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域下的林语堂翻译研究

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全世界各国人民对社会巨变的一种生存体验。它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呈现出启蒙和审美的矛盾张力结构。随着全球化过程的加快，现代性迅即发展成为世界现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科领域衍生出不同的变体。本文作者从现代性视角出发，对现代性的发展史、中西翻译文化的现代性话语和林语堂翻译中的审美现代性问题作了宏观阐释。

从《唐语林》看唐代佛教的世俗化

《唐语林》中记载的佛教故事,为我们提供了唐代佛教世俗化的丰富镜像。僧侣和非僧侣两个群体在他们的身份与生活等诸多方面相互融合:其一是僧侣身份的官僚化与生活的民众化。身为僧侣,实际却履行着官员或者士人的职责;在生活上破戒违规,类同民众。其二是官僚与民众生活的僧侣化。非僧侣群体在生老病死过程中与佛教有密切关联,他们日常参禅诵经,恪守佛教饮食禁忌,为我们了解唐代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更加直观的生活化依据。

论林语堂的审美人生观

林语堂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以其对于中西文化的了解与修养,阐释了中国文化与美学中的重要问题。他的美学重在对于生活艺术的探讨,以及倡导感性至上的审美价值观,其中既有西方美学的影子,更有中国传统美学与文化的神髓。

试析《京华烟云》中的诗词翻译

林语堂的英文作品《京华烟云》包含了部分中国诗词佳句的翻译,可视为翻译实践的范本。以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为视角,探析诗词的翻译,有助于了解林语堂英文作品的翻译特点及其传播中国文化的有效途径。

五四时期胡适自费资助林语堂留学考

五四时期,林语堂留学美欧,胡适确曾自费资助过林语堂,但数额甚少。实际上,资助林语堂留学的主体仍为北京大学,林语堂所获资助的大部分属于北京大学的公款。林语堂晚年关于此事的回忆存在重大失误,亟待纠正。

林语堂与The Wisdom of Confucius

林语堂的翻译活动前后跨越了半个世纪,历经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美国20世纪50年代"反文化"运动和现代性的冲击。他的译品,就犹如他的创作一样,带有鲜明的中西合璧的文化色彩。林语堂通过通俗的艺术方法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在西方文化世界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由林语堂编译的The Wisdom of Confucius(中文名《孔子的智慧)》较为完整地表达了林语堂的孔子观,也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了儒家学说,对促进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林语堂的翻译思想、The Wisdom of Confucius的编译内容、林语堂《论语》的英译本都具有深刻的学术研究价值。

唐代女性文化生态管窥——以《唐语林》为考察对象

《唐语林》以"贤媛"为主,记载了不少唐代女性的事迹,反映了当时妇仪母仪的主要崇尚与规范。与《世说新语》不同的是,唐代更加强调女子的德行修养,以及对子女的教育责任。女性只要不超越家庭界限,劝谏或干预政事的行为也是被认可与肯定的。这些女性文化信息,有助于我们直观地了解唐代女性生活状态,并从中获得建设当代女性文化的启迪。

林语堂与《红楼梦》

在中国现代作家整体崇尚西方和批判传统的情况下,《红楼梦》恐怕是少有的例外,它普遍受到关注、热爱和崇拜。林语堂也不例外,他平生的最爱是《红楼梦》。《红楼梦》的女性形象塑造、家庭文化叙事,尤其是其精神血脉已浸润于林语堂的文学人生之中,也深入了林语堂的精神和灵魂,这自然提升了林语堂的审美境界和艺术品位。不过,由于过于崇拜《红楼梦》,一味沉溺于模仿,缺乏超越性意向,这是林语堂的明显不足。

林语堂圣约翰时期的语言文学观考论(1911—1916)

圣约翰大学赋予林语堂的,是一种在民族文化认同的前提下调和中西文化之优长的态度,和对中国固有的语言、文学、文化加以重新审视和再造的意识。林语堂在圣约翰时期的语言观和文学观,看似"一捆矛盾",实则是他始终在西方经验/民族文化、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之间寻找着一个理想的平衡支点。它既是圣约翰校方及其校长卜舫济所持的"调和中西"的治校理念的一种产物,也是当时圣约翰校园文化气氛的一个重要部分,更成为林语堂在"五四"及其之后的语言和文学实践的一种内在源头。

文化前结构与翻译的创造性误读——林语堂英译《中国传奇》研究

翻译的创造性误读是指译者对原作进行的有意识的改变和重写。从著名翻译家林语堂的英译本《中国传奇》出发,作者分析了翻译的创造性误读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前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创造性误读并非是对原作和文化的亵渎,而是文学生产和文化接受过程中的一种有效手段,对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林语堂与明清小品

林语堂酷爱和痴迷明清小品,将它视为精神和灵魂的源头,这是其他中国现代作家所无法比拟的。究其原因, 主要与周作人的倡行、小品文的特质、作家的性情及对当时文坛的不满有关。明清小品帮助林语堂确立了生活的艺术观,赋予了他幽默、性灵和闲适的审美趣味,强化了他对常识的尊重等。林语堂对明清小品的超越意向在于：具有更多的现代思想意识,更富于放逸、自由和优雅的气度。当然,过于崇信明清小品使得林语堂因袭大于创造,还由于躁动大于静穆,林语堂就不能像明清小品作家一样对物性和天地道心有更深刻的感悟。

林语堂与北京文化

在林语堂的一生中,北京、上海、美国是值得关注的城市与国家。他在北京浮躁凌厉,在上海提倡幽默闲适,在美国“两脚踏中西文化”。林语堂钟情于北京及其文化,这与这座老城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息息相关。上海与美国以其发达的工商业文明给林语堂以强烈冲击,但在高度发达的工商业文明背后,林语堂感受到种种令人忧虑的问题,于是他质疑并自觉疏离历史现代性,表现出对审美现代性的趋同,由此使他偏爱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北京文化。他通过中庸理想、闲适格调、原始生命强力崇拜等方面肯定北京文化的优秀部分,赞美并张扬北京文化的生命力,以此表达他对中西方历史现代化进程中弊病的忧虑。

书写差异:林语堂同一作品在中美的不同策略

林语堂1936年离开上海,开始了30年的海外创作生涯。他连续在美国出版《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瞬息京华》等畅销书,名震一时。但是林语堂的英文写作,早在1927年就开始了,而且有些作品先在中国出版,后在美国再版。通过比较分析这两个文本在文化方面内容的处理差异,探讨林语堂面对不同语境、不同读者时所采取的不同写作策略,以及该策略对当今的华裔文学研究、汉英翻译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的意义,可以看出,林语堂的作品在中美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写作技巧上,而非写作题材上。

论快乐哲学与林语堂的教育思想

林语堂从他的“快乐哲学”出发,批判现代教育在宗旨和方式上违背了教育的本意,因此提出自然人性的教育原则和自由的教育模式。这些对今天的教育都具有借鉴意义。

论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影响

文化交流对文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文学巨匠林语堂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有重要影响,对中西文化交流更是有深远的影响。林语堂自幼受到西方式的教育,成年后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造诣颇深,他也由此获得对两种文化的深刻理解。一方面,林语堂对中国社会与人民的描述、对幽默闲适之风的推崇、对翻译文学理念的革新,极大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其作品中的不实描写使得西方人对中国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

林语堂对五四新文化的贡献

林语堂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长期以来并未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学界往往倾向从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研究林语堂,忽略林语堂对五四新文化的贡献。林语堂以现代语言学推动五四新文化发展,既具有填补空白作用,也是他与胡适一样切近语言革命的关键。除了激进的文化思想,林语堂还具有包容心和兼容性,这主要表现在与五四新文化倡导者有不同认识,对其反对派采取欣赏、继承和发展的态度。林语堂的贡献有助于为五四新文化重新定位和增殖,对一体化理解和创造性转换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大传统与五四新文化小传统,也不无启示作用。

《唐语林》艺术特征分析

北宋王谠的《唐语林》是仿照《世说新语》体例创作的一部"世说体"小说。在小说的编辑体例、语言风格等方面,既有对《世说新语》学习仿拟,又有自己的特点。不仅语言隽永传神,优美流畅,气韵生动,而且在叙事方面也显示了篇幅短小、精炼简约、遗形取神的特征,生动地体现了《唐语林》的创作艺术。

林语堂与外国文化(上)

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不同,林语堂与外国文化有着天然的、经验的和稳定的联系,这就决定了探讨林语堂与外国文化关系的重大价值和意义。林语堂对古希腊、印度、日本、美国和英国都有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这既是反观林语堂文化思想的前提,也是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及其文化的一个透视点。

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的跨文化解读

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堪称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译作,为西方读者广为接受,甚受好评,是中西跨文化交流的成功典范。从文化补偿、文化借用、文化替换三个方面对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的翻译策略及方法进行跨文化解读。

重译林语堂与筛选积淀重译论——兼论翻译伦理问题

重译林语堂,是推动林语堂研究深入开展的迫切需要,对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实施亦有着重要意义。林语堂英文原著的现有译本,不足之处甚多,但也自有其优长。根据翻译伦理对翻译行为的规范,汲取"筛选积淀重译论"的合理内核,将其具体化为"筛选———融汇———创新———超越",能为重译林语堂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有助于林语堂英文原著汉语重译工作的积极开展,亦有助于文化的积累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