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音》“不录乐府”辨——兼论《唐音》乐府诗对朝鲜汉诗的影响

杨士弘《唐音》收录大量乐府诗,从文学角度构建“乐府唐音”,体现了元、明、清乐府观念的分化。其《凡例》言不收乐府,乐府将“类编续刊”,但与实际选诗不符。明初魏氏仁实堂刊本删掉此条凡例,解决文本失序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杨士弘受到当时重视礼乐和讽喻的乐府观念的影响,区分汉魏晋南北朝乐府与唐乐府,认为唐代不入乐、用近体且偏于抒情的拟歌辞并非正宗“乐府”。《唐音》所收唐体乐府并非元、明、清拟古乐府的主要对象,但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朝鲜半岛却因为《唐音》的广泛影响,唐体乐府被视为唐诗代表和汉诗典范,尤其在中期宗唐思潮中大量拟效,甚至因此对乐府概念产生“误读”。

唐代歌录考辨

唐人作有不少歌录,两《唐书》未录唐人歌录的原因是缘于其追求雅正的修史标准,这从其对唐代燕射歌录和燕射歌辞的有意舍弃就已清晰反映。而这样的收录原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歌录的编撰,如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就在燕射歌辞一类中对唐代燕射歌辞一首未录,而将其大量归入专收隋唐以来杂曲的近代曲辞。唐代歌录的留存样态较为复杂,唐人有时会把歌录叫作乐录,而有些收录歌辞的诗集却又不以歌录命名,有些名为乐府的典籍虽然也载录了一些唐人乐府诗,但又不一定是唐代歌录。

叙事学视阈下的乐府诗建构——以松浦友久教授的乐府研究为中心

中国近世的通常观念中对于乐府体的认识很模糊,特别是唐代乐府诗有怎样的样式特征是一个难题。以日本松浦友久教授的乐府研究为中心,可以从叙事学的角度重新考察唐代乐府诗的三种艺术表现功能。分别为:对乐曲的联想;观察视点的第三人称化,场面的客体化;表现意图的未完结化。其中“观察视点的第三人称化”以西洋叙事学中“叙事视角”以及“人称”等角度为出发点,提出唐代乐府诗中存在的“客体化”以及“第三人称化”的特征。此观点不仅对唐代乐府诗的理解具有参考价值,对唐诗英译等方面的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

温庭筠“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释证

温庭筠是晚唐时期杰出的诗人和词家,《旧唐书》本传记载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这两句话不仅是对温庭筠行为和创作的描述,而且也是对晚唐五代词体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本质和音乐功能的揭示。温庭筠对与音乐相关的两种文体——乐府倚曲、词体创作,都做出很大的贡献,新出土的温庭筠所撰的《杨辇墓志》表现的倚声观,更有助于对温庭筠乐府和词作的理解。词是"声"与"诗"逐渐融合而又不断变化而形成的新的音乐文学体式,温庭筠在这一体式形成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主体角色。

唐代乐府诗格律化倾向探析

唐代是近体诗格律不断发展并最终定型的时代,唐代乐府诗的创作也受到诗律的巨大影响。通过对《乐府诗集》、《全唐诗》中收录的全部2405首唐代乐府诗的格律分析,可以揭示唐代乐府诗的字句、用韵特点和五七言乐府诗的平仄合律程度、对仗使用情况,唐代十一类乐府诗中的同题作品和乐府诗代表作家的声律特点。通过声律考察,可以发现唐代乐府诗存在较明显的格律化倾向,从只求合乐到追求合律是乐府诗的重要演变趋势。

从“台湾汉唐乐府”看南音古乐的新发展

台湾汉唐乐府在台湾成立二十余年,以演奏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南音并结合传统舞蹈梨园戏为主要演出形式,享誉海内外。本文分析了台湾汉唐乐府如何在古南音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从而再造传统,大获成功,希望对我国传统音乐的传承有所启迪。

对南音乐舞创新表演形式的思考——以台湾南音乐舞《韩熙载夜宴图》为例

南音乐舞是在继承与发展传统南音古乐中产生的一种创新的表演形式。台湾汉唐乐府的《韩熙载夜宴图》是其中一部较为完善、成熟的南音乐舞作品,其在大胆创新发展南音古乐,拓展南音艺术表现空间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但是其在保护与传承南音"原生态"与本质内涵等方面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唐乐府论

综合考虑渊源和流变,唐乐府可大略分成古乐府、今乐府和新乐府三个界限较为分明的类型。古乐府,主要指因袭前代乐府旧题而创作的作品。今乐府,主要指古乐府和新乐府之外所有可以明确的用于音乐表演或歌唱的作品。新乐府,即以元、白新乐府为主体的"唐世新歌"。唐代今乐府和新乐府都是在古乐府传统影响下获得发展的。初唐最突出的是古乐府创作,在语言形式上更见精致,逐渐采用七言并做到自由转韵。盛唐时期文人创作最多的是新乐府,而古乐府的影响力最大。中唐是唐乐府创作的高峰期。唐代新乐府以卢照邻《乐府杂诗序》为发端,至杜甫、元结的时代形成第一次高潮,至元稹、白居易的时代达到创作的高峰,此后渐趋衰歇,但新乐府的特性始终得到了继承和延续。晚唐时期是唐代乐府创作整体下滑的时期。

论魏晋六朝文人拟乐府的转型——以《塘上行》的衍变为例

汉乐府诗多有本事,通常入乐歌诵、付诸表演,歌辞散直率真,是大众娱乐文化的重要部分。魏晋以后,民间乐府衰歇,文人拟作取代市井歌谣占据主导地位。在文人的继承与改造下,乐府诗逐渐脱离古辞的原生意义,转为抒写个人体验与贵族旨趣。例如,在魏晋以来多有拟作的《塘上行》及其衍生系列作品中,八首作品各自代表不同阶段的创作思想与文体风貌,颇能反映文人拟乐府转型的一些特点。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题内容不断延展,与本事的关联度降低,呈现出从辞咏本题、咏古寄言到拟赋古题、离题再造的变化;第二,创作系统发生转换,先是从曹氏"三祖"的旧曲入新辞切换至曹植的辞不入乐,完成从音乐到文学的过渡,再是大量接受五言徒诗的写作手法,造成两者形态上的趋同,最终使乐府诗性质由入乐歌辞转为文人徒诗;第三,文化格调明显提升,包括作者而身份愈发高贵、体物而意象愈发富丽、竞艺而文辞愈发雕琢,反映出这一时期文人群体的诗美趋向,即风格上由俗到雅,功能上由切合大众娱乐到装点贵族趣味。

唐后乐府诗的界定与分类

由于历史、文化、审美等多方面的原因,宋、辽、金、元、明、清六朝的"唐后乐府诗",与传统的"汉唐乐府诗"相比,具有明显的质的变化与不同。从立题名篇的角度来看,唐后乐府诗可分为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新题乐府系由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所构成,应对各自的界定与类别特点进行甄别与考察。研究唐后乐府诗,不能以研究汉唐乐府诗的眼光进行审视。日本学人松浦久友提出的"非乐府歌行"说,与唐后乐府诗的实况严重不符,不能用以界定唐后的"乐府歌行"。

论唐代诗人的乐府观

唐代诗人中的卢照邻、韩愈、元稹、皮日休四人,不仅都曾创作了数量不等的乐府诗,而且各自所持之乐府观,于唐代乐府诗论体系的建构,也均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主张以"古体写新题",是卢照邻乐府观之核心所在。韩愈的乐府观,主要表现在继承与发展了卢照邻的以"古体写新题"、认可白居易的新乐府理论并进行艺术实践、在"琴曲类"乐府创作中注重"二古一新"的关系三个方面。作为新乐府诗派代表人物的元稹,从理论的角度对"乐府古题"所进行的专论,是其乐府观另一个方面的具体反映。皮日休"正乐府"理论的"乐府之道"与尚古倾向的并存,导致了其"既古亦今"乐府观的形成。

晚唐乐府诗人述论

晚唐乐府诗具有相当多的数量和内容的丰富性,且不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晚唐乐府诗人的乐府诗观念主要有3种:以张祜为代表的以绮丽为美的乐府观;以皮日休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乐府观;以贯休为代表的"以文为戏"乐府观。以地域和诗人身份为划分标准,晚唐乐府诗人可分为3个大的群落:前期的绮丽派诗人群,后期的现实主义诗人群及乐府诗僧群。

试论温庭筠的乐府歌诗与诗词体式过渡

温庭筠的创作正处于诗向词过渡的晚唐时期,他的作品也初步显示了这种文体上的变革。尤其是他以女性为题材的乐府诗作不仅改变了以往“唐人乐府皆不入乐”的局面,在创制上更是采用了“由乐以制词”的词体创制之法,其工整的章法、和谐的音律奠定了词调创制与定型的基础。这与词作华美的形式、悠远的意境相结合,奏响了诗体文学向词体文学过渡的先声。

唐代文人谣刍议

文人谣是指文人创作而又自称为"谣"的诗歌。唐代文人谣是文人新乐府的一部分,是文人新乐府诗歌多种体式的一种。盛唐李白的《箜篌谣》和《庐山谣》,开创了中、晚唐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谣主题和风格,这两类文人谣分别对宋元以后的诗和词有直接影响。

《文苑英华》编者的乐府观

《文苑英华》所收录之20卷"乐府"与20卷"歌行"的实况,充分反映了李昉、宋白等人乐府认识观的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对乐府诗的编录与整理;二是认为"歌行"即新题乐府;三是既注重唐人的古乐府,更注重唐人的新乐府。这些认识,对于周紫芝《竹坡诗话》于"本朝乐府"的评价、郭茂倩《乐府诗集》于"新乐府辞"的收录等,均产生了不同程度之影响。

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与特点

明代初期的乐府诗创作,既受元末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乐府诗派"的影响,又有着其自身的特点。从乐府诗的类别而言,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主要是集中在"古乐府"、宫词类乐府、旧题乐府三个方面,并因此而形成了三股创作潮流。明初的"古乐府",主要是指"杨维桢式"的古乐府诗,其中既包含着旧题乐府,更多的则是一些"自创新题"的新题"古乐府"。因"宫词事件"而兴盛于皇族的大型连章体《宫词》,成为了明初乐府诗创作中的一道奇观。从复古的角度进行旧题乐府的创作,并使之具有即事性、讽喻性等特点,是明初乐府诗创作的又一道风景线。

唐代弃妇诗创作对乐府的接受

唐代弃妇诗的创作显示了乐府诗的"母体"特性。质言之,乐府是弃妇诗产生的土壤,并滋润着弃妇诗。弃妇诗的发展源于对乐府的接受,其接受的方式:一是对乐府古题的承袭,二是对乐府古辞的承袭,三是对乐府现实主义精神的承袭。这种文学接受的诸端形式反映了唐人制诗拟乐府及脱化1的机制特征。

初唐的汉乐府接受

唐代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汉乐府接受史上成果非常显著的时期。初唐的汉乐府接受为盛唐、中唐和晚唐的汉乐府接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初唐的文人和学者们接受汉乐府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创作中引用、借鉴和模拟;二是在类书中的收录、记载和其他类型的研究批评等。这些接受行为极大地促进了汉乐府的经典化,它们的接受成果成为汉乐府接受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铜雀妓诗的繁荣及其诗史意义

铜雀妓诗始于南朝,繁荣于唐代。唐代铜雀妓诗数量约为前代五倍,呈现出新特点:铜雀妓成为诗歌描写主体,诗歌重点描写她们的音乐表演,表达她们的情思,形象丰满立体。中晚唐音乐文化格局变化是铜雀妓诗繁荣的重要原因。唐代铜雀妓诗常被归入宫怨诗。考察唐代铜雀妓诗,对于研究唐代乐府诗创作和理解唐诗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唐人乐府所见“咸阳”记忆

秦都咸阳是商鞅与秦孝公合作变法后建设的空前宏伟的都市。秦国政治领袖在咸阳完成了统一大业。咸阳作为秦王朝的都城,实现行政中枢的作用。随着秦北河经营、南海扩张以及东洋航线的开拓,咸阳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文化中心。唐人诗作多见对秦代咸阳与汉代长安历史光荣的怀念。其中乐府形式的作品怀古咏史的表达最为生动。考察相关秦都"咸阳"历史记忆的文学遗存,有益于进一步加强对秦代城市史与都会史的认识,加深对秦社会史与秦文化史的理解。对唐代长安人的秦都"咸阳"回顾,也是古都史研究应当关注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