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歌录考辨

唐人作有不少歌录,两《唐书》未录唐人歌录的原因是缘于其追求雅正的修史标准,这从其对唐代燕射歌录和燕射歌辞的有意舍弃就已清晰反映。而这样的收录原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歌录的编撰,如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就在燕射歌辞一类中对唐代燕射歌辞一首未录,而将其大量归入专收隋唐以来杂曲的近代曲辞。唐代歌录的留存样态较为复杂,唐人有时会把歌录叫作乐录,而有些收录歌辞的诗集却又不以歌录命名,有些名为乐府的典籍虽然也载录了一些唐人乐府诗,但又不一定是唐代歌录。

白居易的偶作诗与唐宋诗学转型

偶作诗作为一个特定的诗歌类型,定型于中唐时期。白居易是第一个大量创作偶作诗的诗人,他之所以创作数量如此庞大的偶作诗,除了受到了洪州禅“平常心是道”和“无事”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以外,还受到他以作诗为生活方式的创作观念的影响。结合白居易和其他中唐时期诗人的偶作诗,可以发现其多以叙事手法表现诗人当下的闲适生活。除了以叙事性突出诗人的日常生活,注重表现哲学性和思辨性,它们还具有“重意”“戏作”和“内省”的特质。中唐到宋代偶作意识的变化,反映出了诗人身份和创作行为不断为古典诗人所重视的演变轨迹。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唐代诗词中屏风的性别化研究

屏风是古代常见的家居物品,其各项特征界定了使用者的身份,在传统家庭内部则表现出男女两性之间的等级差异。唐代文学中,屏风意象同样呈现出典型的性别化特征。女性闺房中屏风上的图案多隐喻女子的感情状态,此类屏风还参与了观者对女性的窥视。文人书斋中的屏风则往往会升格为一种特殊的象征性文化符号,呈现出男性特质和精英色彩。比较两者,女性之身份建构是在他人的窥视下、想象中被动完成的,男性文人作为享有政治和文化特权的精英,则积极利用屏风这一媒材来彰显文人群体的精神面貌。

论唐宋词释放型的情感表达

在唐宋词情感结构的横向维度中,主体的能动意识与情感本体的潜意识共同决定着情感动向。若词人对情感脉络的前行之势不加约束,而是任其肆意消泻,便是释放型的情感表达,多呈现出单向无止境的样态和延展性组合的特征。主要可从两条路径对这种表达方式加以解构。从内容上看,可将情感分为豪情与幽情,二者各具群体共通感与个体化思绪的蕴意指向。从形式上看,可将情感的释放形态分为倾泻式的明潮和渗透式的暗涌,二者的划分标准同意脉流速和心理欲力相关;明潮讲求意脉的直观彰露,暗涌意指创作主体往往选择在场或不在场媒介来对情感表达略作荫蔽。词作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令切分后的这四重界域交汇共融,大致呈现出四种组合方式。

“李诗注我”:唐宋诗歌引李白诗歌自注的生成与演变

注释数量、注释类别、注释态度、注释意义四个要素是梳理唐宋诗歌引李白诗歌自注发展历程的维度,以之作为切入点可以发现:中国古代诗歌引李诗自注始于晚唐,晚唐成为唐宋诗引李诗自注的生成期,此期的注释数量和注释类别较少,注释态度是认同,注释意义单一;北宋初至南北宋之交是唐宋诗引李诗自注的发展期,此期的注释数量和注释类别增多,注释态度是认同与否定并存,注释意义多元;注释数量和注释类别更多,注释态度是认同与否定并存的拓展,注释意义全面,标示着南宋初至宋元之交诗歌引李诗自注进入繁盛期。三个时期在继承与发展中推进了唐宋诗引李诗自注的生成与演变,其文化语境是唐宋诗人的游览经历、唱和活动、表达需要与接受态度等。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论唐宋茶诗词中茶之审美意象

现代社会中,茶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愈益密切,茶文化的影响愈益深远,茶文化的研究再次掀起高潮。另辟奚径,以美学作为切入点,综合运用茶学、诗学、史学、美学等知识,以诸多优美的唐宋茶诗词为研究材料,解析诗中所表达的茶之形色、香、味美,生动地描绘了茶至清至洁、至真至善之审美意象,丰富了诗词研究题材与内容,填补了茶诗美学研究的空白。

唐宋茶诗词中的三种品茶意境

以唐宋茶诗词为研究材料,深刻地阐述了唐宋茶诗词中的三种品茶意境:一是"有我有茶"之境,是"我"寄情于茶的和美意境,二是"茶我同一"之境,是"我"与茶融合为一整体的和美意境;三是"无我无茶"之境,"我"与茶都已融入了天地之间,世界一片空灵,"万物与我同一",亦即"天人合一"的最高和美意境。

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争议浅析——以宋词流派特征远距离阅读项目为例

文章以笔者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信息学院泰德·安德伍德教授的数字人文课程上开展的宋词流派特征远距离阅读项目为例,综合调研国内外文献,总结数字人文方法应用中的争议点,探讨算法机械性、研究方法与主题互动性弱、人文学科属性遭削减等现阶段数字人文方法弊端。

《唐宋诗醇》对唐宋诗之争的态度

《唐宋诗醇》是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选的一部唐宋诗歌选本,在唐宋诗之争的诗坛论争中,这一御选唐宋诗选本以宗唐为基调,兼容宋诗。其编选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一则是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为纲,贯联唐宋;一则是以兴观群怨为旨归,统摄诗坛思想。其对诗人、诗作的选择、品评始终以此为统驭,在雅正的标准下扬唐兼宋,统和诗坛趋向,以归于清明盛世的舂容气象。

唐宋戏题诗论略

戏题诗源于六朝,至唐宋得到丰富与发展。戏题诗之"戏",其本旨除了戏谑嘲调或游戏为诗以外,还可以是一种"遁言"与"放言"相结合的表达策略。诗人们以"戏"来婉转其意,获得戏言免罪的表达效果;同时又可以放言其意,表达自己的奇思妙想乃至狂言妄论。在看似简单的戏谑嘲调中,包蕴着由戏谑、调笑、讽刺及自嘲所造成的不同内涵与功能。

稼轩词五首系年考辨

稼轩词的编年虽经前贤努力,多所发明,然仍有若干作品的编年存有疑问或异说。经考订,《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满江红》(汉水东流)俱作于淳熙六年(1179)春,《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作于淳熙七年(1180)秋,《水调歌头·和马叔度游月波楼》作于嘉泰四年(1204),《满江红·中秋寄远》作于乾道八年或九年(1171或1172)中秋。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乐府相关概念辨析

文章辨析了乐府与歌诗、歌行、词曲、民歌、音乐文学几个概念的关系,指出:乐府成为诗名以后,作为朝廷音乐机构表演曲目含义依然保留下来,宋代以前凡称乐府者,一定与朝廷音乐机构有关;歌诗泛指一切有音乐舞蹈表演的诗歌,只有作为朝廷音乐机构表演曲目的歌诗才能称之为乐府;歌行出自乐府但又不等同于乐府,带有音乐性质,但又偏重体裁而言,具有乐府体裁的特点,但又七言非乐府长歌;区分乐府和词主要看句式如何,若是齐言,属于乐府诗,若是长短句,属于曲子词;有些乐府来自民歌,但乐府作为宫廷乐章,不宜再称作民歌,只有少数杂歌谣辞例外;乐府虽与音乐有关,却与音乐文学不相等同,具有音乐形态的乐府属于音乐文学,已经失去音乐形态的拟古乐府和准备获得音乐形态的新题乐府不能视为音乐文学。

论士人的心理构成对南宋词风的影响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理世界也随之生变。爱国主义精神、理性意识、闲逸心态共同建构了南宋士人的心理世界。词至南宋几乎为士人所独享,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词风的形成。于是,在士人们旋律不一的复杂心态的影响下,豪放、风雅、疏狂成为南宋词坛的主要风格。从南渡词人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到中兴词人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江湖词人姜夔、吴文英;再到遗民词人周密、张炎,等等,这些南宋主要词人的作品无不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

创伤性记忆的自我隔离和审美表达——唐宋词战争灾难叙事的特殊模式

与诗体相比,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叙事具有特殊性。作为受难者的词人,对惨痛的灾难记忆往往采取忽略细节和视角转换的方式,来隔离创伤性记忆带来的痛苦。同时,词委婉含蓄的文体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具有伤害性且有损审美性的场景描写。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应激心理与更高层次的审美心理共同作用,形成了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特殊叙事方式。

唐宋诗词中的“鸣鹤”意象

"唳鹤"是唐宋诗词中的重要意象之一,具有丰富的文学文化内涵。古人对鹤唳的解释多种多样,如警露而鸣、知时而鸣等。唐宋诗词中的"唳鹤"意象与"鸣鹤"意象的内涵往往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唳鹤"意象主要用来表现鹤声的清远、高亮,但"鸣鹤"意象却多用来象征君子。此外,"鸣鹤"意象还衬托了和暖的天气,而"唳鹤"意象则往往与月、白露、秋等意象联用,表现诗人由此生发的"感兴"或者营造美丽的意境。

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

唐宋诗歌题材不但具有社会学意义,更具有美学意义。研究它能够显示唐宋诗重要题材的产生、发展、演进的源流及其文化轨迹,揭示唐宋诗题材之间的异同与联系,重现在唐宋文化背景下诗人对诗歌题材所进行的文化选择的心理脉络。通过对唐宋各类诗歌的开掘,能更深入地揭示唐宋诗的本质特征,为唐宋诗的研究提供新的开拓与转换视角,使整个唐宋诗研究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更高、更新和更富于概括性的层次。特别有利于说明唐宋诗以最宽广的渠道通向社会生活的主潮,同时还有利于说明文化选择方式对当代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