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文学中的唐僧对历史玄奘形象的传承与嬗变

历史上的玄奘形象经历了由史传到诗话,再到俗文学创作的递嬗过程。玄奘形象的传承嬗变与不同文体的具体要求、文变时序的时代影响以及剧作家的个人境遇有关,这些原因导致了历史上的玄奘与元明清俗文学中的唐僧形象存在差异,同时不同文体之间的唐僧形象也存在很大差异。不同时代的文化思潮之间既有纵向的传承与变异,又有横向的渗透和交融,这种演进是多元而动态的,甚至延续到晚清民国时期地方戏中唐僧形象的建构,这反映了中国俗文学中的人物形象由雅趋俗、雅俗共荣的发展规律。

“唐僧取经图”与《西游记》图像在甘肃地区的流布

文章对甘肃地区广泛流布的"唐僧取经图"和《西游记》图像进行了梳理与介绍,包括敦煌绘画品、石窟寺壁画、寺院壁画、雕塑品等各种形式。

“佛兴西方,法流东国”:《大唐西域记》的佛教传播史意义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西行求法的实录,是对求法所见、所闻的亲忆、亲述,在佛教传播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对众多佛本生、佛传、佛弟子故事、佛教的重大活动、佛教遗迹以及佛教内外论争等的记载详尽、完整,对佛教传播路线和传播规律的体现清晰、显明。同时,它口述性、文学性特征突出,是一部宗教性与文学性相结合、学术性与普及性兼具的佛教传播史著作。

水月观音图像样式的创新与意图——瓜州西夏石窟唐僧取经图出现原因再考察

水月观音图是瓜州西夏石窟东千佛洞和榆林窟重要的题材,唐僧取经图又是瓜州西夏石窟水月观音图常见的画面组成,计有5幅。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唐僧取经图出现在瓜州西夏石窟的原因多有探讨,其中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即是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经行瓜州,在胡人向导石磐陀的帮助下偷渡玉门关的故事。但是作为晚唐五代宋以来流行的水月观音图像,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可以看到,五代宋时期莫高窟壁画中却没有出现玄奘取经图。受此现象的启发,对瓜州西夏水月观音和唐僧取经图作详细的梳理,结合沙州的壁画,可以看到唐僧取经图在瓜州出现的轨迹。这里也有图像样式变化的不确定性,再次说明取经图出现在水月观音中是西夏时期观音信仰崇拜的新因素,而与所谓的写实画面表现玄奘在瓜州的经历没有多大关系,更多体现出来的则是唐僧取经图在图像表达上的象征和符号意义。若再以东千佛洞第2窟水月观音中与取经图同时出现的一组往生观音净土的人物组合为讨论的议题,可以看到水月观音强烈表现西夏时期往生观音净土信仰的流行,以此为依据,可以引发对此组图像的新观察,这是之前研究者关注不够的问题。如果再结合几处洞窟功德主的西夏党项人民族身份关系,可以看到汉地佛教对西夏的影响。同时,以榆林第29窟为例,也能够说明在图像表达上,以玄奘为代表的汉人高僧在关键时刻对以国师为代表的西夏高僧的回避,实属佛教艺术发展史长河中有趣的现象。

《酉阳杂俎》所记玄奘与《西域记》诸事

玄奘的事迹在唐代广泛传播,《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唐代知识分子了解西域的必读书。对此,段成式在笔记《酉阳杂俎》有较多记载。本文对《酉阳杂俎》一书中有关记载做了逐条校对、考证和分析,纠正了其中一些由传抄导致的错误,指出了点校本的若干不足,以期对后人再校此书有所帮助。

玄奘与印刷术之产生——读季羡林先生《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后感

季羡林先生指出,小乘适应小国小部的需要,要满足大帝国的政治需要,必须大乘教义。初唐玄奘到印度学习大乘教义,取回大乘经典,是隋唐大帝国建立后的政治需要。他回国后,捺印1千万个素佛像,把《能断般若》、《药师》和《六门陀罗尼》各写1千部,是实行大乘功德转让学说。玄奘的行为启动了初唐印刷佛经的车轮。

《大唐西域记》在越南的译介与传播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玄奘从长安出发游历西域的所见所闻,是研究古代中亚、南亚乃至西亚地区历史、地理、宗教等的重要文献。越南历史上长期使用汉字,《大唐西域记》汉字版最早或在7世纪就已传入越南,成为越南佛教徒耳熟能详的作品。1945年国语字成为越南的法定文字后,介绍玄奘生平的书籍及《大唐西域记》越南语译本迅速出现。到2007年,《大唐西域记》就已经有了两个越南语译本,且在越南多次再版。越南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研究《大唐西域记》在越南的译介和传播,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有着启示意义。

唐僧形象新论

人们普遍认为唐僧为金蝉子转世,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他多灾多难;他执着于取经事业,且心怀慈悲,不恋女色。究其实,唐僧既非金蝉子转世,也不具有一身非凡的肉体,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且是一个失去自我的普通人。他的灾难是他人设置的,他去取经是被逼无奈的,他的慈悲是表面现象,不贪恋女色也是因为他人不允许。总之,他就是他人手中的一颗棋子,一把工具。

浅谈电视剧《西游记》与原著的异同——以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为例

电视剧《西游记》在影视作品中是难以超越的经典,同时也是几代人的共同文化记忆。但是,影视作品不能等同于文学作品本身,《西游记》电视连续剧整体上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大致符合原著,但同原著相比,其亦有如下差异:整合与重构情节;删除原著人物间的插科打诨与旁白、宗教术语;淡化人物缺点与人物内部矛盾,使人物脸谱化。基于此,该文主要研究原著《西游记》及电视剧的创作,并详细研究原著与电视剧的故事情节差异和人物差异,揭示了一些原著中独有的故事,同时也展示了电视剧《西游记》中独有的故事特色。

“五天竺”“国—城—村”概念与中国古代的印度社会研究

“五天竺”或“五印度”不是印度人的固有概念,而是中国古代求法僧所创制的一个独特的区域概念。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都用“国”“城”“村”这样的汉语概念来分析“五天竺”各国的社会结构层面,成为我国古代印度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佛学为中心的独特的古代印度研究。在“印度人无历史”的情况下,中国求法僧以其真实可靠的观察记述填补了公元5至7世纪印度历史记述的空白,作为信史的价值远远超过此前希腊人的那些道听途说、走马观花的印度记述。以“五天竺”及“国”“城”“村”概念对印度社会加以分析,至今仍不失其社会学方法论上的价值。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时代性再议:以韵文体制的考察为中心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西游"故事演变过程中的重要文本,关于其时代性,历来学者从小说史、语言学等立场多有研究。本文简略回顾既往主要观点,着重对该文本中的韵文体制进行梳理,并比照敦煌变文类讲唱文学及宋元说话伎艺的特征,结合其所透露的宗教倾向,提示此类文学文本呈现的历史时代的多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