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痛汤活性成分的研究

目的 研究镇痛汤有效部位的化学成分 ,阐明其产生镇痛疗效作用的物质基础。方法 采用硅胶柱层析结合制备薄层层析 ,根据化合物性质和光谱数据鉴定结构。结果 从镇痛汤水煎液的氯仿萃取部位分离得到 11个单体化合物 ,它们分别为紫堇碱 ( )、四氢巴马汀 ( )、海罂粟碱 ( )、四氢黄连碱 ( )、四氢非洲防己碱 ( )、氢化小檗碱 ( )、原阿片碱 ( )、α-别隐品碱 ( )、隐品碱 ( )、苯甲酰新乌头宁 ( )、乌头碱 ( )。结论 11种成分均为生物碱类化合物 ,且为首次从本复方中分到。

活血益气汤中1个新的异黄酮类化合物

目的:研究活血益气汤活性部位的化学成分,阐明其产生抗肝纤维化作用的物质基础。方法:采用硅胶、SephadexLH20柱色谱分离,通过理化性质和波谱分析鉴定化合物结构。结果:从活血益气汤活性部位中分离并鉴定了14个化合物。结论:以上化合物为首次从该复方中分离得到,其中7,3′-二羟基5′-甲氧基异黄酮是B环为间位取代的异黄酮类化合物,为新化合物。

《新修本草》辑复本收载药物数量问题及考证

尚志钧辑复的《新修本草》载药850种,有充分的历史文献依据。但对《新修本草》(辑复本)各卷收载药物数量进行统计发现,辑复本共载药851种。为正本清源,助力中医药经典守正传承,采用文献校勘法中的他校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证。考证认为,辑复本中的“葵根”不应单列,而应同“冬葵子”合为1条。同时对《新修本草》850种药物的来源,即《新修本草》在《本草经集注》基础上合并分条情况进行了进一步探讨,认为《本草经集注》载药730条,《新修本草》在其基础上新增114条,共计844条,《新修本草》从844条中分出14条(增加14条),合并5种石脂为1条(即减少4条),删除“有名未用药”中4条,合计增加6条,总计850种。同时说明《本草经集注》中“麻蕡”“麻子”本为1条,不存在《新修本草》编撰过程中将两者合并1条之说。

《新修本草》引文溯源及校正探讨

《新修本草》在药物的考释中开始广泛引用“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共计34种,其中,引用经史文献11种,本草方剂文献共计14种,其他典籍9种。对《新修本草》引文进行溯源可见,现存《新修本草》辑复本引文内容存在部分文献传抄错误、用字错误、断句错误及引用内容同著者注释内容相混等问题,同时引文溯源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新修本草》编撰的历程,更准确地把握《新修本草》的内容。

古代四部代表性本草专著对失眠临床用药的贡献

古代本草专著中涉及失眠的中药包括麝香、酸枣、犀角、羚羊角、榆叶、睡莲、洋虫等。其中从药性功效反推失眠证型的有酸枣专治"烦心不得眠,血转,虚汗",并推断失眠有心神不安、气血亏虚证型;补充病因病机的如洋虫可"行气血,和五脏",专司老人不寐,指出五脏不安、气血不行是老人不寐的重要诱因,进一步完善了用药规律。

隋唐五代本草著作中用药警戒思想的探析

目的基于“识毒-用毒-防毒-解毒”警戒思想,梳理总结隋唐五代代表性本草著作中的用药警戒内容,为中药传统警戒思想的传承奠定基础。方法以隋唐五代时期《新修本草》《本草拾遗》《食疗本草》《药性论》《日华子本草》《海药本草》为代表性本草著作,提取其中有关药物安全警戒的内容,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纳入的代表作具有丰富的用药警戒思想与措施,对细化毒性分级程度、建立并发展食药禁忌体系、辨析药物来源、丰富配伍禁忌、特殊人群禁忌、炮制减毒等警戒内容都有特殊贡献。结论隋唐五代是中药传统药物警戒思想的积累阶段,蕴含的药物警戒思想较为系统,在识毒与防毒两方面发展尤为突出,对用毒亦有一定创新,而对解毒的新认识较少。

李珣《海药本草》与伊斯兰文化对中医药学影响

唐末五代时在民族医药史上有突出贡献的书籍首推李珣《海药本草经》,它补充了《神农本草》《、名医别录》《、唐本草》《、食疗本草》《、本草拾遗》等不足,纠正了前著的一些错记,是重要的医学基础与典籍。李珣的穆斯林背景、唐朝开放政策、中国与穆斯林文化习俗共同点等是促成《海药本草》的根基,从而促使大批香药从阿拉伯地域传入,不仅为中医药物学增添了许多新品种,药用范围也更加广泛,扩充了方剂的内容,丰富了中医急救方术。以芳香开窍药物为主创立的"温开三宝"(安宫牛黄丸、苏合香丸、至宝丹)广泛运用于医学临床,使许多过去认为无法救治的高热神昏痉厥的急危病人得以及时抢救,促使了后世温病学的形成发展。

近二十年汉唐药物学史研究述评

药物学史在中国医药史中尚处于边缘化地位,研究也呈内史有余而外史不足的态势,进入21世纪后此类情况有所改观。从近二十年来汉唐药物学史的相关研究来看,学界对出土医药简帛中药物、药方的社会文化解读趋向明显。药物学史的社会文化研究领域趋多且向纵深跃进。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药物学史研究应结合当前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趋势,进一步扩展史料来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交叉学科视野重新考察汉唐乃至中国古代药物、药方以及医药文献,使中药成为管窥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结构变化的重要媒介和载体。

《证类本草》“墨盖”下引“唐本”“唐本注”讨论

《证类本草》“墨盖”下所引“唐本”、“唐本注”文 ,不见于《新修本草》目录及残卷中 ,而见于掌禹锡所引“蜀本注”中。从而证实《证类》“墨盖”下引“唐本”、“唐本注”文 ,实出于《蜀本草》。《蜀本草》原名《重广英公本草》 ,所谓英公即奉修《唐本草》的李责力。李责力在唐高宗时封为英国公 ,故称英公。《重广英公本草》也是重修的《唐本草》之义。唐慎微在《证类本草》中 ,将《蜀本草》迳称为《唐本草》 ,盖原于此。

思考《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读《解读伊尹汤液经》有感

通过分析《解读伊尹汤液经》,探讨《伊尹汤液经》,进一步对本草、汤液和经方加以深思,追源溯流,以便从学术沿革角度阐明中医临床治疗的发展过程,知晓各种学术流派的短长。

唐宋食疗羹之特点及发展演变

食疗自唐代形成体系,在唐宋时期发展兴盛。羹是食疗的主要剂型,具有专门研究价值,还可以作为观察唐宋食疗的切面。文章采用文献学和统计学的方法,使用中医典海数据库,筛选唐宋两代涉及羹的内容,分为入羹本草、羹方及辅助羹。通过对其食材数量、分类、种类和作用的分析,总结唐宋时期羹的特点及发展演变:唐宋食疗羹以植物类食材为主,羹方常含荤食。唐代重视用羹方治疗水液代谢类疾病,多用清法和消法;宋代重视治疗虚损类疾病,常用温法和补法。羹方还常用于痔病、产后病和耳、目疾病。唐代食疗羹辅助与治疗作用并重,而宋代主要发挥羹方的治疗作用,应用范围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