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扑掩和摊钱——古代用钱币作赌具的博戏研究

中国古代以钱币作赌具的博戏有诸多名称,根据其赌法不同分为意钱、摊钱、骰钱三类。分别研究了其名称来源、特征及其文化内涵,对其博戏规则进行了复原。

谈迁编纂思想刍议

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谈迁,一生著述不辍,著有《国榷》《北游录》《枣林外索》《枣林集》《枣林诗集》《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其中《国榷》是一部反映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学巨著。这些著作中蕴含着他丰富的编纂思想,即秉笔直书,持之以恒,求真求实,详今略远。研究谈迁的编纂思想对推动谈迁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史记》与目录学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出于史官的职责和自身的学术理想而对先秦图书进行了校勘整理。受其学术理想的限制,校书并没有为后世留下目录学专著。而作为校书的成果,《史记》则展现了司马氏父子的处理文献的方法、图书分类的标准和学术溯源精神,而这些又被刘向、让歆父子继承,奠定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基础。

司马迁何以成为文化巨人

司马迁是在陕西黄土地上诞生并成长起来的世界文化名人,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化巨人,除了时代、地理等条件特别是自身的刻苦自励、不懈努力外,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悠远的史学家传,二是父亲的培养教育,三是"李陵之祸"的反面刺激与促成。三方面便是深深作用于司马迁主观并使之成为文化巨人的主要原因。

司马谈临终遗命与司马迁人生转向

司马氏家族的传统实为多元,司马迁并非出身于纯粹的"史官世家"。他处于武帝"有为"之世,青少年时期志在立功荣祖。仕为郎中后以"辩智闳达"得到武帝器重,奉使西征南略,仕途不可限量。司马谈临终遗命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取向,继任太史,由立功转为立言。先父遗命成为司马迁的纂著指南和精神动力,指导、鞭策、支持他发愤著书,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第二部《春秋》——《太史公书》。

《谈艺录》论宋诗

钱先生对宋诗情有独钟 ,有《宋诗选注》在焉。而《谈艺录》对宋诗 ,尤其对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与义等 ,都有精辟独到的评论。提出以“体格性分”别唐宋诗 ;而对“夺胎换骨”、“点铁成金” ,更提出了全新的认识。这些都有极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诗学价值。对吕本中提出的“活法”也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以文体相互“侵入扩充”的观点 ,来解说宋人的“以文为诗”、“以诗为词”。

司马谈、司马迁思想异同辨

司马谈的思想是以道家为主兼取诸家,而司马迁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兼取诸家,二者有着显著的不同,但都带有“集大成”和“与时俱进”的性质,因而都处于当时思想界的前列。

太史公为司马谈者辨识

《史记》正文中,"太史公"出现156处,既有司马迁原文,又有东方朔、杨恽所署加的。唐人张守节误注"太史公"为司马迁"自谓""自号",致使后人忽视了《史记》中对司马谈的记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议""读""推"等,表明是对司马谈事迹的记述。《史记》原文太史公是司马迁对父亲司马谈的记述和话语的引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分清哪些"太史公"是司马迁对父亲的称呼,哪些是东方朔等所加之,不但对读懂《史记》是重要的,而且对了解《史记》的创作过程和司马谈对《史记》创作的贡献都有重要意义。

司马迁生年及相关问题考辨

新发现的《史记正义》佚文表明 :《博物志》的资料是推考司马迁生年的唯一原始资料 ,也是司马贞、张守节共同依据的史料。据此推算 ,司马迁只能是生于武帝建元六年而不可能是景帝中元五年。由此推考 ,《游侠列传》等五篇赞语中的“太史公”应是司马谈而不是司马迁 ,这些篇目的写作应自司马谈始。

汉代文史三大家的学术承变

汉代文史三大家:司马谈和司马迁、刘向和刘歆、班彪和班固,以其通达古今的学识和卓越的学术成就,侧身于西汉前期、后期和东汉前期学术领军集团的前列。司马氏父子发凡起例,首创纪传体通史、传记文学之先河。刘氏父子考镜源流,开启了大规模校理著录图书文献的范例。班氏父子继踪前贤,包举一代汉史,成为后世正史的"不祧之宗"。三家学术思想,不仅父子相继,承变有序,又因时变迁,各显异趣,以其丰富的内涵,再现了两百年期间汉代政治演变、文史并进、经学转合的历史轨迹。汉代三大家的不朽成就,于中国学术文化的推进与发展,影响至深弥远。

论谭千秋的道德人格及其现实价值

当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来临之时,谭千秋的那双手臂不是急于寻求自身的安全,而是坚强不屈的担负起保护学生的职责,用血肉之躯为他的学生牢牢把守住了生命之门,让四支稚嫩的花朵得到了庇护,铸写了一代师魂的高洁,散发着夺目的人性光辉。研究谭千秋的道德人格对于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和现实价值。

《国榷》科举史料的特点及其不足

《国榷》是明末清初杰出历史学家谈迁编撰的一部编年体明史巨著,所收科举史料不仅有系统丰富的内容和确凿可信的来源,而且创制了涵盖会元和三鼎甲信息的甲科表,同时,还插附少数时贤硕儒独到的评语,与其他明史文献所载科举史料相比,有其独特特点。但是,此史料也存在大量脱漏和讹误,有其不足。

《谈艺录》论宋诗

钱先生在论宋诗时,采用了比较的方法,有同时代人的横向比较,也有不同时代人的纵向比较。梅尧臣与孟郊比:“未宜等类齐称”;后山与山谷:同属江西派;杨万里与陆游比较:杨诗艺术超过陆,陆诗思想超过杨。

钱锺书《谈艺录》三个人物字号误识之考析和思考

钱锺书先生《谈艺录·朱子书与诗》中一段170多字的札记,存在着三个人物字号误识的问题,即:"章甫"并非赵蕃之字号;符叙,字舜功,而非圣功;赵蕃诗句"平生知己晦庵老"指的是李处全,而非朱熹。这些固然是白璧之微瑕,但作为影响颇大的名人名著,似有必要就其致误缘由作些探析和思考,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论钱锺书《谈艺录》的宋诗研究

钱锺书先生《谈艺录》论及唐宋诗之争、以禅喻诗以及韩愈对宋人影响等宋诗研究领域的重要命题,还涉及到黄庭坚、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陆游等重要作家的诗歌研究,或解释词义,或注释故实,或笺证本事。从研究特点来讲,《谈艺录》重文献考证、搜求文献与寻绎诗意相结合,内证与外证相结合,重视文学研究的审美本位;《谈艺录》的宋诗研究,从内容上说具有学术引领意义,所论问题多成为当今学界热点;从研究方法上说有学术示范意义。

天人古今:司马谈的学问结构

司马迁将司马氏的世系追溯到颛顼时代的重黎,最终想要追溯的不是血脉的源头,而是家族担任天官的起点。其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使其能认识时间的本质、天地的结构和思想的原则;"受《易》于杨何",故能以《易》变通时代局限;"习道于黄子",又能从整体视野出发以尽黄老之用。三种学问,以天官为古为天,以道论为今为人,以《易》居中,沟通天地以究天人之际,贯穿古今以通古今之变。司马谈试图恢复的太史文化,实为综合三种学问以成其整体认识最后化成《论六家要指》中的道家。

论《北游录》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

《北游录》一书,记录了谈迁为写作《国榷》而赴京收集史料的往来经历,既有纪实文字,也不乏诗文描述,是研究谈迁生平、思想及清初社会状况的珍贵文献,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汉武帝封禅与司马谈之死

封禅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盛典。汉代以前曾有多次封禅的记载。汉武帝封禅具有登天成仙性质。汉武帝的成仙封禅导致了司马谈死亡。汉武帝封禅使司马迁强化了对历史的认识 ,提出了德治的思想。

《谈艺录》论宋诗

对理学家诗 ,总体评价不高。但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作具体分析 ,不是一棍子打死。“句中眼”应为“警策”处 ,而非“警句”。舍去篇章不顾 ,就不能称为“句中眼”。“句中眼”也不一定就在五言诗的第三字、七言诗的第五字上。“句中眼”不必句句有眼 ,也不一定为声音之“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