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嗣本与唐贞观时期北疆经营探究

郭嗣本墓志近年出土于陕西西安,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郭嗣本墓志记载了郭嗣本家族的相关情况以及其相关仕宦。郭嗣本在传世史书中记载有限,墓志的出土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对于研究郭嗣本的仕宦以及唐初史事都起到了补遗的作用,特别是郭嗣本曾参与了唐初与突厥的战争和交往等,对于研究唐初与突厥的关系也起到作用,志文还记载了郭嗣本曾担任鸿胪寺卿,对于了解和认识唐初的对外交往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陕西西安白杨寨晚唐壁画墓M1373发掘简报

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西安市浐灞生态区白杨寨村南发掘了一座晚唐时期砖室壁画墓。该墓破坏严重,但其壁画内容丰富,色彩艳丽,时代特征明显。该墓所处位置为刘弘规家族墓地,根据墓葬形制及位置关系,推测墓主应为刘弘规家族第二代成员,即晚唐时期权宦刘行深或其夫人。该墓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刘弘规子辈成员墓葬,为研究晚唐时期家族墓地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而出土的精美壁画,为近年来所罕见,对研究唐宋之际壁画题材及风格转变有着重要意义。

陕西西安唐戴至德夫妇墓发掘简报

2019年7月至10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常宁新区郭杜街道任家寨村南发掘古墓葬2座,其中编号为M1的墓葬为长斜坡墓道五天井土圹砖室墓,出土器物50件(组),其中有墓志2合,确定墓主为唐代宰相戴至德和夫人博陵崔氏合葬墓。

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岩村元氏墓发掘简报

2019年8月至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位于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底张镇岩村一处储备用地范围内的墓葬进行了发掘,其中唐墓2座,编号为M2、M6。M6墓主为唐代大臣、著名文学家元稹的三兄元积。元积本人文献有零星记载,墓葬的出土为该区域唐代元氏家族茔域分布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实物资料,同时墓志所载元积生平也对中晚唐时期诸多重要事件有证补作用。

西安白杨寨晚唐墓M1373“备茶图”研究

墓葬壁画中“备茶图”题材多流行于宋、辽、金时期,唐墓中则较为罕见,分布地域以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北方地区为主。西安东郊白杨寨晚唐墓M1373发现有“备茶图”题材壁画一幅,为目前所见最早,在西安地区更是首次发现。本文以新发现的“备茶图”壁画为例,通过对其内涵的分析,对墓葬中“备茶图”出现的社会背景、早期发展脉络、后期的变化与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皇木厂村唐代墓葬考古发掘简报

2012-2013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时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皇木厂村的运河核心区5号地项目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共发现唐代墓葬四座,这四座唐墓遭到严重的破坏,但大体保留了墓葬的基本形制。根据墓葬弧方形的墓室特征以及M76墓室内的仿木结构特征,大体可以判断这四座墓葬的建造年代当属于唐代中晚期。唐代幽州是朝廷经营辽东的前沿阵地,隋炀帝时期开凿的永济渠是经略辽东运送军用物资和军队的重要交通通道,这四座墓葬所在位置恰好在永济渠附近,为研究唐代通州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以及社会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资料。

唐戴至德夫妇墓壁画研究

唐戴至德夫妇墓所出土壁画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仿木作平闇式天花,内填石榴样宝相花,其风格与同时期高品级墓葬和莫高窟顶藻井壁画相似,或与当时崇佛有关;第二类列戟图,列戟数量多于其品级所享,可能与特赐等原因有关;第三类仪卫图,仪卫人数超越规制,其原因可能与列戟图相同,亦或是高宗时期仪卫人数多于《开元礼》之规定。

陕西定边张梁村唐墓发掘简报

2022年10~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和定边县文物保护中心联合组队,对定边县盐场堡镇张梁村唐代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唐代墓葬6座,出土较丰富的遗物。根据出土墓志志文,推断墓群的年代为中唐时期。这批墓葬的发现,对研究该地区唐代的墓葬形制及随葬习俗具有重要意义。

唐陵陪葬墓再论

本文将唐陵陪葬墓置于唐陵陵园的总体规划中,考量陪葬墓在陵园中区位、排列秩序的变化,探讨从“斟酌汉魏”到“乾陵模式”的陪葬墓制转换过程。并结合各唐陵经营陪葬的历史背景,论述了以墓主主身份、陪葬墓数量为突出标志的分期演化规律。

唐宋墓葬中的猫及相关问题

唐宋时期,墓葬中不只发现作为宠物殉葬的猫骨、猫瓷塑,而且砖雕与壁画中还出现了大量的猫形象,这是墓葬习俗变化的结果,也表明养猫已成为一种别具意趣的生活文化。猫对人类的吸引力,不仅是由于捕鼠的实用价值,猫的外表、天性以及与人类情感交流互动的能力,促使它们融入了人类的生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此时期,猫的捕鼠护书功能以及文人对猫特定的情感想象结合在一起,塑造出一种雅的生活情境,猫也成为士大夫交往的媒介。猫作为宠物走入人类家庭与此时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有关。

对章怀太子墓室壁画唐代宫女服饰的艺术研究——以《观鸟捕蝉图》为例

自汉代以来,厚葬之风盛行,且墓葬遵循“事死如事生”的生死观,其中章怀太子墓壁画内容取材于墓主李贤生前的真实生活,包含仪仗、客使、宫女等多种题材,是墓主李贤生前方方面面生活的再现,具有极高的社会历史价值。《观鸟捕蝉图》作为其中最著名的一幅宫女图,巧妙地描绘了宫女生活的“宫怨”意象,为现阶段了解唐代宫中生活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以《观鸟捕蝉图》为研究对象展开探究,通过分析壁画中侍女所着服饰,探究其中所反映的人物信息、状态以及服饰艺术所暗喻的社会观念的变化。

艺术遗产中的唐风华韵——唐墓壁画服饰研究概览

唐墓壁画作为厚葬之风的产物,以精致的内容和写实的风格生动再现了墓主人的生活片段。壁画中大量的男女画像展现了各种角色的服饰穿着,为唐代服饰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素材。文章通过Cite Space软件对近十年的唐墓壁画服饰研究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摸索其发展脉络并进行归纳总结。目前对唐墓壁画服饰的研究可分为显性研究、隐性研究和复原与应用。

论唐代双室砖券墓的“神龙模式”

目前已发现的唐代双室砖券墓,唐中宗朝至玄宗朝初期下葬的15个墓例具备典型规律和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命名为“神龙模式”墓葬。本文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将“神龙模式”墓葬作以综合分析,认为其密集出现是由“后武则天时代”的特殊政治背景决定的。“神龙模式”的积极制作者是“后武则天时代”的宗室女性,其消失是缘于唐玄宗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墓葬规模和葬礼规格关乎政治秩序,当“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存在了,“神龙模式”这种利用葬礼表达政治意图的手段也就自然失去了市场和利用价值。

银雀山汉墓《唐勒》赋的入墓因由与赋体价值

《唐勒》赋的核心内容“御术”即“相马术”,主要反映了西汉骑兵制度发展背景中的相马术。银雀山汉墓的墓主是一位高级军官,人们之所以会将《唐勒》置入他的墓葬之中,主要是为了映照他生前的生活场景。这是《唐勒》入墓的重要因由之一。《唐勒》赋虽已亡佚,但是与宋玉诸赋在各方面都存在相似之处,作为宋玉同一类型的赋作,在众多出土汉赋中具有典型性。《唐勒》论及的三种御术,在相同的时间跨度里分别可以行至千里,与“蒙汜”“上皇”交接,具有特定的时空意识。《唐勒》还与诸多赋文学样式前后排列,环环相扣,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一条从楚辞到汉大赋的发展链条。

陕西西安东郊西等驾坡唐墓发掘简报

2021年9月至2022年4月,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更新项目,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雁塔区西等驾坡村发掘了一批古代墓葬。其中唐墓两百余座,8座出土墓志的墓葬年代明确,为研究唐中晚期中小型墓葬提供了新资料。

陕西西安唐相里迈墓发掘简报

2006年,为配合项目建设,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唐相里迈墓。墓葬坐南朝北,出土有墓志,墓主身份、墓葬纪年明确。该墓不同于一般唐代墓葬坐北朝南的埋葬理念,其墓志也采用了自左至右的书写方式。相里迈墓葬的这些特殊性为唐代墓葬及文化研究提供了新参考。

陕西咸阳唐唐从心夫妇墓发掘简报

2018年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杨家村东南发掘了一座唐代墓葬,为葬于景龙三年(709年)的唐从心夫妇合葬墓。唐从心系唐朝开国功臣唐俭之孙,但史料记载简略。该墓规模较大,墓葬形制特殊、壁画精美、出土遗物丰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阿斯塔那出土唐代“绿色狩猎纹印花纱”工艺及图案研究

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碱剂印花丝织物中,绝大多数为深色地白色花,唯独一件“绿色狩猎纹印花纱”花色为明艳的草绿、地色为朦胧的灰绿。该文使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以及推理验证的研究方法对“绿色狩猎纹印花纱”的工艺及图案进行探讨,重点研究其在显花色彩上的特殊性,之后通过实验法对其制作工艺进行验证。研究推测:“绿色狩猎纹印花纱”的图案纹样为八世纪初期至中期流行的散点式狩猎图案。它的组织结构为生丝隔织縠纱,印花版为纸质镂空版,印花时首先进行碱剂脱胶,在此基础上再使用槐花与靛蓝染液染色。“绿色狩猎纹印花纱”独特的印花色彩是印花处局部脱胶后去除了杂质、上染率提高的结果。

陕西西安西北大学长安校区韦婢娘墓(2004CXDM39)发掘简报

M39的埋葬年代在天宝十一载(742),墓主人为韦氏家族的韦婢娘。墓葬形制为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单室土洞墓,不论形制还是规模,都属于唐玄宗时期的中小型墓葬。墓中出土的镇墓兽、男女俑、生肖俑等,与唐代长安天宝年间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的特征一致。该墓有墓志出土,年代明确,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丧葬制度、韦氏家族的盛衰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河南洛阳洛龙区唐墓C7M6915发掘简报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于2020年在洛阳市洛龙区发掘了一座斜坡底竖穴墓道单室土洞墓。该墓葬形制典型,出土随葬品丰富,包括彩绘陶俑、三彩器、瓷器等60余件,初步判断其时代为盛唐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