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公体”特征新论

王安石晚期作品特别是绝句,在艺术表现和审美风格上最为成熟,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貌被称为“王荆公体”。这些作品奠定了宋调的基本特征,又与苏、黄诗有着不同的风貌。当苏、黄等人正将宋调特征推向极致的时候,王诗晚期绝句却在呈现宋调特征的同时表现出向唐诗复归的倾向。“王荆公体”的独特风貌主要表现为精丽圆熟、生新工巧的语言特征,秀丽密集、轻灵明快的意象特征,清新淡远、空灵明净的意境特征,含蓄蕴藉、深婉曲折的风格特征。

基于B/S的宋人唐诗观资源共享系统的实现

宋人唐诗观的嬗变与宋诗的发展方面的研究,大部分成就的共享方式是传统的方式。为了更好地对为宋人唐诗观的资料库进行信息化和数字化管理,文中提出了基于B/S架构的资源共享系统的实现方案,为研究者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同时也是对古代文学学科的计算机辅助研究的前瞻性探索。系统分为表示层,业务处理层,数据持久层和数据库层,各个层次具备明确的界限和分工,在处理程序上都有明确的责任,不与其他层混合,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

口传艺术“楚调唐音”歌吟词的音声意韵研究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楚调唐音”歌吟是我国传统吟诵流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诗歌同体”“诗以歌传”是中国文学一个独特而又漫长的文化景观。歌吟的古雅音韵在世代传薪中建构了其特有的声音景观和审美意趣,通过以词为载体的歌吟音乐形态的分析,探寻歌吟中词的吟唱规律及其音声意韵的艺术观念,以丰富传统吟诵音乐形态的地域研究。

唐宋辨治湿阻经验

湿阻是湿邪阻滞脾胃引起的以全身困重乏力、胸闷腹胀、口淡纳呆、苔腻为主症的病证，多发于气候潮湿地区及夏季梅雨季节，其临床表现类似于现代医学的急慢性胃炎、慢性结肠炎、慢性病毒性肝炎、慢性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和慢性胆囊炎等疾病。

论唐五代词向北宋词的演变历程——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之论的反思

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唐五代曲词与两宋词的本质区别,主要是宫廷词与士大夫词、市井词的不同。词体在唐五代时期,其主流始终在宫廷文化之中,李白的宫廷应制词、西蜀花间词、南唐词是此时期的三个标志;所谓民间词应该是中唐之后才发生的,真正实现这一转型的标志应为东坡词。

敦煌本王韵作者为王仁昫质疑

在增韵字、补训释、增或亦和增纽四个方面,敦煌本王韵卷首所记字数与实际不符,敦煌本王韵应是宋跋本王韵的增修本,敦煌本王韵的作者当不是王仁昫。

论唐宋派对韩文的接受

明代文人对韩文的接受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否定者有之,肯定者亦有之。唐宋派对韩文是肯定的,对韩文的地位、文道观和文法作了全方位的审视和多层次的接受。

唐宋世俗人士穿着道服考

世俗人所穿的道服,无论从式样来看,还是从人文内涵来看,都是源于道士所穿的常服。晚唐五代逐渐渗入世俗服饰领域,北宋则成为世俗人士休闲时间和休闲空间普遍穿着的服装。这标志着道教对社会影响的进一步加深。同时,道服在被世俗人士接受的过程中,无论是样式,还是象征意义都发生了变异,世俗人士对道服的样式、象征意义又做了选择吸收,削弱了道服的宗教意义,赋予了道服非常世俗化的意义。

唐宋服饰文化内涵之比较——以胡人衣冠和妇女服饰为例

相对于唐代而言,宋代对胡人衣冠和妇女服饰的接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在接受胡人衣冠态势上,由"推行"走向了"禁止",引起了民族心理的重大变化;在妇女服饰态度上,由"开放"到"简约",出现了妇女服饰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基本奠定了两朝服饰文化的格局,折射出社会民族心理和男女地位平等等一系列问题。

论唐代文人入幕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以高适入河西幕府为例

文人入幕对文人的人文气韵及文学创作都将产生重要影响。高适是唐代诗人中位至通显者,入幕河西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重要转折点。高适入河西幕府的时间,两唐书本传均未记载。从高适入幕河西的诗歌创作及其特质,可以判定其时间当在天宝十一载(752年)秋冬之际。高适入河西幕府使其诗歌风格和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诗歌创作风格上,高适诗歌由原有的"悲壮"气韵转向"豪迈"风格;在审美情趣上,高适诗歌也由之前的"映像社会"转向"书写自然"。反观高适的河西边塞诗可见,入幕河西对高适诗歌创作的影响充分证明了清初诗论家叶燮《原诗》所谓"高七古为胜,时见沉雄,时见冲淡,不一色"之观点的正确性。

论王安石绝句对中晚唐绝句的继承与变化

王安石的七绝在取法白居易绝句与晚唐咏史绝句的过程中,发展出宋调特征;对杜牧、李商隐、韩亻屋等人七绝艺术的取法与创变,形成了雅丽精绝的艺术境界,宋人认为荆公之作回复唐音,主要是针对这类作品而言,但王安石在其中表现了新的艺术个性,开拓了新的诗境,并非对唐音的简单复归。王安石的五绝取法中晚唐五绝精巧细腻的特点而更富于变化。荆公绝句是宋代诗史上的独特现象。

唐宋时期回族先民对西北商业经济的开发与贡献

重视商业经济,是伊斯兰教的特点之一。唐宋时期,伴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回族先民对西北商业经济进行了开发。他们一方面继承了阿拉伯商业的传统,另一方面在新的环境下,又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在长期不断的开发中,为西北区域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唐宋词中西翻译流派英译比较研究

唐宋词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精华。长期以来,中西方翻译家们在"东学西渐"方面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以李煜的《虞美人》为个案分析,从音韵、词体形式、文化亏损三个角度来比较中西方翻译流派在唐宋词翻译上所采取的策略和方法,总结出这些学者在词翻译中所遵循的不同的翻译原则、关注重点以及他们各自的得失,为国内学者的翻译研究提供借鉴,从而推动词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唐宋词律辩正

清代初年《词律》与《词谱》的编订,为词体的格律建立了规范,但它们不仅误收一些其他韵文为词调,又失收一些词调,在细致分体时亦遗漏有重要的别体;此外在调名、分体、韵位、断句、分段及字数等方面均存在不少讹误。按照律词的观念对以上问题进行清理与辩正,有助于制订新的词谱,并由此建立新的词体规范。

谱写孩子心中的歌——与师范专业的学生谈儿歌创作

儿歌以动听的旋律、浅显的语言、风趣的内容、口语化的风格,充满孩童纯真的感情和丰富奇妙的想象,唱出婴幼儿心中的歌,被婴幼儿视为"天籁"。由于儿歌对婴幼儿思维、智力的发展,视野的开阔,知识的丰富,语言的训练,道德情操的培养等方面有着特殊的其他文学样式难以替代的作用,所以,它广泛运用于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各个领域。学会为孩子们创作儿歌,是师范生尤其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师范生必备的专业素养。

唐宋时期经史典籍中的音韵训诂与文献考订

根据古人诗文用韵情况整理历史文献,是考据学的一个重要方法。它源于汉魏六朝人的经传音义研究。或根据韵语和谐与否,考订版本异文,刊正其中讹误,或补正其脱简错简等;或根据韵文时代特点,考证作者的历史年代或鉴别文献真伪等,其功用甚多。自隋唐以来,一些经师学者在为经传史籍作注释时,就谙知此术。而宋代古音学的兴起,更是促进了文献考据学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学者在治学和研究中,能够以古音研究运用于文献考订之中,如吴、朱熹、方崧卿等人在研究《尚书》《诗经》等文献典籍时就是如此。本文研究将从隋唐人经传注疏中的音韵训诂出发,介绍唐宋时期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努力发掘传统文献学的研究成果,总结其中得失,做到借鉴吸收,将有助于我们现代文献学和音韵学的研究。

论朝鲜时代李后白诗歌的唐风宋韵

中韩两国文学的交流早在汉代即已开始,中国唐诗宋词的风格和韵律对韩国的汉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论述了韩国文学史上著名诗人李后白诗歌体现出的唐风宋韵。

辩说"和声

唐宋曲子中的"和声",《辞海》的释文有误,宋人沈括、蔡宽、朱熹的有关文字也有问题。唐宋曲子中的"和声"实际上是歌唱时主唱者与"歌伴"递接而唱的歌词词句。和声往往是具有标志曲调意义的定语,亦即为该曲调的特征部分。它可以出现在曲首、曲尾,也可以出现在章首。自韵是和声的突出特征。据此规律对今传曲子和律词进行探索,可以发现不少作品存在的"和声"。

论桐城儿歌的押韵

采用归纳法划分了桐城儿歌的韵部,进一步分析了桐城儿歌的押韵方式及特点,并探讨了桐城儿歌在韵部选择上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原因。

试论《江城子》词调的演变

《江城子》这一词调起源于晚唐五代,在晚唐五代还未定型。到了苏轼手中达到成熟定型,繁盛于北宋。苏轼的《江城子·记梦》和《江城子·密州出猎》开创一代词风,引起后代乃至于同时代人的追和,整个宋代留下了将近二百首《江城子》词。衰落于金元,金元时这一词调表现范围进一步扩大,有近三分之一《江城子》词是道士所创作,内容与道教有关。总的说来,《江城子》这一词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声情特征,可用来写不同的情感体验,表现出此词调表达感情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