出更加璀璨的理想色彩和艺术光芒。

论《人间孤儿》与台湾文化身份的建构

台湾戏剧《人间孤儿》植根于台湾人社会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的主体意识,并进一步表达了对这一主体身份的诉求。戏剧运用叙述、拼贴等后现代手法,以及对历史叙述的解构和重构,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和观照,试图建构台湾的文化身份。然而,这些解构性极强的形式技巧却以落入另一种意识形态而告终,所谓台湾文化身份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论纪蔚然戏剧中当代台湾社会的精神困境

纪蔚然的戏剧主要从三个层面由表及里地呈现了当代台湾社会图像及面临的精神困境:一是勾画台湾当代家庭关系、个人生活、社会政治与媒体文化中的种种乱象,表现当代台湾社会精神困境的外在症候;二是追踪台湾不同世系知识分子面对社会责任而产生的无力、幻灭、冷漠乃至困惑的心路历程,体现台湾精神困境的纠结难解;三是探讨台湾社会认同问题产生的三大原因:统"独"和族群意识导致的集体认同分裂、趋附西方强势文化的认同异化以及本土文化建构方向的认同迷惘,揭示认同的危机才是造成台湾社会精神困境的根本原因。

台湾外省第二代李国修戏剧中的创伤记忆与超越

作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外省第二代作家,李国修接收到了父辈遗留下来的移民身份和创伤记忆,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创伤体验,并将之作为其戏剧表达的主要课题。他以戏剧形式记录并修补了父辈的创伤与遗憾。同时,面对父辈传递下来的创伤体验,他也以戏剧艺术纾解、治疗自己对灾难重演的恐惧和身份认同被破坏的焦虑,表达了对生命安定的渴求。从创伤心理学的理论视野对李国修的戏剧创作进行观照,既能真切感受到台湾外省第一代的移民创痛,更可深入理解台湾外省第二代所特有的现实和精神处境,从而对台湾社会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台湾女学者华玮的中国古代女戏曲家研究

华玮是当代台湾著名女学者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古代戏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2 0 0 3年内 ,她点校的《明清妇女戏曲集》和她的专著《明清妇女戏曲创作与批评》在台北出版 ,这两项成果在资料考证和理论分析方面都在原来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

台湾外省第二代李国修戏剧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阐述台湾戏剧家李国修身为外省第二代,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呈现了外省第二代所特有的在生命、政治、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困境,以及通过对于自身生命体验的忠实记录来建构庶民身份认同的努力。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分析李国修的戏剧,既能深入理解台湾外省第二代的生存处境与复杂的心理状态,也有利于认识台湾社会族群生态的发展历史。

殖民地台湾与伪满洲国“放送剧”研究(1937—1945)

1937年后,日本在台湾与伪满洲国大力推动"放送事业",并加紧建构殖民地"放送圈"(广播联播网)。话剧、历史剧、戏曲等广播放送剧因为富有娱乐性、趣味性,成为两地听众日常喜欢收听的节目。两地文化演出市场在殖民文化政策的钳制下相对凋敝,但"放送剧"却异常繁荣,两地文化人皆从中获得一定的戏剧创作空间。

殖民之殇:“皇民化剧”在台湾(1937~1945)

日据时期,与其殖民扩张和统治相呼应,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倡导新剧,“皇民化剧”(1937~1945)与“皇民化运动”共生灭,利用文本叙事“建构”台湾的方式蒙蔽大众,确保日本文本话语的霸权统治地位,给台湾民众带来沉重的心灵阴影和严重的精神创伤。审视日本文化殖民主义的本质、危害和影响,以期在求同存异的文化共识下,进一步深化两岸戏剧研究。

台湾布袋戏武侠形象的剖析

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影像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深入剖析台湾布袋戏的武侠形象特点,将其武侠形象系统概括为戏剧属性、武侠表征、武侠精神内涵三个方面。布袋戏的戏剧属性为武侠形象塑造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经由木偶纵横开阖的动作展现出了独有的侠之气势,再由立体背景勾勒出"江湖""武林"的武侠意境,以此构建了视觉上的武侠;精神层面上,把传统武侠的"行侠"初心过度阐释为一种孤独的心境,延续了传统武侠"情义为尊"的一贯风格,在"情与义"权衡中尽显戏剧武侠的表现张力。

台湾地区莎剧（1949～1987）演出的影响

莎士比亚自从一八五六入华，已经超过百年。台湾地区在中华文化的文化体系架构下，在接受、演出莎剧的历史，是传承着“中国莎剧”演出之影响。“中国莎剧”演出之影响则具现在台湾的教育体系下：一是以英文系所开设的“莎士比亚”文学课程；而莎士比亚在戏剧科系则为实践课程的“毕业公演”演出。本文拟以两位莎剧学者：台师大英文系梁实秋与文化大学戏剧系的王生善。本文拟以这个脉络论述莎剧演出在台湾地区戒严时期的兴衰，分析研究莎剧演出在台湾地区戒严时期的的面貌，进而阐述其所代表之意义。

20世纪台湾客家采茶戏的发展与衍进

客家采茶戏自清末传入台湾后,逐渐在台湾客家地区生根发芽,成为台湾众多戏曲剧种中风格独特的民间戏曲。随着1895年台湾割让于日本和1945年光复后国民党的入台统治,其政治和文化经历了百余年的曲折进程,客家采茶戏在台湾岛屿区域内与大陆的采茶戏并行发展。由于多剧种在其较小的岛屿空间内近距离的互相影响与高度融合,台湾采茶戏与大陆采茶戏有着相异的发展历程和状态,更多地融合了京剧、歌仔戏、四平戏等戏剧的演唱、表演、剧目、舞台、程式等因素,呈现出更具包容性和涵化力的特性。本文通过梳理台湾客家采茶戏在20世纪的曲折发展历程,探讨和分析在中华传统文明大语境下,台湾客家采茶戏在相异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所经历的不同发展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