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期中原与吐蕃佛教交融依存语境解读

吐蕃与唐朝因中原佛教结缘,而双方的交融依存发端于唐朝重启了儒家孟子性善论仁道思想,摒弃了过去天赋神权论的儒家思想。儒学扬弃之后在唐朝初期强调“仁”道,唐朝因“仁”和合吐蕃,佛教的中国化也在唐朝初期有了新的面目:“提倡众生平等”。儒学的“仁”转化为佛学的“众生平等”理念,形成了吐蕃与中原的基本交往范式,即以佛教为抓手,而以借鉴唐朝的基本思想为内容的事实。这也说明佛教在唐朝真正开始中原化了,而佛教在吐蕃还远未开始吐蕃化,文成公主入藏意味着吐蕃与中原启动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加速模式。

从“四部”到“四分”——佛教律抄在唐代的发展

《毗尼心》《四分律小抄》《略抄》《杂抄》等佛教律抄文本在唐代相继问世。这些文本较六朝时期的律抄有新的发展。首先,在思想上,从早期“会通诸律”的“四部律抄”发展为独尊《四分律》的“四分律抄”;其次,受佛教注疏传统的影响,律抄在文本形式上呈现“事数化”“条目化”的特点。唐代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也是受六朝律抄深刻影响的作品。唐代的这些律抄文献反映了中古“律疏”与“律抄”两大传统的融合,向我们展示了印度佛教律仪向中国佛教戒律实践过渡的一个面向。

唐宋剑侠小说与佛教关系谫论——以《剑侠传》为例

《剑侠传》收录唐宋时期的33篇剑侠小说多与佛教有关。从佛寺、僧侣、佛教神异等3个方面探析这些小说与佛教的关系可以发现:佛寺在剑侠小说中为故事的发生环境,是庇护穷苦困顿者、剑侠施展神奇本领的场所;僧侣的行为多有侠义色彩,表现为用含有“侠”的词语凸显人物性格、剑侠小说中僧家多行侠义之事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佛教神异的奇幻特点如开脑后藏匕首和变为小虫,丰富了故事的内容。这三个方面共同发挥作用,造就了《剑侠传》丰富而曲折的故事。

唐肃宗对武则天佛教思想的继承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面对的是统治的合法性与唐王朝的正朔问题。通过对唐玄宗与唐肃宗的佛教政策的考察,可以发现,作为和武则天同一母族的肃宗,一改玄宗时期的抑佛政策而大力崇佛,显示出对武则天佛教思想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转轮王思想;二是举行佛事活动来维护统治;三是发挥高僧的作用。唐肃宗的崇佛政策有利于在思想上快速凝聚人心,体现了其正法理国的佛教思想。

“佛兴西方,法流东国”:《大唐西域记》的佛教传播史意义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西行求法的实录,是对求法所见、所闻的亲忆、亲述,在佛教传播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对众多佛本生、佛传、佛弟子故事、佛教的重大活动、佛教遗迹以及佛教内外论争等的记载详尽、完整,对佛教传播路线和传播规律的体现清晰、显明。同时,它口述性、文学性特征突出,是一部宗教性与文学性相结合、学术性与普及性兼具的佛教传播史著作。

慕梵而尊礼: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丧葬制度

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葬制,梵华嫁接的色彩非常明显。僧众丧葬模式主要有水葬、土葬、火葬、露尸葬等,但每种葬式的流行程度有别。土葬是此时最主流的僧尼丧葬模式,且最符合中华礼制的基本要求,是调和华梵之间文化矛盾的比较好的手段。颇有特色的露尸葬,因其最有印度佛教特色,在此时的僧众葬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选择水葬或火葬的僧众则相对较少。在汉传佛教历史上,只有隋唐时期才有如此多种类的僧众丧葬模式,这是隋唐这个绚烂时代赋予的特殊的文化特征。在佛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下,这些僧众葬制既都无一例外地受印度佛教的影响,建构在佛教义理的基础上,又努力寻求着中华礼制的认同,佛教的信仰与儒家的五常在此时已经有了很好的融合。

唐诗中“生死”书写的情境与情感

中国唐代诗歌因时代的特征展现出独特的魅力,有关“生死”的唐诗建构了体验死亡的情境,主要有爱情、征战、宗教的情境。在爱情情境中,唐诗常以生死相随的决心表现女性的贞节情感;在征战情境中,唐诗常以不惧生死的誓言表现将士的忠君情感;在儒、释、道的哲理情境中,唐诗常以佛教描绘的宗教情境为基础,阐释“不生不灭”的生命哲学。对生死情境的描写和对生死情感的抒发驱动着唐代诗人的创作,展现了中国人在爱情、忠诚、信仰等方面不惧死亡的情感力量。

晋唐时期中土僧人西行求律及贡献

佛法东传,经论先行传译,汉晋以来翻译出了大量佛经。但因对佛典翻译不善,佛典不齐备等因素,为广寻完备的佛教原典,汉地僧人踏上了西行求法道路。戒律是佛教“经律论”三藏之一,但在中土戒律的传译相对滞后,律藏残阙,律典传译不足,维持僧团的制度不完备,对律藏的迫切需求下,从东晋法显西行专门求取律典开始,晋唐时期不少中土僧人西行求法,带回并翻译律典。从法显携归并翻译出《摩诃僧祇律》及其他戒本开始,到唐代求法僧义净远赴印度求取律典,翻译并完善中土的诸部律典,建立起了完整的有部律典,使得中土佛教得以建立并保存系统的说一切有部律典。中土僧人的西行求律,为唐代律宗的兴起,对中国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隋唐白瓷象形烛台设计的佛教文化内涵

陶瓷与宗教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佛教的影响下,隋唐时期的陶瓷制作不论从造型、装饰上都出现了新的元素,白瓷象形烛台从形制、纹饰都受到了其影响,不仅实用且具有观赏价值。笔者认为白瓷象形烛台体现了隋唐的盛世文化,蕴含着佛教的设计思想,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唐五代敦煌佛教的隆盛与曲子词的流播及词调的衍生

唐五代时期敦煌佛教昌隆,寺学随之逐步兴盛,曲子词遂常被寺中学郎抄写于同佛教有关的写卷之上。这些曲子词常会在佛教活动的表演中歌唱,以吸引民众前来进而宣传教义,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词调的衍生。衍生的词调及其创作常被用来弘扬佛法,有时亦会演变为新的词调,对词体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词体的发生发展与佛教的繁荣有着潜在关联,从敦煌寺学的繁荣及佛教活动乐舞表演的炽盛等角度切入,审视曲子词的流播及词调的发生发展问题,或可更清晰地观见词产生之初的形态,深化对词体演进历程的认知。

医咒合一:试论唐代佛教医学中的密教化现象

随着唐代密教发展盛行,大量与密教相关的佛教医籍相继译出,唐代佛教医学的密教化现象愈发明显。通过梳理可知,唐代密教较为广泛地参与皇室与民间的医疗实践,而敦煌石窟中亦保存有不少运用密教咒术疗疾的唐代壁画。可见运用密教咒术解决各种医学问题是唐代佛教医学中密教化现象的重要表现,因此,就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对了解唐代佛教医学及密教的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论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及对女性婚姻家庭观的影响

唐代佛教的世俗化是唐代佛教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佛教世俗化对唐代女性婚姻家庭观的形成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是择偶打破世俗门第观念,相信婚姻缔结乃系缘分;二是违背封建家庭伦理,死后不与丈夫合葬;三是出家为尼,不忘家庭责任,且与本家保持密切联系;四是居家事父母,以持戒祈福为行孝方式等。这些影响既含有增强唐代女性自主独立意识的积极方面;同时也存在着以"宿命论"制约女性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能力的消极方面。

论唐玄宗的宗教政策

唐玄宗在位时 ,推行了大力扶植道教的政策 ,如提高老子李耳及道教有关人物的地位 ,尊崇道教经典 ,优待道士、女冠等。对佛教则采取了“抑而不毁”的政策 ,既限制其过度发展 ,又对其加以利用。本文还分析总结了玄宗宗教政策的三个特点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佛教与杜甫及其晚年心境

杜诗中与佛教有关的作品是研究杜甫思想的重要资料。杜甫对佛教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对佛教艺术的接触和与僧人的交往 ,加深了他对异质文化的了解和思考 ,但并未使他对宗教产生太大的兴趣。佛教的博爱、劝善思想与儒家的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思想在杜甫晚年思想中得到高度的融合。佛教思想补充和丰富了杜甫的儒学思想。

从墓志看佛教对唐代妇女生活的影响

从对唐墓志的分析考察可知 ,唐代妇女信佛者较多 ,在家修行的妇女占绝对多数 ,且相当一部分奉佛者为孀居妇女。唐代妇女诵读或抄写的佛典主要集中在金刚般若、法华、涅、维摩等经上 ,尤以金刚般若、法华两经为最。唐代妇女崇佛原因众多 ,其中不少孀居妇女、宫人、宦官夫人、无子和不育的妇女多从佛教中寻求精神和情感寄托。唐代妇女崇佛对社会风尚、生死观念和丧葬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隋唐佛教与书法美学

绵延于隋唐二代文化史的重要现象是佛教与书法美学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推助了中国书法美学史上鼎盛期的到来和形成,尤以楷、草二体最为辉煌。汉字迻译、载录佛经,促进了佛教僧人书法水平的提高和书艺的发展,涌现了一批僧界书法高手。一个独特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唐代书法领域,即唐代书法大家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传世经典书帖,多是寺院碑志铭记,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唐代佛教与书法美学的渊深联系。唐代受李世民崇尚王羲之书法的影响,名僧率先摹集王书,风行天下,且影响"院体"书法的形成,泽披深远。唐代僧人独到地发表了在中国书法美学史上的精辟见解,令人耳目一新。与以禅喻诗、以禅写诗相并存的以禅论书、以禅写书,开启了禅宗美学之先河。唐代僧人杖锡四行,与俗界书法家广为交游,成一时之盛,流播许多人文佳话。唐代寺僧书家,杰翰辈出,其中僧怀素是继张旭之后唐代极孚盛名的草书大家,其草书艺术是中唐禅宗兴盛在书法美学上的突出体现。《全唐诗》中士夫诗人吟诵怀素草书艺术之作,是同类形题材中存量最丰者,均以长歌放言咏之,各尽其态,极一时之盛,足可作为独立的诗歌欣赏名篇,出现了唐书坛和诗坛罕见的"怀素热"。寺僧和书家的互涵互动,共襄隋唐代佛教史和书法美学史的空前盛事。

唐代女子的佛教孝亲活动及特点——以出嫁妇为主的考察

儒、佛两家女孝观的差异表现在:儒家强调女子依不同人生阶段调整孝亲对象——由本生父母到舅姑;而佛教则强调女子——无论是在室女还是出嫁妇,其孝亲对象都是本生父母。唐代女子,特别是出嫁妇从事各类孝亲活动为父母荐福。唐代女子佛教孝亲活动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佛教孝亲观重母恩之报;第二,佛教孝亲理论不仅缓解了出嫁妇亲恩难报的苦闷,更解决了女子深层次的孝亲难题;第三,佛教功德活动体现了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是家庭主要关系的家庭结构意识,女子为核心家庭成员祈福的功德活动多于父母。

茶叶初传时期吐蕃人对茶的认识及利用

茶所兼具的饮料和药物的双重功能,在7～9世纪文化相异的两个群体中被完全展现出来。对比同时期汉地和吐蕃茶饮,前者更多将其视为一种日常生活饮料;后者则偏重于茶的药物和保健功效。造成双方认知上的这种结构性差异的关键在于传播。唐代僧人们对茶药理知识的认识随着佛教的西传,深深影响了当地对茶的理解,而吐蕃宗教和医药学的一体性则最终促成了这一观念的形成。

试论六朝隋唐的应验类小说

有唐一代,小说亦如诗,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质的飞跃,成为文苑的一朵奇葩。此时的佛教应验类小说已不同于六朝"释氏辅教之书",无论从规模和种类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已突破六朝小说"丛残小语"式的"短书"形式。本文通过和六朝同类小说的比较,具体分析了此类小说的内容、写作技巧及形成原因。特别是就其佛经故事题材的运用上,利用大量实证材料予以说明,进一步印证梵汉文化交融促进了小说创作的发展。

佛教与中古中外交通

中国古代对外交通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与佛教文化交流的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在中古时期(汉-唐),佛教僧侣西行求法,东来传教,或陆路,或海路,往返于中国本土与域外诸国之间,是古代东、西方交通往来的重要内容。中外僧侣东来西往主观上是为了弘扬佛法,他们或逾越流沙,或泛漾洪波,着其先鞭,导夫先路,客观上促进了中古中国对外交通路线的开拓和发展。佛教僧人西行求法亲见亲闻的纪行之作,不仅大大充实了中外交通史的内容,而且可以与正史文献参照比勘,成为我们研究中古中外交通史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