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冥报记》看初唐“依律慎刑”思想

初唐志怪小说集《冥报记》的主旨为“因果报应”,但其冥判故事却与初唐“依律慎刑”思想丝丝入扣。考作者唐临仕宦生涯大半在司法机关。初唐司法意识提高,司法机构加强,“依律慎刑”思想得到贯彻,唐临便是这一思想的忠实执行者。初唐“依律慎刑”思想有其深刻基础。隋朝“宪章遐弃”“遂至于亡”,唐初“以为殷鉴”,树立“依律慎行”观念,且贯彻于司法实践,统治者率先垂范,深得人心。

盛唐之音:殷璠《河岳英灵集》之文学批评论

In the last period time of Tianbao, Yinpan, who was a successful candidate in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s from Danyang, finished an selections of poems “He Yue Ying Ling Ji ", which was Libai’s unfinished wish. He was a serious man with specific view on the poems. As Xiaotong , the editor of selections, did, he showed his opinion on the literature by the selections to carry out the literary criticism. It was a model among the selections of poems by the people of Tang Dynasty, and also “a strong voice of flourishing period of Tang Dynasty".

“以唐为师”的日本:从大化改新到天平盛世

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际,日本国内的右翼反华势力却甚嚣尘上。回顾中日交往史,日本在中古时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以华为师"阶段,其中又以唐代为最盛。本文对于日本历史中公元七至八世纪从大化改新至天平盛世时,日本统治者"以唐为师",吸收中国盛唐时期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制度的情况进行梳理,以阐释中日和平交流对于日本历史发展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与隋唐盛世的形成

从秦汉开始由于战争及其他原因 ,周边各少数民族即纷纷内徙 ,到魏晋南北朝形成高潮。这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 ,积极接受汉文化的熏陶 ,学习和实践汉族人民的生活方式 ,同时 ,也将本民族的优秀成份融入到汉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生活中去 ,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实践证明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 ,为隋唐盛世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

唐律职务犯罪分析

唐律中的职务犯罪并非专指某种具体的罪名,而是特定主体身份的某一类犯罪。根据现代刑法学中的有关理论,结合唐律的具体律文,唐律中的"公罪"均属于职务犯罪,"私罪"的部分行为属于职务犯罪,依据唐四等官制度,不同的职务犯罪主体需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总结了唐律职务犯罪规定的特点和局限性。

“风清骨峻”的审美理想及其全面实现

刘勰的"风清骨峻"理论无论在《文心雕龙》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文论史、美学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风清骨峻"的审美理想不仅涵盖了阳刚之美,也包容着阴柔之美,是阳刚和阴柔有机融会共同形成的美学境界。这种美学理想的文学实现不是在素有"建安风骨"之称的建安时期,而是在盛唐时期才得以全面实现。

盛唐休闲风气与诗人的别业创作生态

盛唐是一个休闲的时代 ,休闲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别业山庄的普遍化。而别业的兴盛 ,别业的周边环境 ,别业里的闲逸生活内容和状态 ,改变了士人的隐居方式和生活态度 ,协调了人与自然、政治与自然的关系 ,优化了他们的心理环境 ,形成了高雅的皋壤之趣。别业的创作环境 ,使盛唐山水诗的内容、主题和格调发生了重大变化 ,出现了美化环境、闲化心态的诗美主流。这些“非常境”的山水田园诗之逸品 ,正是诗人感悟自然真谛、享受山水外物生命愉悦的休闲产物。

论王昌龄对盛唐离别诗创作传统的悖离与新创

盛唐时期,离别诗体式已臻于成熟,王昌龄一反主流,放弃已经程式化的离别诗创作传统:在诗歌体式上,悖离主流中具有应酬性的律体诗,转而大量使用短篇绝句和长篇古诗抒写离别真情;在叙景手法上,悖离“沿路叙景”的“隔离”功能,形成了个性化的“临水意境”叙景程式;在意象营造上,发展了“月”意象的联结性,帮助双方情感沟通。王昌龄作写诗离别,纯以一片冰心,毫无应酬,又出于诗人的自觉,避免与人雷同,努力探索出个人创作风格。

论中晚唐文人词渐兴之内因

文人词之所以能在中晚唐走向兴盛,虽与外部因素的强力推动有很大的关系,但主要是文学自身不断发展演进的内因造就的。诗歌在盛唐时期极度兴盛至中唐以后难以为继,为词体的渐趋兴盛创造了契机;中唐之后诗体的词化趋向为文人词的发展兴盛铺就了一条便捷的可供借鉴之路;词体之渐兴也是其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

董康与中日法制交流

董康,清末曾四渡东瀛日本考察法制,聘请法律顾问和法律学堂教习,参观裁判所与监狱,并编撰成《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在他具体主持及在法律顾问指导下,翻译日本法典八种,拟定《大清新刑律》等七部法律草案。董康在北洋政府初期曾到日本留学、访友、进修;回国后,刑律方面对日本顾问"签注"进行整理,讼诉法方面对日本"博士案"加以修正。后来,又从日本找回我国失落的法律、礼仪,获得日本丧仪、《和汉合律疏》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受邀赴日讲中国法学史,如《周礼》《春秋刑制考》等;参观日本刑具博物馆、控诉院、大审院等,并参加东京儒道大会,重获失传的祭孔仪式。总之,董康是清末向日本学习近代先进法制,形成最初"六法";而民国时期向日本介绍中国古代法律文明与近代法制改革情况的第一人。因而是中日法制交流的"巨擘"。

穿越大唐的缕缕芳魂——唐诗中的女性形象述略

按照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时间顺序,简要论述唐诗中各类女性的形象及其变迁,指出:初唐女性题材诗歌以描写宫廷女性的上官体、历史美女题材为主;盛唐时期,除宫廷女性题材、历史美女题材继续大行其道以外,思妇、怨妇、弃妇、征妇、勇妇题材盛行起来;中唐时期,由于战争频仍,有关思妇、怨妇、弃妇、征妇的诗歌题材更多更广,贞妇烈女及妓女题材也有所表现;晚唐诗人不仅关注女性的外貌之美,更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有唐一代,除男性诗人关注女性,写下了有关女性题材的大量优秀诗作以外,不少才华横溢的女性诗人从关注自身的角度出发,也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

《唐律》中的“礼”——以服制为中心

最初丧服制度传达的是人们对死去的亲人的哀痛与敬畏,后由于国家权力的干预,丧服制度获得了国家强制力推行的效果并被极力法律化。可以说丧服制度与古代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等均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并且服制原则对法律的影响在《唐律》中达到最高水平。可以说对服制深入、系统、全面地认识与把握是研究中国法制史尤其是研究《唐律》的题中之义。

试论谢榛“起爆结馀”诗法结构理论

谢榛“起爆结馀”诗法结构理论源自“起结”结构论命题,符合“以盛唐为法”的诗学标准,强调“起句突然”和“结句有馀”。“起爆结馀”之法作为通往“至法无法”终极创作技巧中的一种形式,其终极目标是实现“自然而然”。但是对初学者而言,运用“起爆结馀”之法很难实现“自然而然”,谢榛用“起爆结馀”之法改诗也无法达到“自然而然”的状态。

丝绸之路视域下的盛唐边塞诗研究

唐开元、天宝年间,边塞诗佳作如云。唐代的西域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是连接中西文化交流的纽带,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圣地,为盛唐边塞诗人提供了别样的素材。这些边塞诗在不同地域意境迥异:九曲回肠的陇山有幽咽哽塞的意境;凉州有凉诗的壮美;阳关、玉门关有凄凉哀婉的意境。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给盛唐边塞诗人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拓宽了诗人的创作思路。从某种意义上看,丝绸之路的开拓影响了盛唐边塞诗基调,而盛唐边塞诗为丝绸之路演绎出响彻千古的华美乐章,两者交相辉映,为后人研究盛唐边塞诗和丝绸之路留下了宝贵史料。

谫论初盛唐文人的食物书写

饮食作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初盛唐时期表现十分明显。在当时政治、经济以及对外交流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文人的诗文、笔记中,有着对食物的丰富书写。这种书写,表现出当时饮食文化中豪奢简略的特征,是文人狂放不逊的行为外显与求新求奇的心理表现。同时,亦是当时社会食风流变与文学雅俗走向的重要组成。

唐代马政的历史启示

对于唐代马政,宋至清代学者总体上给予了高度赞扬,并总结出相应的经验教训。宋人列举唐代马政的诸项优势,如拥有地利、选用人才、遵循牧养规律、规划管理制度等,强调官牧对国家的保障。明人整合唐代马政中人事方面的经验,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把握地利和制定方略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促进管理者发挥才智,缓解矛盾,扬长避短。清人汇总唐代马政的优势在于“吏”“地”“法”,并强调它们在马政兴衰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缺一不可,需要统治者把马政作为长期的国防要务。综合传世文献的记载,可见古代学者认为唐代马政以“吏”为主导,不仅指唐代马政人才积极作为,而且还包括统治者延续地利、创新制度并任用贤良以主动解决马政发展矛盾的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