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袁到附袁:谭延闿与二次革命

袁世凯上台后,为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军事上极力削弱南方革命党的力量,政治上暗杀主张政党政治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经济上向列强举借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由此引发革命党发起反抗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对袁世凯一系列镇压革命党的举措,作为国民党的湘督谭延闿均表示强烈反对,并进行了猛烈抨击,另一方面又不愿参加南方革命党反袁的革命,与袁世凯决裂。二次革命期间,谭延闿游移于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革命失败后,屡屡向袁世凯效忠,同时希望国务总理熊希龄斡旋湘省与中央的关系。在袁世凯的压迫下,谭延闿最终被褫夺湘督之职,并赴京附袁。二次革命期间,由反袁到附袁所表现出态度的转变,反映了谭延闿作为资产阶级立宪派妥协性的本质,同时也是他对当时社会的主导舆论、南北双方力量对比及湖南自身实际情况等多重因素综合考虑而作出的政治抉择。

论谭正璧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范式

谭正璧对宋元话本小说的篇数、存佚、内容等进行了考证,对《清平山堂话本》和“三言两拍”中哪些属于宋元话本小说进行了辨别。他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既重视小说的本事和源流,又重视小说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借鉴和影响。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充分吸收了当时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谭正璧学术成就的取得,既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思潮有关,更与其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勤奋认真的工作精神有关。

城市公园使用状况评价(POE)应用案例研究——以北京玉渊潭公园为例

本文运用POE(post occupancy evaluation)基本研究方法,对北京玉渊潭公园做了调查研究。通过观察公园使用者的各类活动,采访公园的使用者以及发放抽样调查问卷等形式,了解北京玉渊潭公园的使用状况,并对调查所获直接、真实的信息和数据做分析、整理,得到POE评价分析报告。该报告可为玉渊潭公园改善服务设施、提高管理水平提供依据,也可为其它类似公园的设计管理提供借鉴。

北宋寺观政策与数量探析——兼论《谈苑》“今三万九千寺”的“今”字指代

"景德中,天下二万五千寺,今三万九千寺",这是记载北宋寺观数量的重要史料之一。通常认为"今"字指"嘉祐三年",以此为据,得出北宋真宗朝至仁宗朝寺观激增、佛道膨胀的历史结论。然实际情况却是本时期寺观数量不仅未见激增,僧道人数反而出现骤减。这一寺观数量的巨大变化,系因统计方式和范围不同所致,并非社会现实变化的真实反应。史学研究者忽视政治运行及社会现实的实际状况,单纯将数字拿来说明问题,这违背了史学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谭垣的建筑设计教学以及对“布扎”体系的再认识

本文通过回顾建筑教育家谭垣半个多世纪的建筑设计教学思想与实践,追溯与其在宾西法尼亚大学留学经历的关联性,从个案研究的视角再度认识美国"布扎"教学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移植中国的历史过程,并试图说明,一套可教授的设计方法是这个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遗产。

钟、谭“幽”“寒”心境与“竟陵体”之形成

对“竟陵体”形成的原因,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一种是“救弊”说,一种是“得名”说。以上两说都有弊端。从“知人论世”之角度,通过对钟惺、谭元春成长环境、自身遭遇造成其“幽”“寒”心境的分析,探讨“竟陵体”形成的更深层的内在原因。

补脑振痿胶囊治疗缺血性中风后遗症的临床研究

补脑振痿胶囊根据张锡纯所创汤剂 ,研制出的一种新剂型。用于治疗缺血性中风后遗症 30例 ,并与偏瘫复原丸治疗的2 0例对比观察。结果显示 :补脑振痿胶囊组临床痊愈、显效、有效及有效率均高于偏瘫复原丸组 ,且治疗效果随疗程的增加而递增 ,对病程较长的患者疗效明显优于偏瘫原复丸组 。

李善兰对数论研究

本文试就李善兰《对数探源》和《对数尖锥变法释》的王要结论予以解证,并就李氏据以导出对数展开式的对数积的图形来源给出推测,以期对李氏的对数理论的整体获得比较准确的认识。

竟陵派以庄禅说诗的理论述评

钟惺、谭元春选评《诗归》,显示出独特的诗学理论与批评方法,深受道家与佛禅思想的影响,并承继了严羽"以禅喻诗"的一些观点与方法。竟陵诗学的"冥悟",是指一种主体精神高度集中,处于一种如参禅悟道般的虚静状态;竟陵派的"入神",是指诗歌技法或诗歌境界到达出神入化的地步;竟陵派的"别趣",是指人物特有的精神气质与诗歌陌生化的审美效果;竟陵派对言意关系与阐释理论的认识与实践,是"言不尽意"思想的发挥,所谓"不可解",重在强调作品传达的丰富意旨,强调诗歌给读者一种幽渺、惝怳、迷离的审美体验;竟陵派以老庄、佛禅思想论诗,有意识地选录数量众多的仙佛诗,评点中揭示出诗歌与佛道思想之间的关系。

论屈原与陶渊明的“异中之同”

对著名诗人的比较应有三个层次,显义:异、对立、矛盾;隐义:难、敬佩而不效法;深义:同、卓异、独立。本文比较屈原与陶渊明的"异"中之"同":他们的作品,正是其心灵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为人生思索的"文学日记"或"日记题材的诗文";屈、陶之伟大,在于他们不掩饰自己真实的矛盾与动摇,他们能够正确地直接面对这种矛盾与动摇,从而通过自我调节与平衡,克服这种矛盾与动摇——这就是同于常人而又超于常人的可贵之处。因为孤独、没人理解,他们均将思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在古贤、前修中寻找知音。其诗歌亦是不公开传播的"日记体诗",是安贫守拙的自慰、孤独苦闷的释放、尘世哀怨的解脱、苦难历程的记录。

潘远《纪闻谭》辑考

《纪闻谭》是五代时期出现于蜀国的一部轶事小说,作者潘远。此书记载六朝及隋唐间故事,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惜原书已佚。对该书进行辑佚和考证,有助于了解和研究唐五代小说以及前后蜀文学的状况。

曹操掌控之政治婚姻述论

三国时期,曹操将政治联姻的手段发挥到极致。他的对外联姻对象包括江东孙氏、河北袁谭与汉献帝,对内联姻对象可以根据不同身份分为族亲(夏侯惇、夏侯渊),功臣与名士(荀彧、任峻、崔琰家族与何晏),降将(张绣、张鲁)等。曹操是军事与政治上的成功者,因此容易推行联姻。他的子女亲属众多,拥有庞大的备选阵容。曹操施行政治联姻漠视礼教,甚至打破了“同族不婚”的传统,对于拒不服从者则给予杀害。他的政治联姻的运用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在统一中原、政权巩固后不再与各路军阀通婚。联姻对象若是惹他不满,也会遭受杀身之祸。

中法广州湾租借地勘界考述

在广州湾未租借给法国之前,广州湾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1899年11月16日,中法签订《广州湾租借条约》,广州湾遂由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变为行政区域概念。其界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发现的中外相关史料进行考述,可进一步清晰认识中法广州湾租借地勘界过程及广州湾界址的变化,有助对广州湾租借地的研究。

简论钟谭合作及《诗归》的完成

《诗归》是钟惺和谭元春共同完成的一部评点之作,在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有感于明代文坛的弊病,钟谭二人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起,历时七个月,完成了《诗归》的初步选编、品评、修订工作。在此期间,钟谭反复协商、讨论。之后,钟谭又进行了多次修改,不断完善,最终于三年后写序出版。《诗归》是竟陵派文学批评的代表之作,也是钟谭合作而成的精心之作。

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可喜收获

《新语探源》是从文化史角度对近代汉字新术语生成问题作全面考察的国内第一部较大型著述。它从中、西、日文化互动中揭示汉字新术语生成之源,凸显出汉字文化在中国、日本近代文化转型中不可低估的作用;对日源汉字新语的形成、入华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推进了相关研究;在中国近代重要概念的由来、形成问题上也有可贵的创获。

王微与谭元春的诗歌唱和

晚明文坛活跃着青楼、闺阁两类女性作家群。青楼诗人王微与谭元春等文人的广泛交际及诗歌唱和,反映出作为"第二性"的女子已步入当时的文学天地,折射出文坛格局尤其是传统抒情雅文学格局的重大变化。

陶渊明诗歌与玄学话语对读

陶渊明诗歌古淡自然,在形式上表现为与东晋玄言诗的巨大背离,但在本质上,却体现了深刻的玄学精神。魏晋清谈的论题以及魏晋玄学独特的语词对陶渊明产生了重要影响。陶渊明援儒入道、儒道会通的思想,是在玄学盛行的大背景下形成的,这种思想对其创作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龚自珍经典化过程中的谭献与袁昶——兼论“惊四筵”“适独坐”的审美分层

龚自珍诗文在近代的经典化过程中,首先需要一个完善的全集。谭献从同治二年就开始了对龚自珍作品的搜集抄录,完成了《龚定盦外集》,此集应该是吴煦本之祖。与此同时,谭献也是龚自珍诗文最早的评论者:认为龚自珍的见识“智足以知微”,伦列清中后期汪中、周济一流人物;于龚文褒贬互有;于龚诗直截批评其“豪不就律,终非当家”;于龚词评价最高,称赞其“绵丽沉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与谭献同为浙江人的袁昶对龚自珍的接受经历了由崇拜到犹疑的过程,但在纠结中由龚自珍的“爆红”发现了“惊四筵”“适独坐”的审美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建构,不啻为龚自珍经典化过程中的意外收获。

论谭元春和他的散文(上)

对明代后期竟陵派领袖和代表人物谭元春的生平经历、思想倾向和文学活动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对他的文学主张、散文理论和散文创作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对其思想倾向、文学主张、散文理论与散文创作,分别提出了一些与前贤不同的观点。

论“钟谭体”的形成

晚明文坛,竟陵派裔承公安,却又在师心中寻求古人之精神,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竟陵派在政治糜烂时代对文学革新的探索。竟陵派以钟惺、谭元春为前后期领袖,故又号"钟谭体",其形成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钟、谭的订交;《诗归》的编纂;钟、谭的交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