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Brief Review of the Second Revision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Since the enactment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n 1979,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system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refinement and elaboration. A relatively complete framework for the criminal procedure system has been constructed that fits in well with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thinking on criminal procedure. The Decision on Amending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ss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March 14, 2012 highlights China＇s strenuous efforts in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It also demonstrates the consolidation and absorption of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s continuing reforms. A review of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Amendment to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s highly significant for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近年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改革及其启示

近年来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经历了重大的改革,其审判制度吸取了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的内容,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都着力加强人权保障,大幅缩减了检察机关的权力。台湾的这些改革总体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也存在诉讼法律移植时片面、忽视实际,以及未对一些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缺陷的立法进行改革的不足。台湾的经验对大陆的刑事诉讼改革有几点启示与借鉴,即司法改革必须进行诉讼权力结构的调整,要肯定和支持司法机关对于刑事诉讼改革的积极作用,要积极稳妥地借鉴两大法系审判方式的长处,但要加强配套措施,同时在诉讼法律移植时应全面和审慎。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规定的不足及其完善

2012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作为单独的一节进行了规定,这是技术侦查法治化发展的里程碑,对于人权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从此,技术侦查从幕后走向了台前,取得了合法性,通过技术侦查取得的材料具有了证据资格,有关的法律程序也进一步健全;但是,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也存在概念模糊、适用范围单一、适用条件宽松、证据材料使用不科学等问题,在实务操作中易导致技术侦查权的混乱、滥用,从而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需要明确技术侦查概念,正确界定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控制下交付的关系;规定技术侦查合理的适用范围标准和严格的适用条件;采取有效措施,在保密的同时保证被告人的知悉权、质询权。

看守所实施新刑事诉讼法实证研究报告

对五个省看守所的调研发现,总体上看守所实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文本规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赋予看守所相应的职责,比如保障律师会见权、讯问在看守所内进行、对三个月以下的短刑犯执行刑罚等直接与看守所相关的条款,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循与适用。另一方面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上来看,看守所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的现有成效只是良好的开端,许多间接相关的条款,比如保障民事权利、法律援助等,甚至是看起来与看守所执法无关的条款,比如录音录像、非法取证的固定取证等,都有必要继续研究,拓展看守所的相关功能,创造条件予以适用,真正、完整地贯彻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与文本规定。

卷宗移送主义:对理想的妥协还是对现实的尊重——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卷宗移送的正当性

"卷宗移送主义""复印件主义""起诉书一本主义"各有利弊,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重新选择"卷宗移送主义",这不是历史的倒退。三种卷宗移送方式是并列关系,而非递进关系,法官庭前阅卷与法官预断并无必然关联。当下的中国,选择"卷宗移送主义"不是对理想的妥协,而是对现实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尊重,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正当性。

论台湾法对大陆刑事审判制度及相关理论创新的启示——以2003年台湾地区刑诉法的修订为背景

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几经修订,已经成为一部当事人主义模式极其明显的新法律。笔者以2003年对审判制度的修正为法典基础,阐述了新法关于指定辩护、庭前审查、证据制度几个方面相关规定的具体内容和法律思想,以望能对内地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以及我国刑事法理论与制度创新有所启发和借鉴。

当事人主义化的证据规则——台湾刑事诉讼引进传闻规则述评

2003年,因应刑事诉讼当事人主义化的改革,台湾修正并增补了其《刑事诉讼法》第159条,明确引入传闻规则。该规则的引入在台湾法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论争,实务部门对此也态度不一,反映了立法和实践的背离。通过对台湾引入刑事传闻规则的原因的深层次分析,可以看出,此次修订立法是符合世界范围内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规律的,但其立法及实施环境中存在的不足,即,立法中对传闻规则的现代法理基础认识的不足而导致的体例一致性和制度系统性的阙失;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传闻规则的观念缺位,则使传闻规则难以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也预示了制度的移植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磨合的过程。

如何让囚徒走不出困境——三人博弈理论及其应用

以囚徒困境为代表二人博弈模型在学术界已经被广泛研究并加以应用。囚徒困境理论往往容易形成一种简单化和两极化的固定思维模式。囚徒困境的二人博弈模型实际上是三人博弈模型的简化。而三人博弈模型在现实生活中比二人博弈模型更加贴近现实,更具有解释力。分析三人博弈模型的结构及其理论意义,并以刑事诉讼法为例对三人博弈模型的应用进行探讨很有必要。

两岸三地刑事判决书语言情感度比较

导入语、判决语、引用语三方面所用语言情感色彩在两岸三地刑事案判决书中是不同的。刑事判决书语言的情感序列为:香港>澳门>台湾>内地。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传统文化与法系影响;对法权实现途径的语言认识;语言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体现的人文关怀。内地刑事判决书应当汲取港澳台三地刑事判决书的长处,为建立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犯罪的追诉时效问题

追诉时效制度适用于人大代表犯罪,与适用于普通公民犯罪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存在追诉时效不能开始或者不能继续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对涉嫌犯罪的县级以上人大代表采取强制措施,应当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须经所属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许可,但这对追诉时效的适用没有影响。

新刑诉法中监听措施若干问题的完善——以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为参考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将监听措施纳入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制,是促使侦查程序法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关规定仍然存在不完善、不科学之处。我国台湾地区的通讯监察制度经2007年修改后进一步得到完善,鉴于两岸的文化意识和法律传统有诸多相似之处,其在案件范围、适用对象、审批程序、监听通知、非法证据排除等方面,对我国大陆监听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刑事简易程序中的被告人权利保障——基于被告人自愿性视角

刑事简易程序正当性的法理基础是被告人对程序适用的自愿性,为此,简易程序中的一些诉讼权利对保障被告人的自愿选择十分关键。我国新刑诉法中虽然规定了刑事简易程序,但侧重点在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权力,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力度不够,需要加以完善。

浅谈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保护法律规定的完善

完善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保护的法律规定,应当在程序价值层面的结果公正和程序公正的指导下,以被害人应对的需要为客观基础,充分考虑被害人对程序结果公正和程序公正的要求,从而使被害人保护的法律规定更加科学合理,更好地适应保护被害人权益的需要。

论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的权益保障

为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基于程序繁简分流的原则,刑事简易程序应运而生。程序的简化,必然使被告人的权利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现行法律关于刑事简易程序被告人权益保障的规定仍存在着诸多不足,应合理界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增加被告人享有对法院变更罪名的知悉权,赋予被告人完整意义上的选择权等等,进一步完善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益保障的措施。

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相关问题研究

就新的《律师法》在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执业豁免权等方面的修改后超越或者突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两法之间存在着位阶关系和律师权利如何对接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这些问题的明确对《律师法》的实施有所裨益。

刑事诉讼审前程序快速进行的法理障碍——以李庄案为切入点

刑事诉讼审前程序快速进行有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效率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促进公正价值的实现。但是刑事诉讼的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并不一定总是相辅相成的,过度的追求效率价值,也会导致公正价值受到损害。刑事案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刑事诉讼是一种回溯性的认识活动,这就要求在审前程序中投入大量的时间来充分地认识刑事案件。但是,快速办案要求办案机关在短时间内完成这种认识活动,这与客观规律相违背。此外,审前程序的快速进行还有可能会降低办案质量、难以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不利于辩护方行使辩护权,进而损害刑事诉讼的公正价值。

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在继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的重要时间节点,证据裁判原则应该随着《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而确立。为了防止法官在认定犯罪事实中的恣意与滥权,欧陆启蒙立法中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该原则之确立以纠问诉讼中已经形成的法官独立性为前提,以检察官制的引入为突破口,以启蒙思想及其对应的证据理念为支撑。我国传统诉讼中缺乏证据裁判原则的生成基因,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刑事司法的引领,司法的“去行政化”改革等的成效,为《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乃至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助力。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刑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了实现公正司法,需要法官公正审判,法官公正审判的关键在于遵循证据裁判原则。在《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证据裁判原则,需要在一审普通程序中贯彻审判中心主义,需要在审前公诉程序中克服侦查中心主义,需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同步完善。

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问题探讨——兼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后简称《规则》)的规范文本分析,检察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环节都有排除的职责,程序的启动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依职权启动;一是依申请启动。而排除的范围不仅限于言词证据,还包括实物证据。就《规则》规定而言,当前涉及到的"刑讯逼供等其他非法方法"的解释应当进一步细化,对于疲劳审讯,威胁、引诱和欺骗以及重复性自白问题应当有所明确,对于瑕疵证据的"合理解释"也应当进一步明确"充分性"的限制条件。

论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

在美国的刑事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中,犯罪构成要件标准一直占据着正统的地位,而无罪推定标准只是昙花一现。无罪推定标准无法长期在美国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在于:第一,无罪推定标准与美国的犯罪构成模式格格不入;第二,在美国采用无罪推定标准更不利于保护被告人权利。犯罪构成要件标准的优点在于它既与美国对抗式的刑事诉讼模式相契合,又降低了控方的证明负担,有利于提高起诉的效率;它的缺点在于有时很难区分犯罪构成要素与辩护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