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钱锺书选唐诗》选本特色论略

《钱锺书选唐诗》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私人化唐诗选本,其选录取采之广,晚唐风之盛,对“小家别子”惬心悦目诗作之推举,对传统“大家”定位之突破,对格调、词藻、情意、风神四者并举尺度之持守,不啻对唐诗新的诠释立场和眼光。该选本为今人读唐诗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和维度,亦为后世选本提供了独特的审美参照。将之与《唐诗三百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注的《唐诗选》进行选目数据对比,并参以钱先生其他学术专著中闪现的吉光片羽之论说,无疑能够客观呈现钱氏选本特色及遴选宗趣。

论钱钟书的“诗分唐宋”观

《谈艺录》中,钱钟书摒弃旧有成见,结合中西文学现象和诗学话语,在否定社会造因说的基础上,对"诗分唐宋"的理论内涵做出了更为合理的阐释。认为与其将唐诗宋诗视为唐宋两个社会阶段的产物,不如将它们视为创作主体的不同性情心理所造就的两种创作倾向,性情心理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两种创作倾向往往交缠在一起。其具体见解对主张再现说的现代主流创作理论具有重要的纠偏意义。

从《唐诗别裁集》看沈德潜对钱起诗歌的认可与推崇

清人沈德潜编选的《唐诗别裁集》是一部经典的唐诗选本,它取材全面,选目精当,较为完整地反映出唐代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同时还对评选作品进行评注,对初学者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钱起为"大历十才子"之冠,是"十才子"中才能较为全面的诗人。《唐诗别裁集》共选录其诗歌30首,代表了钱起诗歌的整体成就,反映出沈德潜对钱起诗歌的认可与推崇,这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从《钱锺书选唐诗》看钱锺书的唐诗观

《钱锺书选唐诗》是由钱锺书遴选、杨绛抄录的唐诗选本,反映着钱锺书的选诗标准、诗学观念。自选本的内容与特色体察,可从三个方面浅议选者的唐诗观:一是唐启宋调的诗史观,着意体现唐诗开宋调的俗话表达、唐诗显露宋诗“破体”之端倪以及议论化的倾向;二是情艺并重的诗艺观,表现为选目上侧重诗情与诗艺高度融合的诗篇、收入唐人绝句甚夥;三是以诗存史的史料观,选本呈现四唐诗歌之风貌变化、记录诗家人生之行藏出处,且尤为关注晚唐“小家”。概言之,《钱锺书选唐诗》是体现选者诗学观念的唐诗选本,对唐诗学研究、唐诗史研究有着不容小觑的学术价值。

《宋诗精华录》与《宋诗选注》比较研究

陈衍编选的《宋诗精华录》和钱钟书编选的《宋诗选注》是两个很重要的宋诗选本,将二者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它们在选目、评注、宋诗观这三个方面均有同异之处。首先是选目,相同点在于选取诗人诗歌的全面性、近体诗选取众多,相异之处是在诗歌分期和诗人排列两个方面。其次是评注,两个选本都有评有注,但评注的方式和内容不同。最后是宋诗观,两个选本都推崇情真之作和不俗之作,但不同之处在于,"陈选"较看重音律和谐,"钱选"更在意诗与史的关系。

《宋诗选注》与《钱锺书选唐诗》比较研究

《宋诗选注》与《钱锺书选唐诗》是钱锺书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编选的两部诗歌选本。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两部诗歌选本在选目理路、选本特色以及选诗标准等方面表现出互异性与一致性。在选目理路上,两者都有意勾勒断代诗歌史的演进脉络;在选本特色上,两者旗鼓相当、各有千秋;在选诗标准上,两者都以艺术标准为先。在钱锺书诗学观念的统摄下,两部选本构成互相阐发、此唱彼和的唐宋诗歌选本。

唐史暨唐传奇视域中的“诗-史”建模--钱锺书错判陈寅恪之献疑

自1940年以降,在“诗-史”关系论域,陈寅恪(下简称陈),钱锺书(下简称钱)相继有各自的思辨路径暨诗学建模。陈从未臧否钱的诗学观,然从1942年《谈艺录》脱稿到1984年《谈艺录》修订本,乃至2002年三联版《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所辑钱1978年的意大利演讲,钱数落陈的“诗-史”建模已逾半世纪。新世纪以来,学界介入此案之“孰是孰非”者渐多,大多数著述是判“钱是陈非”,其共同点是皆以钱著所主张的“诗-史分界”说为准绳,来径直错判陈的“诗-史”建模;却几无文献可证明错判者对陈著《隋唐制度渊源》《唐代政治史述》《元白诗笺证稿》也下苦功细读过。故错判者始终未识陈是以社会史家暨文学批评史家之“角色叠加”视角来构建其“诗-史”观,进而不解陈在唐史视域所设定的“以诗补史”(归属史学),竟异质于陈在唐传奇视域所设定的“诗俟史证”(归属诗学)。其结果,也就形同“众声喧哗”地表决,错判了在“诗-史”观一案的“钱是陈非”。本文所谓“献疑”,是愿在对钱著、陈著作一视同仁之文献细读的前提下,指出钱对陈的“错判”,根子亦在钱作为诗学巨子之“臆见矜高”,而对陈著(特别是《元白诗笺证稿》)未肯系统“探本”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