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代同调:论沈亚之传奇的骚体文学特征

以《异梦录》《秦梦记》《湘中怨解》作品为代表,唐代沈亚之的传奇文集中表现出与屈原楚辞异代而同调的典型风格,即骚体文学特征。沈亚之吸收了“骚体”独特的兮字文体范式、抒情的浪漫自然、情志的悲怨凄美等特征,与时人作品异趣。沈亚之传奇的骚体文学特征表现在以悲为美的审美内涵、浪漫自由的艺术形式以及凄艳混融的艺术风格。沈亚之创作出的具有鲜明骚体文学特征的传奇故事,亦可称之为“楚调小说”。传奇独特的骚体文学特征,使得沈亚之作品在众多传奇中独树一帜,成为一代之奇。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文学核心术语的英译研究——以英译“唐诗、宋词、元曲”为例

为了扩大中国典籍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唐诗、宋词、元曲的英译为例,分析中国典籍文学中的核心术语英译方法。首先介绍中国典籍文学,了解英译中核心术语的必要性。介绍唐诗、宋词、元曲在英译中应注意的要点,并提出最佳英译的建议。其次分别从英译主体之间开展合作交流、了解英译受众需求两方面,提出中国典籍文学核心术语英译的策略。通过对唐诗、宋词、元曲的分析,明确中国典籍文学具有的价值,以期能够为今后文学作品翻译工作提供参考。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初唐的文学批评思想

初唐人对屈原的评价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从肯定其“忠贞”精神,赞誉其诗“气质高丽”;到褒扬其忠正、赞美其诗才,却抨击“礼乐之道,坠于斯文”;再到褒扬其抒写真情,“不虚美”“不隐恶”,又斥责其诗“婉丽浮侈”。对屈原评价的阶段性差异,反映出初唐近百年间在文学复古与新变之间的摇摆性。

新出唐高昌王族麹嗣良及夫人史氏墓志研究

麹氏曾为高昌王族,在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后被内徙至中原。麹氏入唐后,很快融入唐朝的官僚阶层,并深度参与了唐廷的政治。新出的高昌王族麹嗣良和夫人史氏墓志给我们提供了麹氏在唐朝活动的诸多信息,不仅有史籍阙载的家族历代人物之封号、职官等内容,还隐隐透露了志主麹嗣良及其父在武则天称制及立储的重大事件中起过核心作用。夫人史氏为突厥名将史大奈之孙,她的墓志不仅能补充麹嗣良及史氏家族的信息,其中关于婚姻的记载也揭示了边疆民族入唐后作出的身份转变及高门望族为维系家族地位组建的联姻关系。

儒士悲歌:唐衢生平事迹考索

唐衢为中晚唐时期著名儒士,因善哭多见于传世文献记载。后世士大夫每有仕途不得意,哀叹世风浇薄时,多引以为同调。由于史传文献记载的零散,迄今学界尚无专文予以讨论。本文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勾稽史料,试图对唐衢的生卒年、交游、诗文以及善哭的社会原因做一初步的探讨。据笔者考得:唐衢生年大体在唐肃宗上元元年(760)至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之间,卒年最晚应在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同其交游者有白居易、裴度、韩愈等人。唐衢哭世事,集中体现了封建专制统治下士人对纷乱世局的苦闷、无奈之普遍心态,这对丰富和了解唐代中晚期士人的思想状况以及社会现实具有典型的意义。

浅议永明声律论对唐诗宋词元曲的影响

“平仄和押韵”作为唐诗、宋词、元曲共同的声律符号意象,离不开以“四声和八病”为主要内容的永明声律论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唐诗表现为“平仄黏对、押平声韵”;在宋词表现为“合律的平仄长短句、押平声韵、仄声韵、平仄换韵”;在元曲则表现为“入派三声、平仄通押、一韵到底”。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中,“声律”犹如一条不可或缺的主线,将三种不同的文学样式珠联玉贯起来,成就了诗、词、曲的不同凡响。

王阳明为赋取径探赜

明代中期前七子倡导辞赋复古,王阳明与七子虽处同时,但他不以复古自蔽,除法庄子、屈原、汉大赋外,兼学王勃、杜牧、苏轼等人。细论之,他的取径要在法庄、屈,这为其赋注入了旷达、骚怨精神。他效汉大赋的铺陈,以增强其赋的气势。唐宋则取王勃之辞彩,杜牧之盛衰悲慨,苏轼之矛盾消解方式。王氏取径的原因,既有时代的影响,又有他个人交游的促进,更离不开他自身的性格和遭际。

《唐僧取经图册》探考

《唐僧取经图册》上下册,共有图32幅,20世纪90年代发现于日本。其画可能出于元代画家王振鹏之手,所绘制的唐僧取经故事的不少内容为学界过去所未闻。作者在矶部彰等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图册》的作者、时代以及每幅图画的本事来源等进一步作了考证,并论证了《图册》在"西游"故事演化史上的重要意义及其在宋元文化史研究方面的价值。

唐代诗人的南贬与屈贾偶像的树立

贬谪作为封建社会对官员过失的处分,从唐代以来开始影响着文学的群体。众多的唐代诗人因为踏上仕途,而遭受了京官外贬或流放的挫折。由于唐代的贬谪主要体现为北官南贬这样一种地域指向性,以荆襄为中心的楚国地域便成为贬谪诗人群体必然的经历之处,流放与贬谪在楚国地域的前朝文人屈原、贾谊引起他们隔代的共鸣,以“屈贾”为偶像的楚韵骚情从唐代开始成为文学史上重要的传统而被继承。

唐大曲与后世之乐的关系研究

唐大曲是中国古代的重要音乐体裁,它对后世的音乐影响很大。近年来对其与后世乐种关系的研究成为唐大曲研究的新重点。本文通过对其流向问题的探讨,发现了它有着自身的规律,即由其编制、音乐、舞蹈、器乐演奏所决定的流行范围。在此基础上对现存的几种学术观点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就此对唐大曲的历史遗存问题进行方法论方面的探索。

汉唐金城、西平麹氏研究

金城、西平麹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间避难湟中,改姓麹氏,麹氏形成。东汉末,麹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麹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麹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麹氏随沮渠氏入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麹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麹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麹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明世德堂本《荆钗记》考

世德堂本《荆钗记》在曲体上具有夹白繁多、曲白混唱和插入北曲的特征,据此世德堂本应是余姚腔的改本。作为余姚腔改本,除了曲体上改动外,世德堂本在剧情和排场上也作了改动,即改动情节安排和增改故事情节。与其他明刊本相比,世德堂本与接近元本系统的影钞本差异较小,而与汲古阁本等其他明刊本差异较大,世德堂本应属于接近元本系统的版本。

唐诗里的屈原与汨罗

在唐诗里,有45位诗人、75首诗,讴歌了屈原与汨罗。其中杜甫在《天末怀李白》诗中,"汨罗"二字首次直接入诗。因南宋洪兴祖、朱熹等人见到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已非旧本,故研究唐诗里的屈原与汨罗等,格外重要。

东方朔《七谏》承袭《屈原列传》考论

《楚辞》中所收东方朔《七谏》创作时间不明,而东方朔又与司马迁同时,则其《七谏》中所叙屈原事迹究竟承袭《屈原列传》还是独自创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汤炳正以为东方朔未见《屈原列传》,故《七谏》与《屈原列传》之异多为东方朔之误。今比较二文,可发现《七谏》中关涉屈原之史事、史评、言语以及叙述顺序,与《屈原列传》都大量相同或相关,这种相同非偶然可以解释,可知《七谏》应有承于《屈原列传》,而《七谏》之作大抵在公元前91年至前88年,而胡适、何天行、汤炳正诸学者关于《屈原列传》伪作或窜乱之说皆不可靠。

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藏两件天山县鸜鹆仓牒考释

本文利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所藏的唐天宝年间天山县鸜鹆仓牒，结合阿拉沟古堡的发掘情况和出土文书等相关材料，探讨了鸜鹆仓的所在位置、规格大小和基本行政运作，加深了对唐代镇仓的理解。

晚唐诗人的楚骚情怀

楚辞对晚唐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晚唐诗人对屈原和宋玉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他们推尊屈原,学习了屈辞中的比兴寄托手法又有所突破,却更为看重宋玉,因为宋玉的多才、风流和伤感与晚唐诗人的精神状态极为契合。晚唐诗歌总体风貌的形成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治疗急性肾损伤的临床效果

目的:探讨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治疗急性肾损伤的临床效果。方法:通过选取临床诊断为AKI的患者60例,采用随机原则把患者分为实验组(A组)和对照组(B组),并按照AKI分级标准将两组患者各分为三级,分别为:A1组、A2组、A3组与B1组、B2组、B3组,每小组10人,通过跟踪监测血清尿素氮(BUN)、肌酐(Cr),对比观察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治疗和常规治疗的临床疗效。结果:在治疗组中,血清BUN和Cr呈下降趋势,对照组下降不明显。同级实验组和对照组比较,其组间比较BUN、Cr水平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时间对BUN、Cr影响仅A3组与B3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时间和治疗因素的交互影响中,仅A3组与B3组间的BUN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各比较组间的BUN、Cr水平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急性肾损伤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能在较短时间内明显降低BUN和Cr,促进肾功能恢复。

论张坚及其《玉燕堂四种曲》

张坚是清代在传奇创作上颇有特色的戏曲作家。张坚一生穷困落魄,特殊的人生阅历对其戏曲作品《玉燕堂四种曲》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随着年轻梦幻的破灭,剧作的情感内涵由最初的"情大于理"向"理制约情",最后向"发乎情,止乎礼"的儒家情爱转变;另一方面剧作又表现出特有的幕僚文人心态。《玉燕堂四种曲》在戏曲体制、情节关目、语言艺术上都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论中唐南贬诗人的屈原情结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从屈原起,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唐南贬诗人诗作均有屈原情结。刘禹锡、柳宗元受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影响,突出怨愤精神;元稹、白居易理性较强,对屈原的忠直精神表示认可,但并不学习屈原意志;韩愈与李绅通过与屈原悲惨遭遇的比拟,抒发自己无辜被害的怨愤,偏重于个人情怀的表现。初盛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是中唐诗人的渊源,二者尽管有理性与情感之别,但总体上中唐时的悲剧气氛要比初盛唐时期浓厚得多。

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体制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关于西游取经故事最早的小说,其影响了后世的西游故事。以敦煌变文、诸宫调及宋元话本作为比较的对象,从标题、正文两方面考察《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体制特点,认为其体制既"新"且"旧",既上承变文又有所突破,既接近宋元话本又稍嫌粗糙,它当是变文朝宋元话本过渡的民间口头说话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