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与近代文化社团

强学会封禁之后 ,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各自撰写了为“学会”鼓呼的文章 ,分析了学会在中国的命运 ,高度评价学会的作用 ,并对组建学会、开展活动作了设想。三人在学会背景下从事的学术研究 ,基于共同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时局 ,服务于改革救亡的目标 ,因而能把批判专制制度与讨论学弊结合 ,批评老学 ,主张民族文化反省和强调民本位观念。但是三人在对待儒学、西学、孔教与佛教的态度上存有差异 ,对学会工作的重点以及如何处理学会内部的人际关系看法亦有所不同。文章还贯穿着概述从“维新”到后“五四”这二三十年间文化学术社团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之链——文化世家、地域性学派、书院、文化社团、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作用与地位的观点 。

论谭嗣同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理论贡献

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的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中,谭嗣同对初步形成的中国近代新闻理论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强调报刊是助兴民权的"权力最大者",可以也应当成为实现维新派政治目标的最重要最有力手段,是其办报思想的核心观点;指出日报为"助人日新之具",直接关系国人贤愚,国家存亡,民族兴衰,是其办报思想的极重要观点;提出"报章总宇宙文体说"的原创性理论,是其为中国近代报刊第一次文体文风变革贡献的一块理论基石。

中国近代认识史上的困惑——谭嗣同、严复不可知论的比较研究

谭嗣同由于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强调感官的局限而陷入不可知论 ,严复则由于感觉主义和推崇经验、实证而走向不可知论。这使两人对不可知论的理解及其理论归宿大相径庭。但是 ,作为近代哲学的一部分 ,谭嗣同和严复的不可知论同样具有突破古代哲学的思维定式、肯定人的主体力量和贬低肉体、膜拜灵魂的共同导向。这是近代哲学区别于古代哲学的精神风韵 。

谭嗣同大同思想的多重意蕴和诉求

大同是中国人的千年梦想,中国近代全球多元的历史背景、政治局势和文化语境使大同又一次成为热门话题。说到近代的大同思想,人们往往想到康有为及其《大同书》。其实,谭嗣同不仅心系大同社会,而且借助大同思想表达对宇宙本相、人类历史、文化演进、世界格局的全新思考和规划设计。谭嗣同的大同思想集历史演变与世界主义于一身,既带有中国近代特有的时代烙印,又个性鲜明,成为近代大同形态的独特样本。

谭嗣同科学思想浅析

谭嗣同是我国近代较深入研究西方科技译著的杰出思想家。文章阐述了谭嗣同科学论述中的爱国精神，以及其科学知识的广博性和先进性，体现了戊戌维新的影响。

平等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状态?——论康有为、谭嗣同平等思想的差异

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对平等的推崇令人注目,正如相同的理论来源决定了两人平等思想的相同性一样,对孟子与庄子的不同偏袒注定了其平等思想的差异性:对平等内涵的界定,康有为利用孟子的性善说与天赋人权论相互印证,将平等说成是人"直隶于天"的天赋权利;借助庄子的破对待与佛教思想融合,谭嗣同将平等理解为不生不灭即微生灭的宇宙状态。对平等内涵的界定隐含着对实现平等途径的理解,康有为在人人自主、独立中关注女子的自主和独立问题,将"男女平等各自独立"视为通往平等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演绎为"毁灭家族"的平等之方;谭嗣同在通而平等中执着于破除对待,在"人我通"中希望"别生种人"达到"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的平等状态。

谭嗣同与近代佛教思想的变迁

佛教在中国近代的发展中逐渐发生了转变,谭嗣同等将消极、避世、涅磐的佛教哲学阐释成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蔑视黑暗现实、奋不顾身、不计功利、“勇猛精进”、和“大无畏”的富有战斗性的思想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团结了趋新之士大夫,摇撼了统治意识形态,鼓荡了仁人献身、志士奋笔的时代氛围,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谭嗣同对佛教思想的阐释也是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一个来源。

简论谭嗣同的全变观及其理论渊源

19世纪末 ,日本发动侵华的甲午战争 ,打败腐朽的清王朝。谭嗣同面临风雨飘摇的时局 ,力主全面改革 ,救亡图存。谭氏振臂高呼排斥满族贵族统治 ,猛烈批判二千多年来固有的封建纲常名教 ,为民权摇旗呐喊 ,这是他全变观的主要内容。其基本依据是王船山“器变则道变 ,器亡则道亡”的唯物论思想 ,从西方传入的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 ,法国卢梭的天赋人权观 ,佛学中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康有为的“托古改制”

谭嗣同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和理论渊源

谭嗣同的思想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和愿望,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产物。其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主要是受到西方自然科学和墨子、张载、王船山、黄宗羲的影响。

谭嗣同认识哲学的过程和旨归

谭嗣同是最早对脑进行系统诠释的近代哲学家,并基于对脑的理解而探究人与世界的同一性问题。基于对认识过程和途径的考察,他肯定认识起于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与外物的接触,呈现出经验论、反映论的特征。在此过程中,谭嗣同一面夸大人之感觉器官的有限与外部世界无限之间的矛盾,一面突出认识对象的瞬息万变、不可捕捉。在否定人可以通过眼、耳、鼻、舌、身五种感觉器官认识世界的前提下,他放弃感觉器官而寻求新的认识途径,试图信凭佛教的"一多相容"、"三世一时"洞彻真理,致使"转业识而成智慧"成为其认识哲学的最后归宿。至此,谭嗣同的认识哲学既包括由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而来的经验论、反映论,又包括由佛教而来的玄想、顿悟,由此构成了一道独特景观。

谭嗣同的名实观辨正

谭嗣同提出名实观是为了突破过时的纲常名教对体现资本主义文化的名词、概念的禁锢。他的名实观体现在名词仅仅是人们对对象的随意命名、名词没有对应的实体。这种名实观没有搞清语词之名和概念之名的区别,基本上是错误的。为摆脱旧名对发展变化了的现实的钳制,他提出了“破对待”的相对主义正名方法,并从三个方面予以论证事物运动的绝对性、事物大小的相对性、事物性质的相对性。谭嗣同相对主义“破对待”的正名方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正名方法是“变名符实”。谭嗣同名实观的现实启示一是变名符实,促使过时的旧观念改变以适应发展变化的现实;二是充实符名,将现实中扩充了的内涵对应的对象加入概念的外延中,使之名副其实;三是循名责实,通过实践创造出与新概念内涵相符合的物化对象。

佛耶二教在谭嗣同《仁学》“天”概念重构中的作用

谭嗣同的《仁学》是中外各种思想传统综合影响的产物,《仁学》中基本概念的建构,无不反映出这种混杂性影响。例如,《仁学》中“天”的概念,既有传统儒家的思想因素,又受到基督教和佛教的深刻影响。谭嗣同借助于基督教的“天”概念,对传统儒家作为人伦依据的义理之天概念进行了重构,将其改造为形上原理,并用之来论证政治、伦理、社会平等。基督教之“天”有实体上帝的含义,《仁学》对之进行了去实体化,在这个过程中,佛教《成唯识论》破天之法执的思想发挥了直接的作用。

谭嗣同与墨家思想

谭嗣同对墨家的推崇,与其早年的性格及学习经历密切相关,更深受甲午战争的刺激及西学、康有为思想的影响。其胸怀大同之治的理想,欲以墨家兼爱平等观念沟通诸教,以复兴孔教仁学之真精神。至于援引墨家观念抨击儒家纲常名教,乃基于秦汉之后儒学非真孔学的认知,而其舍身以利天下的"任侠"精神,实受墨家及佛教的双重影响。

谭嗣同《仁学》思想浅探

《仁学》是晚清传奇人物谭嗣同所著的一部奇书。该书以宇宙为视野,以民族复兴、世界大同为鹄的,融通中西,博采古今,概要言之,该书体现的谭嗣同的思想具有三大特点:以佛学为宗,包容诸说;以以太为本体,贯通心物;反对专制和追求平等。该书思想深刻驳杂,不足之处在于显得比较感性与空洞,对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并没有提出比较系统的方案。

论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自由思想

早期维新派虽然主张在中国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提倡学习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但他们并没有付诸实际行动。康梁维新派进一步宣扬西方的自由思想,促进了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严复提倡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思想深深地抓住了英国式自由秩序的精髓。在光绪帝的支持下,他们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改革运动。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使许多中国人认识到了自由的价值。

谭嗣同政治人格浅析－－兼论谭嗣同慷慨就义的心理根源

作为理想主义者的谭嗣同，其身上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浪漫主义人格倾向。但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又纠结着中国士人在几千年传统政治文化之中意陶而成的“圣君情结”，这使得谭嗣同在现实政治层面上又会表现出另外一种和革命浪漫主义完全不同的政治功利主义人格倾向。这对矛盾使谭嗣同常常处于两难境地，并影响着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心态，最终导致了殉身于理想的政治悲剧的发生。

略论谭嗣同的人格特质

谭嗣同特殊的家庭生活、丰富的社会阅历、良好的学识修养以及深刻的思想言行,展示了谭氏的恢弘气度、过人胆 略、顽强意志、强烈使命感、深厚同情心以及旺盛求知俗等主要人格特质。

康、谭异“仁”论

康有为是近代资产阶级新仁学的奠基者，谭嗣同则是近代资产阶级新仁学之集大成者，他们都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来革新传统哲学中的“仁”，但是他们的仁学思想仍有各自的特色，谭嗣同从宇宙本体高度言“仁”，突出“仁”的平等内容，强调“仁”无差等，更富有激进主义色彩，康有为偏重“仁”的博爱内容，以进化论言“仁”，强调“仁”有等差，充满传统仁学的保守主义色彩。

“日日问视”:论谭嗣同的养老观

晚清社会的文化环境孕育着两个层面的冲击与融合。旧有的层面以传统的父子伦理观念为中心;新的层面则以突破旧有伦理道德为目的,积极创建一个全新的伦理道德。谭嗣同对旧有的家庭伦理道德进行了猛烈抨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迥异于传统的养老观念:"日日问视"。

谭嗣同诗歌的艺术特色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维新志士,也是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诗文创作方面亦有突出成就。其诗感情慷慨激昂,风格遒劲雄健,语言绮丽,想象丰富,具有志士之诗的显著特色,是对龚自珍以来浪漫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