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的西班牙语译本耙梳、对比与阐释

唐传奇想象力丰富,社会现实指射深刻,因此受到西班牙语译者的青睐。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为唐传奇西译的早期阶段,西班牙语国家的翻译家、汉学家将唐传奇作为中国故事最为重要的代表,翻译部分传奇故事;1980年,出现第一个唐传奇西译专集《唐代传奇》,这个译本由中国译出,后被西班牙引入,但是,两个译本在细节处理方面有着显著差异,对比两者,能窥两个翻译方向的内在异同;21世纪前后,唐传奇西译专集开始增多,厘析这些译本对唐传奇的篇目选择与价值阐释,能见译入缘由。

论唐代小说中公牍文的叙事功能及其文体意义

公牍文是唐代小说"文备众体"之中重要的一"体"。因公牍文使用场合、对象具有特殊性,所以唐代小说中的公牍文有上、下之分:上行公文主要用于神仙、道士、臣民上书帝王或皇帝、冥王上书天帝;下行公文主要用于天帝、皇帝向臣民颁布诏令。公牍文融入唐代小说,不仅承担着聚焦主题与升华主题、刻画人物性格、心理、暗示故事结局等重要的叙述功能,而且还充当了唐代小说文体的基本"骨架",与融入其中的史传、诗歌、论说文等相互组合,建构了唐代小说独特的文体形态。

唐传奇之“感应母题”与佛经故事

"感应母题"是中外文学共有的文化母题。中国古代早期的文史记载中便蕴含了"天人感应"母题。从印度传入的大量佛经及民间故事中也蕴含了这一母题。佛经"感应"故事所具有的印度神话的夸张性、荒诞性、神异性及虚幻性对唐传奇小说母题起到了很大的触媒作用。此外,佛教"感应母题"所宣扬的果报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思想的有机融合,亦极大地催化了"感应母题"的风靡。

论唐代文言小说分类

长期以来 ,文言小说的分类法和类名一直较为混乱。在尊重古人小说观念、小说分类法及类名的基础上 ,唐代文言小说可以先分为志怪、轶事二类 ,再作第二层细分 :志怪分为杂记、杂史杂传、地理博物三类 ;轶事分为逸事、琐言、辨订、箴规四类。在文言小说分类实践中 ,要摒弃一些不准确的分类法和类名 。

唐代小说中的阎罗王——印度地狱神的中国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其地狱观念伴随佛经传译和教义的流行而逐渐播布华夏。魏晋以降,外来的地狱信仰与本土固有的冥界思想相互融合,开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狱观念。本文从阎罗地狱信仰在唐代融入中国民众信仰的神谱,阎罗信仰与地藏信仰合流的原因和影响,以及阎罗地狱信仰在唐代小说中世俗化的表现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认为佛教地狱观念经过中国文化的洗礼在唐代基本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形成了植根中国文化土壤的阎罗地狱信仰,阎罗王也由印度的地狱神演变为中国的“世俗化”的地狱主宰。

《柳毅传》原发生地考辨

唐传奇《柳毅传》故事原发生地有洞庭湖之说、太湖之说及虚构说等。从唐人的小说观及文本的角度出发,结合相关地理知识、文化背景、物产及小说风格等进行考辨,证实:《柳毅传》故事中"洞庭"是指太湖,"湘滨"不一定就是"湘水之滨",因而传奇的原发地只可能是太湖地区,而不可能是湖湘洞庭。

论佛教对唐代传奇小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土后与中国文学积极融合,作为人生具象的小说也融入了斑斑佛迹。在佛教盛行的唐代,出现了以寺院为活动场景、以僧众为表现人物、以世俗化为倾向的传奇小说。分析佛教因素在传奇小说中的投射印痕可以看出,佛教在艺术手法上,包括题材扩大、人物塑造、结构创新以及创作思想等方面对中国小说产生的深远影响。而佛教思想在士大夫阶层的渗透,也极大地影响了文人的创作和国人的文化性格。

论沈从文小说与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关系

沈从文小说创作植根于深厚的中国传统叙事艺术传统基础上,其叙事艺术吸收与借鉴了中国史传叙事艺术、唐传奇叙事艺术、话本拟话本叙事艺术,以及章回小说叙事艺术等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有益成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民族风格,为世界叙事艺术的殿堂增添了中国因素和中国色彩。以此同时,沈从文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对中国传统叙事艺术进行了革新与转化,推动了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现代发展。

唐人豪侠小说中的杂技描写

唐代是我国豪侠小说的初创阶段,也是我国杂技发展的鼎盛时期。唐人豪侠小说非常注重侠客的武技描写。这种描写,除了受佛道神秘色彩影响外,更多显示着与杂技的密切关系:一是对侠客武技的描写部分或全部借用了杂技幻术技艺中的某些技巧;二是唐代豪侠小说中的一些侠客形象,尤其是女侠形象,多来自对杂技幻术艺人的形象借用。这种重要的艺术借鉴,不但标志着唐代豪侠小说的定型与成熟,而且以女侠的闪亮登场和高超技艺,提高了唐人豪侠小说的审美效果和文化内涵,增强了小说的神秘性和吸引力,也直接启发了后世武侠小说作者武技描写的想象力。

论唐赋设辞问答的叙事因子

"遂客主以首引"的问答结构乃是赋的形体要素之一,唐赋在继承主客问答因子的基础上,创造出问答双方的三个类别:一类是双方一为作者自己一为虚拟的人物;一类是双方均为虚拟的人物;一类是双方均为历史人物。尽管问答双方有别,但它们充分发挥了作者的想象力,其实质是一种虚构性叙事,有力地推动了后世文学性叙事的发展。

唐代笔记小说中的民族体育

唐代体育研究中杂史笔记小说的材料运用得还比较少。对唐代笔记小说中的体育史料从体育人物及思想、军事体育、节庆体育、古代武艺、休闲体育及女子体育等方面进行初步整理研究,分析唐代笔记小说中民族体育的社会特点。

唐代举子行卷文体考论

唐代进士科最初仅试策文,高宗显庆后至玄宗开元时,进士科杂文试诗、赋体与箴、铭、论、表、颂、赞诸体兼用,在文、实两方面掌握的较为平衡。此后或偏文而单用诗、赋体,或偏实而单用箴、铭、论、表、颂、赞诸体,因而招致不少微词。唐代进士科杂文试的文体规定和应试难度,必然使举子注重从小苦练与应试有关的文体,并用得意之作先期行卷,为进士及第创造条件。唐代举子用于行卷的文体,大致与进士科杂文试的文体相似或相近,因为这样易于得到显人名公和主试官的认同,最终进士及第。尽管尚难绝对排除唐代举子用小说行卷现象的存在,但在当时被视为"驳杂无实"的小说体,有悖进士科杂文试的主流文体,一般举子并不用小说体行卷,更不可能由此而致唐人小说的兴盛。

《刘宾客嘉话录》的文学史料价值

唐韦绚所撰的《刘宾客嘉话录》是唐代笔记小说中价值较为突出的一种,所涉内容较为广泛,国朝文人剧谈、卿相新语、朝廷政事、经籍诂训及趣闻佚事无所不收,这给我们研究刘禹锡及中唐政治、思想、文学提供了重要史料。该书文学史料价值尤高,书中所记诗文评论和文人轶事,对研究刘禹锡的诗文主张和中唐文坛动向,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而所收的佚文佚句,又可以为后世的辑佚提供佐助。

《玄怪录》的主题倾向与文人创作心态

《玄怪录》专以涉猎奇闻怪谈为务,却又深刻地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的思考。其主题倾向可分为以下几类:作意好奇的传奇体叙事笔法,与文人展现史才、诗笔、议论的时代风气有关;入冥情节与三生轮回使世俗人的欲望满足和身心解脱通过虚幻世界获得实现,这也体现出作者对现实人生悲剧的理性思索;基于现实人生无法摆脱的痛苦,飞升仙境的主题展现了士人寻求解脱的方式,也婉转曲折地寄托了对文化理想的坚守与追求,是士人维系精神生命、延续文化传统的曲折呈现。

石田干之助的唐代文化研究——以《长安之春》对唐五代笔记小说中胡人买宝故事的编译与考论为中心

石田干之助关于唐五代笔记小说中胡人买宝故事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于其所著《长安之春》一书中,主要包括对胡人买宝故事的编译、校勘、注释、考证、论述及对其在日本文学中的影响与变异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虽非石田干之助的主要业绩,但他却开拓了近代日本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的新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中国古代小说演变的特征——从六朝志怪到宋元话本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大系统,即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记叙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粗具文言小说的规模。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是文言小说成熟的标志。而宋元话本以其通俗化、口语化、市井化及说话人的风格等特点不同于文言小说,成为白话小说的定型文本。

隋唐五代小说中判断句的比较研究

小说在唐代演变为双线发展的局面,判断句在不同类别的小说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通过对比研究,认为"是"的系词用法在此时已经发展成熟。

赵彦卫“诗笔”概念的变迁

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认为唐人小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这一命题为现当代小说研究者们所普遍认可,并被广泛引用。但"诗笔"概念的具体含义在各位学者笔下却大不相同,李剑国、石昌渝认为主要是指小说所具有的诗歌的意境和情绪;吴志达、林辰、程毅中认为是指小说中穿插的诗词;而王恒展、孟昭连则认为二者兼而有之。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寅恪和他的高足刘开荣却认为诗笔是指存在于小说之外的与小说相配并行的诗歌。"诗笔"的本义应该是指小说中具有诗歌形式的韵语,但当代学者用"诗笔"来指称诗歌的意境和情绪,也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

论唐代仕宦小说对官吏恶政的批判

唐代仕宦题材小说描写官与民二者的关系,可约略归结为三种形态:最高层次是为民谋利、爱民重生的清正贤明官吏,中间层次是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平庸误事官吏,最低层次是以权谋私、害民虐生的贪官酷吏。唐代仕宦题材小说对官吏恶政的批判,其中主要包括:枉法曲断、横取人财、弄权凶暴等表现形式。这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有着某种典型意义,揭示了封建官僚体制的某些规律性,反照出人性劣根性及在仕宦领域的异化形态。从中国小说史思想承传的层面说,这些作品思想层次之高,思考问题之深,思维方式之独特,惩治方法之多样,对后代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当代文化角度观照之,其丰厚内涵仍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试论《刘公嘉话录》的史料价值

唐韦绚所撰的《刘公嘉话录》是唐代笔记小说中价值较为突出的一种,该书内容丰富,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及文化诸多方面,为我们研究唐代文史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资料。其史料价值尤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可以补充正史缺漏,有助于推进唐代社会风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