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请托与治理

中国古代以人情为交换凭据的请托行为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公正,于是立法以惩处禁绝。汉武帝时出现了独立的请托罪法,在唐代达到成熟,其核心是请托行为一律要受惩处,请托者与受托者一体治罪。但这条法律在唐代一直没有被很好地贯彻,与当时科考实行得不彻底、皇帝不重视甚至于有意破坏该法律执行有关。较之其他朝代,唐代的请托犯罪独具特点。

唐律的使用及《律疏》体制内外“法例”的运作

《律疏》在唐代的使用,有可靠的历史记载与文献证实;有关史书上的案例与《律疏》不符,是因有《刑部格》、议请制度与制敕断罪的影响;《律疏》以《刑统》的形式实际行用于宋代;唐代在《律疏》体制内外都有法例。在不同的法例之间,按照其位阶及性质,相互间可以发生取代、依准、类举、比附及补充等关系,以适应社会法律生活的需求。《律疏》的法律环境抑制了"判例"的产生与推广。

《唐律疏议》“食禁”思想述论

学术界在研究唐代食品安全问题时,多专注于唐律中"有毒脯肉"条文。但事实上,《唐律疏议》共有五条律文涉及食品安全,其内容涵盖了食物禁忌、食品卫生、食品质量和食品防毒等多种食品安全观念,并体现出礼法高度融合、科学性与非科学性杂糅等特征。而法律所承载的食品安全观念也由于社会等级差异和贫富不均而难以均衡地适用于社会各个阶层。

从《唐律疏议》看中国古代的孝亲思想

纵观中国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孝作为家族社会的精神基础,它一方面满足了维护家族制度稳定,协调父子关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被封建统治者以“以孝作忠”引以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因此,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社会受到了历代统治者与社会民众的重视,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本文主要从《唐律疏议》的一些条文来探讨一下中国古代的孝亲思想。

唤起法律文化历史的记忆——从法律文化角度解读《唐律疏议》

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对《唐律疏议》进行文本解读,指出其包含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个基本特征,即由礼所实现的道德法与实在法之间的统一性和古代律学在法律方法论上对于内部解释与外部解释的兼顾。

通往唐永徽《律疏》之路--中古佛教律学与世俗律学互动论

晋"张杜律"后,世俗律学呈现"一线之延"的衰弱态势,沦为"私议之所轻贱"的学术。佛教律学则渐次发达,继律部经典传入翻译之后,建立起以"律-律疏"为主干的规范和解释体系。南齐《永明律》、萧梁《梁律》的修撰,是在佛教律学鼎盛的氛围下展开的。唐初佛教律学臻于全盛,永徽《律疏》承齐、梁二律之余绪,并非横空出世。其修撰受到了佛教律疏学、儒家义疏学的影响,前者更值重视。高宗"律学未有定疏"之语的背景是佛教律学"五大部""三大疏"的完成。认为中古世俗律学繁荣的观点与史实不符。重新认识中古佛教律学与世俗律学的互动关系,重估永徽《律疏》的成绩,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进程与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