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者鲁迅:文学与政治——以竹内好《鲁迅·政治与文学》为中心

鲁迅的散文诗《希望》是“文学者的自觉”的注脚,即鲁迅对“有限”的自觉,包括鲁迅对生命之有限性的认识,背负着过去沉重包袱的原罪意识,以及对生命内部的“古老”之自觉。而鲁迅的杂文是对“我”之“有限”的一种抗争,因此成为竹内好探讨鲁迅与“政治与文学”的焦点。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尤为关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相关理论,这是鲁迅直面自身内部“古老”的理论资源的表现。本文遵循竹内好的思路,分析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鲁迅关于“政治与文学”的杂文,并试图阐释鲁迅如何介入“政治与文学”的场域。

小田岳夫先生与中国文学

伊藤虎丸通过对与小田岳夫交往的回忆,从小田岳夫的“人品”切人,探讨其思想与文学,尤其阐明了小田岳夫《鲁迅传》的价值,进而重新评价了竹内好的《鲁迅》。伊藤先生指出,作为日本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鲁迅传记,小田《鲁迅传》是划时代的,竹内《鲁迅》是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相较小田提出的“‘爱国’者”鲁迅,竹内提出的“文学者”鲁迅则包含某种倒退乃至妥协。

竹内好鲁迅研究批判

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契机,日本学者竹内好释放了对侵华战争的负疚感,并通过解散中国研究会、废刊《中国文学》等行为,表达自己对"大东亚战争"的拥护。在"二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日本陷入绝境的现状下,竹内好将鲁迅塑造为一个回心于"无"的绝对文学者,以此来否定"哲学的结构"的西洋近代文化,建构"文学的结构"的"大东亚文化"。战后,竹内好则从作为"大东亚战争"之"意识形态翼赞"的"近代的超克"论述里,发明了反近代主义的"作为方法的亚洲"。追求东亚主体性的反近代主义的近代,既是竹内好之始终未变的思想轴心,也是其根本悖论之所在,并形成了一种反人道的文学主义的法西斯倾向。实际上,文学主义的法西斯不仅是竹内好个人的特点,而且是20世纪以来的各种激进主义的反近代性思想及其历史实践的普遍性特征,这使今日世界依然游荡着法西斯的幽灵。竹内好生发于"二战"时期的文学思想、政治思考和鲁迅研究,似乎印证了本雅明对法西斯美学的政治批判:近代社会中的"人类的异化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它能把自身的毁灭当作放在首位的审美快感来体验。这便是法西斯求助于美学的政治形势"。

我国学界对“竹内鲁迅”接受状况的反思

日本现代思想家竹内好在1930年代前后借由对鲁迅的研究对日本现代化的发展进行反思,由此塑造出著名的"竹内鲁迅"。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对"竹内鲁迅"从漠视到热衷介绍的过程反映了我国学界在现代化诉求中对西方的单一认同的一种扭转,但值得警惕的是,对"竹内鲁迅"的热衷是否会造成另一种盲目的认同。一个"竹内鲁迅"不能说明一个近代中国的存在,我们要以"竹内鲁迅"为"他者"来关照自身,我们的学者仍然需要想象。

“竹内鲁迅”的范式、特质、影响及其对它的超越

论文对日本杰出学者竹内好的鲁迅研究的重要观点、研究范式、学术特质进行了阐释,对竹内好鲁迅研究的得与失作了一定的评价。论文简述了"竹内鲁迅"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后继学者为实现对"竹内鲁迅"的超越而所作的努力。

近代性、“个”的自觉及终末论:“伊藤鲁迅”的思想命题

伊藤虎丸的鲁迅研究,贯彻“以鲁迅为方法”的总体研究范式,试图基于鲁迅构建一种近代接受谱系,并将这个谱系引入日本思想史。鲁迅“弃医从文”从“科学者”到“文学者”的转变,是他的“第一次文学的自觉”;小说家鲁迅的诞生意味着“终末论”意义上的“个”的自觉,即相对于“弃医从文”的“第二次文学的自觉”。“伊藤鲁迅”关于上述思想命题的阐述既有对竹内好、木山英雄等人观点的承续,又有基于个人思想建构与人生经历的超越,为日本鲁迅研究确立了新的典范。

鲁迅研究的阐释与反思

对作家和读者这两种“文本”存在样式理解的偏颇和运作的失范 ,是造成鲁迅研究纷争不断的重要原因 ;非人文化的惟政治解读与非历史化的伪学术话语都是实用主义和时尚化倾向 ;研究者应具有独立思考的品格 ,确立“历史中间物”的思想 ,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从而真正地“走近鲁迅”,与鲁迅及其文本进行创造性的精神对话。

“文学者鲁迅”乃第一要义——竹内好《鲁迅》的独特阐释

竹内好《鲁迅》是日本研究鲁迅的真正起点,它以抽象难懂和观点独特著称,要正确把握它须深入竹内好论述鲁迅的内在逻辑。在《鲁迅》中,竹内好始终在立场上把鲁迅的文学看作是类似于宗教的原罪基础上产生的文学,他阐释鲁迅的目标始终着眼于第一要义的“文学者鲁迅”。在他眼中,鲁迅正是参透了绝望、革命与政治的本质,才形成“文学者鲁迅”,而“文学者鲁迅”不仅是“启蒙者者鲁迅”得以生成的根基,而且是评判鲁迅传记及作品好坏的依据。竹内好《鲁迅》的独特阐释破除了人们对“启蒙者鲁迅”的执迷,为理解鲁迅打开了另一扇门,应成为反思鲁迅研究的重要参照对象。

竹内好“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之偏离辨析——以竹内好《鲁迅》为中心

竹内好的代表作《鲁迅》传入中国之后,其专注于从鲁迅精神主体去探寻鲁迅世界的研究范式启迪了国内研究者。但其解读鲁迅的玄学倾向使其言说与鲁迅自我言说存在某种偏离。在《鲁迅》中,竹内好执着于论证鲁迅文学的唯一原点源于“绍兴会馆”时期抓住了“回心”,而忽视了鲁迅言说其文学产生的多因素背景;他执意用深具宗教色彩的词语来解读鲁迅,把鲁迅看成“殉教”的“文学者”,并以此来评判鲁迅作品的好坏,实际上忽视了鲁迅作品自我言说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此外,竹内好把鲁迅看成是深具“抵抗”精神的“回心型”文学者,是批判日本无“抵抗”地走全盘西化之路的参照对象,但实际上鲁迅是文化的“拿来主义”者,并非竹内好设想的那种对西方文明进行“东洋的抵抗”的人,故竹内好借助鲁迅来反思日本现代化之路的做法是需要商榷的,因为它偏离了鲁迅的自我言说;只有充分认识竹内好“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之间存在的偏离,才能更加理性地看待竹内好的鲁迅论。

论中野重治“文学者”视角下的鲁迅观

日本无产阶级作家中野重治,一生写了14篇有关鲁迅的评论文章,在思想和创作上都深受鲁迅的影响。中野重治始终坚持从“文学性”和“人性化”的视角去阅读鲁迅,他对鲁迅的文学性与人性的高度统一的认识,都来源于他毕生都以“文学者”的视角去阅读鲁迅。“文学”与“鲁迅”两者的紧密结合构成了中野重治鲁迅观的基底,“中野鲁迅”不仅是了解其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关键点,也是不同于日本其他鲁迅论的另类阐释。

经由中国的比较研究:论竹内好对鲁迅的解读和武田泰淳对司马迁的解读

竹内好和他的同事武田泰淳代表了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两种独特理解。虽然他们都试图通过中国来反思现代日本文化,但他们在对灭绝论(武田)或末世论(竹内)的解读上却决然分道扬镳。本文通过比较竹内对鲁迅的解读和武田对司马迁的解读,试图找出这两位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在对待近代中国和近代日本的态度上的差异,并阐明他们对两国文化-政治关系的不同表述。武田把中日关系比作汉匈关系,归结起来是一种即便在历史上不可复制也可谓命中注定的关系,而竹内和他笔下的《鲁迅》则坚决认为前者为一种非关系型的关系,一种超出预期的关系,一种强烈意义上的末世论关系。

鲁迅的“拜伦”言说与被言说--《摩罗诗力说》“拜伦观”的接受史研究

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拜伦"言说,成为后来在中国传播和接受拜伦的重要基础。它所建构的拜伦思想、精神、文本及意义,影响到中国对拜伦的言说及其价值评判。沿着鲁迅的思路,近百年来对"拜伦"的接受历经了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化,再回归到文学经典的过程。"拜伦"言说也受制于社会历史语境和言说主体的牵制。由此可见,鲁迅的"拜伦"言说及其被言说,隐含着当代中国学术向度与政治限度的博弈,拥有学术阐释史的意义。

“整体性”思路中的方法论意识和史的自觉——论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

鲁迅的《野草》以其自身丰富的可阐释性使国内外鲁迅研究界对其保持持续的热情。孙玉石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野草〉研究》之后,为使自己的研究更贴近客观历史实际,在《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一书中以"现实的和哲学的"角度的对《野草》进行"重释"。孙玉石在"重释"过程中以方法论意识和"史的自觉"贯穿始终,并且注重研究思路的整体性,具体包括思想的整体性和创作的整体性。孙玉石先生敢于自我超越的学术研究精神和《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不仅是对鲁迅研究界的贡献,其学术突破和开拓创新对以后的《野草》也有借鉴意义,在"大文学史"的背景下对现当代文学和学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从“竹内周作人”到“竹内鲁迅”——周作人与北京留学时代的竹内好

1937—1939年留学北京期间,竹内好切实体味到了"文学"在日本侵略者"政治"暴力下的无力感。与此同时,他在与周作人的交往过程中,加深了对其人和思想的理解。竹内好对"政治与文学"之关系的理解,对东亚民族性、文化主体性和现代化的看法都受到了周作人影响。"竹内周作人"最终成为了通往"竹内鲁迅"的一座思想桥梁:用"鬼"和"东洋人的悲哀"联结周作人与鲁迅,反映了经历了北京时代的竹内好对东亚民族性与现代化关系的反思;小品文和"隐逸"这两个周作人思想的关键词也被竹内好吸收进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扮演了"内部否定者"的重要角色,成为日后建立"回心"论的思想基点;周作人关于文学"无用之用"的看法和沉默的文化抵抗方式则被竹内好视为"文学者的态度",影响了"竹内鲁迅"中"政治与文学"间矛盾对立统一关系的建构。

将他人理解为他人:丸山真男与竹内好观点对话及当代阐释

本文试图通过将战后日本著名知识分子丸山真男的观点与日本另一位杰出战后知识分子竹内好的观点进行对话,来寻求对丸山真男进行当代解读的可能性。在亲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种种非理性之后,丸山开始明确思考战后局势下政治的本质。以他在1961年的文章《当代世界的政治与人》一文中所倡导的“将他人理解为他人”为例,他的关注点向来和自我与他人、“内部”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有关。然而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时,竹内好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丸山是面向他人的,而竹内则着眼于自我的内在本质。笔者以丸山的理念为出发点,同时指出竹内认为自我是开放的或毫无防御的观点对于实现“将他人理解为他人”这一目标而言至关重要。通过讨论这两位知识分子的观点,本文提出了基于“温和主体”的政治理念,并与丸山的“强权主体”概念形成对比。笔者认为,考察“温和主体”是充分发掘丸山思想潜力的必要过程。

竹内好的鲁迅翻译特征研究

竹内好解读鲁迅及其鲁迅翻译作品在日本传播甚广,影响十分深远。竹内好鲁迅作品翻译的最大特点是他是在已经形成了独有的鲁迅观后才开始进行作品翻译的。所以,其翻译作品也明显带有"竹内鲁迅"的色彩。分析其翻译特征有助于了解鲁迅作品在日本的传播途径,以及不同翻译风格对作品形象重塑所起的作用。为此,本文引入"异化"与"归化"的概念,通过具体分析竹内好的译文,进一步探究竹内好的翻译特征,剖析其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通过分析,发现他对鲁迅作品的翻译,以及在翻译中的"误译"均与其独特的鲁迅观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竹内鲁迅”的“回心之轴”与鲁迅的“确信”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追忆自己写作《狂人日记》等小说的心态时有"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一语,竹内好认为这里的"确信"关系到鲁迅的"回心之轴"。从鲁迅的传记与作品文本中考察"确信"透露的心灵世界图景,并以此作为阐释竹内好"回心之轴"概念的一个突破口,可以确证"回心之轴"描述的实为鲁迅与世界的紧张关系。

论“竹内鲁迅”的生成

竹内好是日本战败后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核心存在,尤以鲁迅研究著称。但翻看竹内早年(即1932-1943年间)年谱传记资料及评论文章,会发现此间他对鲁迅几乎没有关注。远不及在郁达夫、胡适、周作人、叶圣陶、谢冰莹、茅盾、巴金、林语堂等同时代其他中国作家身上所投入的热情与精力多。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对鲁迅如此无感的竹内却在1944年10月被征召入伍时,突然以写遗书的心态完成了他人生中第一本专著《鲁迅》并一举成名。学术之事不可能一蹴而就,竹内《鲁迅》也不可能突然生成。本文将探讨竹内关注鲁迅的起点、竹内独特的鲁迅认知过程、鲁迅走进竹内的内心世界及成为其思想和精神生成之源泉的具体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