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会昌一品集》的编订与宣宗朝初年政治格局之关系

李德裕在唐宣宗大中元年编成《会昌一品集》,除了深具史识的因素以外,最直接的编集动机,是他对唐宣宗君臣“务反会昌之政”的不满。李德裕之所以对《会昌一品集》十分重视,并非出于文学艺术层面的考量,其实质是对文集中所收大量制诰的看重。制诰文体最能满足李德裕“润色鸿业”的创作期待心理。加之会昌制诰是李德裕以宰相身份创作的,可视为他本人相业的直接记录。因此,李德裕通过编订文集的方式来保存会昌政绩,彰显自己的相业,从而在唐宣宗初年“务反会昌之政”的氛围下,委婉地达成对唐宣宗君臣的“反抗”。

庄子的“神化”——唐宋诏封庄子真人、真君的道教史意义

唐玄宗、宋徽宗诏封庄周“真人”“真君”之号,可被看作唐宋朝廷对道家先贤加以官方“神化”现象的代表,在道教神灵、道教经典发展层面具有重要影响。庄周先后被封“南华真人”“微妙元通真君”,体现了“神权君授”的一面;同时,朝廷通过君权赋予的“神性”,可以进一步达成君权神授、神权反哺君权的目的。唐玄宗、宋徽宗对庄子的诏封,推动了庄子的神化,并通过政治性权力自上而下地推广庄周的新称号,推动《南华真经》的流传,使庄子的神性形象前所未有地融入主流意识形态之中。由此,唐宋以降,文人墨客笔下出现了不少“神性”的庄子形象,在不少神话与民间信仰中也开始出现“南华真人”之神迹。庄子的“神性”封号与世俗权力息息相关,“神权君授”的背后是强烈的君权神授的需求,而非君主单纯对“虚无之教”的崇尚。

唐太宗、玄宗畋狩诗之军礼衍义与诗教互摄

狩猎是先民基本的生活方式,发展为帝王的特权之后,纳入军礼的畋狩与练武密切结合,《大唐开元礼》明确划分成皇帝讲武礼与皇帝畋狩礼。随着“礼”的建设、“仪”的实施,“诗”也相伴产生了“校猎”“冬狩”一类,唐太宗、玄宗的创作可谓典型个例。具有位居尊极决策者与躬身践行者双重身份的创作主体,军礼衍义与诗教主张相互感发,代入式的现场效应,推动了“诗”与“礼”的同步发展。畋狩礼执行中的“度”,又引发了谏猎诗的创作,“主文而谲谏”风气的形成,助力了贞观之治、开元全盛日“文教资武功”政治氛围的营造,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诗歌走向黄金时代的灿烂图景。

史实与虚构之间的《叶净能诗》道教书写

《叶净能诗》作为一篇道教讲唱文,具有区别于正史的传奇色彩,然而细究其文本内容不难发现,作品中对于道教的文学描述与唐代玄宗一朝的宗教发展情况紧密相关。本文从《叶净能诗》中的道教书写入手,试将文中反映的道教人物和事件同唐玄宗时期的道教实况做一对比,辨析异同,厘清二者间具体关系,窥探唐玄宗时期针对宗教的政治措施和社会反响,同时加深对以《叶净能诗》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历史题材的话本小说所具真实性和虚构性的认识。

天命再造:唐玄宗的“梦真容”运动

初唐到盛唐的老君圣祖崇拜演变,终致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以“梦真容”为由发起一场耗时数年、波及全国的政治信仰运动,通过这场运动,玄宗建立起道教王朝的国家形象。虽然杜光庭、贾善翔、谢守灏等道教内部“史家”对玄宗“梦真容”事件的记述失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后世学者对此事的关注,但碑石和诏敕材料的存在足以驱散道教内部记述所布下的迷障。“梦真容”的发起确有历史的偶然性,但却又是李唐与道教之间政教关系演化之路上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环节。玄宗与牛仙客、李成裕、李林甫、玉真公主、部分地方官员以及道教界的协作,使这样一个原本可能子虚乌有的梦境,转化为拥有实体的社会运动,颇为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上行下效的政治-信仰运作机制。

唐宦官集团与大中政局

会昌末宣宗之立,并非如史籍所言系宦官贪其易制之“误立”,而是双方互为援引之结果。宣宗大中年间,宦官集团凭借拥立之功,广泛参与甚至主导相关事务,攫取大量政治、经济权益,对大中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唐玄宗李隆基诗作编年考

通过对现今所存的唐玄宗李隆基诗作进行具体的编年和必要考证,为进一步全方位地研究李隆基其人其作,提供必要的基础和依据。

跋唐玄宗《赐新罗王》诗

本文通过对保存在韩国文献《东国通鉴》中的一首诗,即唐玄宗作《赐新罗王》的研究,追溯了唐与新罗之间友好交流的历史,并指出此诗的美学意义。

马嵬驿事变原因新论

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五载的马嵬驿事变,并不存在幕后主谋,也并非群众性救亡运动,而是一次突发的偶然事件,同时也是杨氏集团专权误国的结果。这一事变结束了唐王朝奸相误国的局面,开启了宦官专权的时代,对唐王朝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开元寺兴致传说演变研究——兼论唐代佛教官寺地位的转移及其在后世的影响

本文讨论由唐代佛教官寺制度而生的一则传说,通过考证传说文本的演变,分析其背后所反映的制度和史实。认为敦煌写本S.3728Va《大唐玄宗皇帝问胜光法师而造开元寺》所记之事并非史实,而是佛教徒依傍开元二十六年开元官寺的设立而创造的一则传说,传说的产生应反映了唐代先后设立的佛教官寺的地位转移问题。该传说在南宋末年和元代继续在中国的南北方流传,则反映了唐代所立开元官寺在后世地方寺院体系中的地位依然崇高。

唐玄宗泰山封禅与道教之关系

开元十三年的唐玄宗泰山封禅活动,没有道士的参与,道教色彩淡薄,成为封禅历史上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这与开元前期唐玄宗强调儒家政治、怀疑道教神仙方术、有节制地发展道教的政策等因素相关。然而,唐玄宗崇道和以道修身治国,泰山是道教名山,封禅又与道教有天然的联系,使此次封禅又不可避免地染上了道教文化的色彩。唐玄宗的泰山封禅,对于道教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试论唐玄宗的后宫政策及其承继——《太平广记》卷224“杨贵妃”条引《定命录》书后

唐玄宗即位后就确定了对后宫严密防范的政策,并没有因为纳杨玉环为贵妃而变得昏庸,他对于后宫的驾驭始终得心应手;史实表明,唐玄宗所确定的后宫政策,被其后的诸帝所继承,而这也正是唐玄宗以后诸朝基本不再出现后宫干政的一个重要原因。

开元立法与行政法典阐论

唐朝开元时期有着频繁且规模盛大的立法活动,并编纂了中国第一部行政法典《唐六典》。立法活动,旨在对儒家人情观造成的无序状态进行有序的修补,以简约化和条理化使法律表现出透明性和公平性。《唐六典》则尝试给政府和官吏规范统一且系统的操作依据蓝本,从而给中国行政法典的建设提供了深远的资鉴作用。

论唐玄宗的宗教政策

唐玄宗在位时 ,推行了大力扶植道教的政策 ,如提高老子李耳及道教有关人物的地位 ,尊崇道教经典 ,优待道士、女冠等。对佛教则采取了“抑而不毁”的政策 ,既限制其过度发展 ,又对其加以利用。本文还分析总结了玄宗宗教政策的三个特点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唐代法定适婚年龄考

唐代曾两度颁布有关婚龄的诏令，但其所规定的婚龄性质并不相同，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所规定的“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是劝勉结婚的年龄，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适婚年龄；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所规定的“男年十五、女年十三”才是真正的适婚年龄。

唐高力士传记资料辨析

本文通过近年考古出土的有关高力士的两种碑志资料,进而重审有关高力士的传世传记资料,与《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比勘汇校,尝试对于唐玄宗一代政局的突变作出新的分析,对于高力士以及唐玄宗的评价提出新的评判。

唐玄宗多事四夷思想初探

多事四夷是唐玄宗的一贯思想,“伐叛怀服”是其思想的核心,“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是其理想境界。与“伐叛”相比,“怀服”观对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更有积极意义。当然,在唐玄宗时期,也不乏多事四夷思想的反对者,韦凑、姚崇和宋等人都或明或暗地反对过唐玄宗的多事四夷思想及其实践。

被遗忘的皇妃--新见《唐故淑妃玉真观女道士杨尊师(真一)墓志铭》考释

本文是对新见《唐故淑妃玉真观女道士杨尊师墓志铭》的详细考释。由于史料有限,之前学界大多认为唐玄宗早年的杨淑妃与肃宗之母元献皇后杨氏是同一人,但墓志的记载否定了这个推测。杨真一出自隋朝贵戚观王杨雄之弟杨士贵一系,这也是唐代前期最重要的外戚家族之一。然而,由于杨真一的叔父杨均身为韦皇后面首且因涉嫌毒杀中宗而被诛,其家族因此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作为罪臣之侄女,杨真一却很快被选为太子良娣,并在玄宗即位的两月之后晋封淑妃。本文推测,她很可能是在当时玄宗与睿宗、太平公主激烈斗争的背景之下,被后者安排到玄宗身边的眼线。正因如此,当玄宗最终平定太平公主之乱、独掌大权之后,就开始清理太平公主安插在后宫之人,面临巨大压力的杨真一最终选择了入道远祸之路。从此以后,她就不仅被玄宗刻意遗忘了,而且最终默默消失于史籍之中。

长安开元观与唐玄宗的都城宗教政策

唐长安开元观前身为隋代清都观,武德初年由永兴坊迁至永乐坊隋代宝胜寺旧址并继承其基本规模,开元二十六年改额为开元观。由于都城长安的特殊区位及复杂的政教关系,唐玄宗为避免都城道教势力坐大,对长安开元观及其前身清都观采取了一种有别于地方诸州官观(龙兴观、开元观)的宗教政策:除了准敕铸造金铜玄宗等身天尊像外,长安开元观并未与地方诸州官观同时获得诸如赐御书御注《道德经》、玄元皇帝真容画像等御赐物品和国忌行香的特殊功能,使之不具备官观的地位。这种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综合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唐玄宗设立开元官观敕令的执行情况,更可由此进一步了解唐玄宗在都城长安的宗教政策及其政治考量,有助于形成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和判断。

《开元升平源》初探

《开元升平源》是唐传奇之一,鲁迅《唐宋传奇集》录其全文,而研究者对其注意不够。卞先生对此文题材、背景、史实及其标题、作者、写作时间等作了崭新而翔实的论证。这对于全面把握其创作倾问,深刻揭示唐传奇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