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中共与北伐战争期间的蒋唐之争

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势力急遽崛起,蒋介石的军事领导地位发生动摇。共产国际与联共(布)中央希望维持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的首领地位,中共中央虽赞成“扶蒋”政策,但反对“抑唐”,有意在北伐军内部寻求蒋唐“均势”。江西作战结束后,蒋介石日益右倾,唐生智的战略地位降低,苏联顾问仍只将唐生智作为迫使蒋介石左转的外部压力使用。由于中共中央对唐生智的好感加深,要求苏联顾问改变对唐生智的消极态度,破除军事上“以蒋为中心”的局面。随着蒋唐交恶与赣汉冲突加剧,鲍罗廷作出抬唐代蒋的新决策,引发其他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反对。共产国际、中共对蒋唐之争的策略因应与分歧,折射出南方革命阵营内部新旧各势力关系变更的复杂面相。

“佛化革命,革命佛化”:唐生智与北伐前后的湖南政教关系

1926年,"佛门将军"唐生智投身国民革命,并在北伐中迅速崛起。他的佛教信仰也从私领域进入公领域,全面参与到这一过程之中,深刻地影响到时局的发展。其时,唐生智组织、利用佛化会,推行所谓"佛化的革命"和"革命的佛化",试图对三民主义与佛教教义兼收并蓄。从积极意义讲,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僧人群体参与国民革命的热情。但是,随着北伐的推进,三民主义的独尊地位由国民党内波及社会,工农革命运动在事实上也对佛教利益产生了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唐生智的政教主张及其实践无以为继,不仅事与愿违,且其后授人以柄。

1937年南京保卫战决策过程中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本文以当事人徐永昌、白崇禧、刘斐、唐生智等人的日记、回忆录等资料为依据，对1937年11月南京保卫战决策过程及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再探讨。认为，南京保卫战决策过程中大本营三次幕僚会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容否定；《李宗仁回忆录》关于南京保卫战决策过程的描述存在诸多疑点，不宜轻信，更不能用《李宗仁回忆录》去否定核心当事人刘斐的回忆。指出，唐生智主动请缨的背景和动机都不纯。最后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即蒋介石仓促决定守南京本身是完全错误的决策，况且任用非人，更是双重的错误。广大爱国官兵和南京居民的巨大牺牲，就是国民党当局错误决策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唐生智弘扬佛化再研究

唐生智大力宣扬佛化有利用佛教中的某些思想资源作为军队精神支柱的用意,为达此目的,他需要解释乃至论证其一贯宣扬的佛化与革命二者之间不是相悖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互为一体的关系,以便消除众人的疑问。由于唐生智对佛法要义的诠释过于“异想天开”,有时他对佛法要义的认知与一般人甚至与佛教徒的既有认识存在较大错位,因而时人对唐生智的做法及解释不以为然,并对其言行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唐生智之所以会有既维护佛教又破坏佛教这一看似吊诡的举动,是其对佛教过于自我化理解的必然结果,而并非舆论所断言的“抱着投机的态度利用佛教”。

1926年湖南水灾与北伐战事

1926年夏,北伐战争之湖南战场遭遇特大水灾。占据长沙的湘鄂联军将领叶开鑫不但没有做好救灾工作,反而千方百计地搜刮军费与军粮。此举遭到了本地各官、民团体的反对,他们纷纷呼吁息兵救灾,军心为之动摇。战事方面,湘鄂联军以大水为险,疏于防备,北伐军则利用时机与水势大举反攻。财、军两困的叶开鑫被迫放弃长沙,退守岳州,北伐军胜利完成第一期作战计划。灾荒是对战争双方的特殊考验,能否成功应对挑战,将对战争的结局产生重要影响。

国民革命时期唐生智治下湖南政教关系研究

国民革命时期,唐生智为顺应佛教界的革新潮流,在两湖发起“佛化运动”,成立佛化会等组织作为执行机关。一方面,唐生智保护佛教界的权益免受侵害;另一方面,他进行激烈的佛教革新,采用暴力方式强行统一庙产,引发僧界恐慌。同时,佛教社团仿照国民党进行组织,唐生智以此培植政治势力。“马日事变”后,佛化会员把持湖南省政务党务,造成政治纠纷。这一时期湖南地区的政教关系,反映出三民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摄力不足,以及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混乱态势。

南京保卫战守城官兵参战及撤离人数再辨析

全面抗战爆发前期日军挟淞沪会战之胜势进攻南京,南京保卫战在短时间内即告失败,大量守城官兵牺牲、被俘,或在撤离过程中失踪。一直以来,关于中国军队的参战、撤离和幸存人员数量众说纷纭,且数值上相差较大,给进一步研究保卫战带来了障碍。本文通过略述守城官兵参战及撤离情况,在现存观点和新公布史料的基础上,提出给具体人数确定"可信"区间的建议,并对所涉部队的兵员数量变更情况逐支辨析,得到参战人数11—15万、撤离人数3—5万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