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吴元济传》采录韩愈《平淮西碑》考论

韩愈《平淮西碑》为宪宗时期所作,因过于赞颂裴度之功而被斥为“碑辞不实”,由此引发诸多论辩。两《唐书》编修者对《平淮西碑》所持的不同态度,导致两部唐史对这一文本的采录出现差异。《旧唐书》以记载事件为主,《新唐书》则在吴元济传记中全文采录《平淮西碑》,对韩氏的评价带有明显倾向性。两《唐书》对《平淮西碑》采录的差异,不但反映了时代环境、史家价值判断、情感倾向对史书编修者的影响,而且展现了中唐至北宋时期史家思想观念的嬗变。

《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关联问题新探

《大唐平百济国碑铭》镌刻于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市定林寺五层石塔底层四面立石上,是探讨7世纪60年代唐朝与朝鲜半岛关系的重要石刻文献。长期以来,中日韩学界虽已做过一定的研究,但检索现存文献史料,发现其中仍有可资探讨的地方。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其撰写目的和时间、铭文涉及百济末朝野动态,诠释其所载11位唐军将领的生平事迹,考察现存史书记载这些人事迹绝少之原因;纠正以往研究对铭文"三河""六郡"的错误诠释,力图全方位探讨《碑铭》涉及的诸多问题,为深入研究7世纪中叶唐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提供新的思考。

唐代碑志文商品化倾向与文体嬗变

唐代碑刻文化发达,碑志文的创作出现了商品化倾向,像王勃、张说、李邕、韩愈等都有因钱财所请而作文的记载,甚至有文人以鬻写碑文为生。究其原因,既与士人官禄低微、生活困苦有关,又涉及到碑志文固有的润笔传统,更受当时社会经济繁荣、文化产品市场化大环境的影响。唐人碑志文创作的商品化是严重的,由此导致碑文思想内容上追求虚美谀墓,其文体特征和社会功能都发生了转变,也影响到其他文章的写作。

蜀道唐碑所反映的诸葛亮信仰

在满载着诸葛亮丰功伟业的蜀道线上,唐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大诗人通过武侯祠或者相关历史遗迹,赞颂诸葛功业,抒发人生情怀;蜀道线上武侯祠的修建和唐碑的镌刻,不仅反映了唐代政治对诸葛亮智慧的需求,而且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将诸葛亮推向神坛的壮美历程;蜀道沿线的武侯祠是千百年来传承诸葛亮信仰的圣殿;蜀道唐碑是岿然屹立在中华文化沃土上的诸葛亮信仰丰碑!

德政碑与唐代州县官员的政绩书写

唐代考课条文强调州县官员的税收、垦田、户口增减政绩以及官员清白、清勤的生活、工作作风。与之相较,德政碑所书州县官员政绩,却是强调其所应该具备的儒家品德修养、境内社会秩序、对民众的礼义教化、鼓励农桑和赋役税收问题;考课条文所没有提及的发展工商业、灾异现象及祈神灵验等,却被德政碑书写为善政;有的碑文所述官员政绩,还与考课条文的精神旨意相悖,如税收力役、垦田等问题,反映了民间和官方对于一位州县官员的评价标准存在差异。此外,德政碑的政绩书写内容,细化并深化了我们对"四善二十七最"纲领性考课条文的认识。

从嵩山武则天诗碑看初唐诗坛盛况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也是古代社会杰出的政治家,她与嵩山因缘际会,留下诸多遗迹与碑刻,其中一些诗歌正史阙载,是靠碑刻传下来的,可补正史之不足。对嵩山武则天诗碑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武则天嵩山活动、文学素养以及对初唐诗坛的引领和激荡作用。

从《大唐北岳神庙之碑》看唐代隶书的成就及其影响

《大唐北岳神庙之碑》具有字形由方趋扁、笔画遒劲圆润、打破了隶楷杂糅、恢复隶书规范、崇尚雄厚丰逸的风格特征,体现了李唐盛世泱泱大国的时代气象。其艺术特征印证了唐代隶书从"石经旧法"到"明皇新体"的变化,而以此碑为代表的唐隶对后世尤其是清代碑学书法的复兴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蕃会盟碑唐廷与盟官员名单补证

通过考察碑文与两唐书《吐蕃传》所载唐廷参与会盟官员名单及职衔,认为,二者所记有细微差异,原因是大唐为国体计,不想在番邦有失颜面,凡有高阶决不低就。故职衔降格的,碑文则仍沿用降格前的官衔;未正式拜授的检校官衔,碑文将使其坐实并排在首位。而两唐书《吐蕃传》均如实载录,这是二者所记略有出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论《南诏德化碑》的书法

《南诏德化碑》是唐代云南重要碑刻。碑文为楷书,主要承晋唐书风,近承褚遂良,远绍王羲之,兼收李北海及少许魏碑笔意,独具风格。其用笔瘦硬犀利,以方笔为主,方圆结合,并以行书笔意入楷;结构自然、疏朗,瑰丽多姿,体势险峻峭拔而不失法度;通篇布局采用行书章法,字里行间对比、呼应丰富,自然贯通。《南诏德化碑》不仅是云南书法史上的经典,也是唐碑上乘之作,对当今书法创作发扬唐楷、"激活唐楷"有着宝贵的借鉴、学习价值。

旧碑新拭——《陶成纪事碑记》内容价值评析

《陶成纪事碑记》是督陶官唐英于雍正十三年总结协理窑务八年成就所撰写的一篇碑记。碑文中列出五十七项督陶成果,突出反映了清雍正时期御窑厂的制瓷水平与技术成就。本文在厘清文献内容、版本的基础上,从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御窑管理价值三方面着手,力求深入挖掘《陶成纪事碑记》的内容价值。

合水“唐朝列圣之碑”释文校补

合水"唐朝列圣之碑"是唐薛王十三世孙李天章为纪念其先祖而立,该碑正面记载了自唐高祖至唐昭宣帝294年间21个皇帝的尊号、名讳、在位数、寿数、陵址、皇后、子嗣等。这些记载为研究唐代历史、尤其是唐王朝世系提供了宝贵资料。但由于碑文历时久远,剥蚀严重,今人释文存在明显的错误,补其所缺及正确释文将对人们的研究有所补益。

《唐蕃会盟碑》碑底纪年方式研究综述及吐蕃时期藏族纪年方式考证

《唐蕃会盟碑》碑底藏、汉纪年法历来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在论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唐蕃会盟碑》立碑前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吐蕃时期出土的各类文献资料及相关藏文典籍为依据,认为地支纪年法是吐蕃时期采用的主要纪年方式,此期从中原及周边地区传入吐蕃的五行、八卦、九宫、六十干支等历法要素主要用于占卜与堪舆。

“以汉喻唐”折射的功业理想——以盛唐边塞诗中的汉时国名、王名为例

唐诗中的"以汉喻唐"现象在各类题材的诗歌中均有表现,而以边塞诗尤为突出。通过翻检盛唐边塞诗,发现诗中频繁出现汉时国名、王名,究其原因,是唐诗人想通过对敌对的少数民族政权的成功征讨来实现其建立边功的功业理想。

唐代的“辞让立碑”——另一种德政宣传

在唐代,“德政类碑刻”是为官之人的普遍追求,被当作一生的荣耀写入墓志,这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两方墓志可以明显看出。但“辞让立碑”亦非鲜见。从制度史角度看,唐代德政立碑奏请程序不只是规范和限制立碑的手段,因其具有制度性和稳定性,实则也是德政信息传递渠道,是“辞让立碑”现象的隐性支撑。从观念史角度看,唐代文化精英对于“立碑颂德”的态度发生过转变,贞元、元和年间尤为显著。文化精英意识到“德政类碑刻”具有虚假的一面,这是“辞让立碑”的显性推手。虽然某些“辞让立碑”也带有博取虚名的意图,但无碑往往胜于立碑。“辞让立碑”被视作高风亮节的义举,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更高级的德政宣传。有德政而不立碑的地方官,代表着清高的政治品格,享有更高的政绩评价。

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

20世纪新出土的唐代文献材料尤其是碑刻和墓志极为丰富,如果用力于此以研究文学,必然会扩大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新出土文献的重要作用在于一、为作家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二、一些散佚作品的发现,也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载体;三、唐代文学背景的理解,仅靠传世文献是不全面的,需要通过新出土文献来参证与补充。新出土文献,对于唐代文学史研究,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一座反映唐蕃关系的“纪念碑”式洞窟——榆林窟第25窟营建的动机、思想及功德主试析

榆林窟第25窟是敦煌石窟吐蕃期洞窟的代表作,通过对洞窟藏文题记的再研究,结合吐蕃在处理唐蕃关系时建寺等佛教活动的传统、洞窟营建的历史背景、窟内壁画内容及其艺术特色,最终表明榆林窟第25窟很有可能是776年瓜州陷蕃后、786年沙州陷蕃前,身为瓜州节度使、沙州作战前沿总指挥尚乞心儿的功德窟,或者说是与他有密切关系的洞窟,而建窟的主要目的是吐蕃人为了'纪念'对瓜州的占领,又是为了通过佛教手段向瓜沙地区的汉人表示友好,因此该窟实为一'纪念碑性'洞窟,具有很强的'秘密性',但其建窟的模式未得到广泛的流传。

论夜郎文化与黔东北旅游

本文立足黔东北一些现存的物证与史料,引用史学界诸多前辈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阐述黔东北与夜郎文化的渊源,落脚点在探讨黔东北厚重的历史文化怎样同环梵净山"金山角"文化旅游产业联姻,做强做大文化旅游这一惠民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