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文艺发生论

长期以来,学界多把大跃进文艺的发生看做极左文艺思潮或领袖政治的产物。这一看法有着合理性,但却忽视了群众介入文艺这一历史因素对大跃进文艺发生的影响。宏观把握20世纪前半期的文艺发展,可以发现其呈现出知识分子—群众的转向趋势,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合法授权则起着关键的衔接作用。大跃进文艺之根早已种植在文艺的群众转向中,是其历史性发展在特殊时代土壤中突破的结果。它的发生不仅赋予了群众特殊的文艺权力,标志着文艺群众转向的高潮,而且形塑了群众新的文化形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启示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依据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有关论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结合当时文艺发展的实际情况,阐述了文艺工作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意义。

“群众的位置”——谈延安时期文艺体制的“非制度性”基础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体制,延安时期的文艺体制重心在于思想、立场的一致。它的形成与共产党对文化人的角色和功能的认知有关,这一体制所着眼的是文化人(同一时期的还有广义而言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自我改造和成长;它来源于共产党的党建经验,即将作家与党的关系实际上转变为作家与群众的关系,"群众"在作家"自我"转变"他者"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关系构成了延安文艺体制的"非制度"基础。

艺术何以源于生活,如何高于生活——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角度的重新解读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阐述过的文论观点。艺术何以来源于生活,又是如何高于生活的,其深层意蕴值得探索。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看来,日常生活的边缘性与奠基性是其产生艺术等高级意识形态活动的原因;同时由于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实用主义、平均状态等特性,又要求艺术对生活有所超越。这一文艺命题同时蕴涵着毛泽东关于“生活”概念的特指意义及其改造日常生活的特定方式。

对延安文艺讲话中文艺批评思想的重新认识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是长期以来学界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关于文艺批评标准问题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是片面而不完整的,要完整理解毛泽东延安文艺批评观的全部内容,就必须回到延安文艺讲话的历史文本之中,既看到相关的理论阐释,也要关注毛泽东对于8个错误思想观念的分析与批判,并切实回到延安文艺讲话的历史语境之中,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认识延安文艺批评观的真正内容与涵义。

毛泽东文艺叙事思想述略——以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

毛泽东文艺思想,尤其是《讲话》中的许多原则,很大一部分是针对叙事文学的,甚至可看作是对叙事文学的应然性规定。毛泽东依据阶级斗争理论所提出的革命斗争故事,构成了其革命文艺故事思想的总蓝本。他有关民族形式问题、普及与提高、继承与创造的论述,在本质上则是对其民族化、民间化文艺叙述思想的阐释。也就是说,用民族化、民间化的叙述话语,讲述阶级化、斗争化的革命故事,构成了毛泽东文艺叙事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丰富内蕴及当代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构建了一个丰富严谨的文艺理论体系,系统论述了文艺与作家、文艺与生活、文艺与读者、文艺与政治等一系列文学要素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完整的富有创造性的文艺建设理论。它推进了抗战的胜利进程,实现了文艺建设的新突破,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文艺与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成熟。当下,《讲话》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大众文化发展,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华文化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论延安文艺大众化的历史演变与实践

大众化问题的缘起基于新文学作家力图释放和化解新文学的接受困扰。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再到"延安",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大众化的发展轨迹。"左联"时期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对大众化理论的讨论,但未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作品。"文协"期间沿承了"左联"的讨论,其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民族形式"的研究。延安时期是"左联"以来的大众化运动的收获期,这其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不容忽视:一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大众化问题的空前深入而系统的阐发。《讲话》是对"左联"以来有关大众化问题讨论的集大成和全面提升,有效弥补和修复了"左联"时期理论上的不足与缺陷,其阐发的理论针对性强而便于作家操作,对指导作家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二是延安文艺借助于政治的力量,使大众化运动在文艺的各个层面得以全方位的展开。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是延安文艺的大众化运动能取得巨大功绩的必要条件。

后期延安文学道路的“确立”

后期延安文学的道路,曾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分界线的背景下,后期延安文学道路的确立,首先以文艺政策的转折为前提,而后,则是《讲话》对文学方向的确立。以上两方面内容,既解决了此前延安文艺界的现实问题,也解决了当时文学的道路问题。因而,在其指引下,后期延安文学的典范的生成与对民间文艺形式改造上的繁荣局面,就明显带有某种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倾向性。后期延安文学的道路问题,最终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得到全面的确认,这一过程,不但使后期延安文学完成了其自身的历史过程,而且,也在延伸的过程中给当代文学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经济困境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缘起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从文艺界内部去探寻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原因,却鲜有关注经济问题对会议源起的影响。事实上,从经济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延安文艺界矛盾的根源。延安经济落后,皖南事变以后更是如此,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极大地影响着文艺政策的制定。如何解决文艺工作者在边区经济建设中无所作为的尴尬地位;如何发挥文艺的功用,去缓和政府与群众间的紧张关系,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成了延安领导人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重要因素之一。

延安文艺座谈会对陕北剪纸艺术发展的影响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中国新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陕北民间剪纸受到专业美术工作者的重视,从艺术实践上很好地解决了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问题,使得剪纸这一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在特殊历史背景下被赋予了崭新时代内容,展现了鲜活和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回到《讲话》接受史现场——以茅盾为考察中心

作为权威意识形态话语,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学的构建和发展。但在历史上,《讲话》发表后在延安与国统区的传播与接受并非如很多当事人、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样广泛、热烈,其真正被文艺界接受和应用还是在1949年以后。茅盾是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家,建国后曾出任文化部长、作协主席,以茅盾为中心考察《讲话》的接受史现场,对于理解《讲话》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年来,中国文化发展路径和发展现状研究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文献,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文化建设的理论纲领。以《讲话》理论为指导,70年来中国文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取得了大发展大繁荣。探寻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径与发展现状,我们欣喜地看到,70年来中国文化发展始终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文化为人民作为根本宗旨;并跟随时代的脚步调整文化发展策略,探索文化体制改革;始终坚持继承、借鉴与创新相结合的文化发展道路。《讲话》对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强国之梦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经典意义与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经典意义在于阐发了丰富的文艺理论,内容包括革命文艺与社会政治革命的关系;文艺的人性与阶级性,文艺与广大人民大众的关系;文艺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艺术家的立场、态度与世界观;文艺作品的创作方法和创作过程;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风格与流派;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的民族形式及发展创新;文艺批评及其政治与艺术标准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许多基本论点对当代文艺工作仍有指导意义;应对这些论点加以改进和完善以建构起新时代的文艺理论。

延安文艺整风对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塑造——以周扬为个案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在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塑造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周扬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整风运动中,周扬扮演了批判与自我批评的双重角色,即对王实味的批判和关于鲁艺专门化方针的自我批评。经过这一转变,周扬逐渐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在文艺界的领导者,他的文艺思想不再驳杂,他的社会角色也日渐单一。

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与形式选择的关系问题再认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依据

革命文艺是由政党直接领导和支配的文学,它的真正主体是政党意志,而非各别的作家和自然形成的作家群体。革命文艺观念的形成及其实践的开始,是以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为标志的。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文艺和文艺工作者被纳入革命斗争战线,这意味着革命政党及其领袖取得了对革命文艺的绝对领导权和话语权。《讲话》通过论断性和指令性的表述,在根据地建立起了政党和文艺工作者的新型的权力关系。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与形式选择的关系也在这个座谈会上得到明确的界定,它既是前此关于文学形式问题争议的总结,也是此后中国革命文学如何看待形式问题的指南。革命文艺的形式选择是革命文艺的本质功能的逻辑展开,它意味着认识形式问题需要摆脱传统文学观念中的艺术本体论,而应着眼于文学的政治功利作用。

贝西·黑德的人民文学观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者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及其答案有高度的认同。享誉世界的非洲作家贝西·黑德受中国特色人民文学观的影响,提出"敬畏人民"的创作思想。贝西·黑德早期在南非受到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流亡博茨瓦纳后,与非洲和欧美进步期刊保持密切联系,她的人民文学观是非洲知识分子通过融入当地民众自我改造的一种努力,并不断从中国发展信息中得到激励。她后期致力于非洲历史著作创作,采用表达人民之声和描绘人民眼中的历史伟人的创作路线。虽然没有直接受到中国人民文学作品的影响,但是她的作品所展示的非洲人民对抗殖民统治、参与现代农业社会改革、发展现代教育的斗志、热情和行动和相同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正是人民文学观对非洲作家产生重要影响的明证之一。

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以四十年代的三次论争为中心(下)

胡风事件的举足轻重作用的三次论争,同时也构成了文学在40年代发生意识形态转折的三个关健环节,因此,胡风事件的历史根源也可以表述为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文学的意识形态转折以40年代初期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为发端,在与胡风论争的左翼主流派一方,民族形式的讨论实际上是以《讲话》为集中体现的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酝酿成熟的过程,这就自然决定了胡风与左翼同仁的思想分歧具有意识形态的严重性质;40年代中期的“主观”论争以胡风和“才子集团”共同发起重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为起点,他们的本意是响应延安整风,但由于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逻辑的错位,实际上变成了对《讲话》的不自觉冲撞,因而他们反而成为由胡乔木主持的、名至而实不宣的重庆整风的对象;1947、1948年的香港批判是将1945、1946年对胡风的缺席批判公开化,同时也是以《讲话》文艺模式全面改造和规范文艺运动的意识形态询唤的发出和示范,而胡风则以《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一答辩表明,意识形态对其的询唤最终落空。

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以四十年代的三次论争为中心(中)

胡风事件的举足轻重作用的三次论争,同时也构成了文学在40年代发生意识形态转折的三个关健环节,因此,胡风事件的历史根源也可以表述为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文学的意识形态转折以40年代初期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为发端,在与胡风论争的左翼主流派一方,民族形式的讨论实际上是以《讲话》为集中体现的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酝酿成熟的过程,这就自然决定了胡风与左翼同仁的思想分歧具有意识形态的严重性质;40年代中期的"主观"论争以胡风和"才子集团"共同发起重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为起点,他们的本意是响应延安整风,但由于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逻辑的错位,实际上变成了对《讲话》的不自觉冲撞,因而他们反而成为由胡乔木主持的、名至而实不宣的重庆整风的对象;1947、1948年的香港批判是将1945、1946年对胡风的缺席批判公开化,同时也是以《讲话》文艺模式全面改造和规范文艺运动的意识形态询唤的发出和示范,而胡风则以《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一答辩表明,意识形态对其的询唤最终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