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墓葬二十四孝图中的男性孝子服饰研究

文章以宋辽金时期墓葬壁画中的男性孝子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男性孝子所穿着的服饰类别。研究发现,宋辽金时期男性孝子服饰分为首服与身服,首服分别是束发巾(带)、幅巾、幞头、东坡帽等,身服主要是圆领袍服、交领袍服和裤等。其中幞头始于隋唐,发展至宋也不断涌现出新的形制,出现了具有典型宋代特征的东坡帽,以及具有辽金代表性的幅巾。在宋辽金时期墓葬壁画二十四孝图中有官员和平民两种身份的人物形象,日常生活的平民大都束髻,着圆领或交领长袍,而在田间劳作的平民则身着短袍;官员主要佩戴幞头,身着圆领大袖长袍,在腰间装饰玉革带。二十四孝图将服饰与其他元素相结合,成功塑造了孝子人物的忠孝形象。

分立与整体: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发展轨迹

辽宋夏金王朝是原唐朝统辖的民族在原唐疆域内建立的政权,各王朝统辖的各族人口中以汉人占多数。辽夏金王朝从国情出发,程度不同地继承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同时,兼容了统治民族的传统制度和文化特点,体现了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轨迹。南北民族大迁徙使民族杂居状况更为普遍,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分布于内地与边疆、北族王朝与两宋王朝的同一民族内部割不断的亲缘关系,强化了古代中国社会底层的整体关系。各王朝统治者皆自称“正统”,将重建大一统王朝作为最高目标。儒家文化成为各王朝的主体文化,北族王朝积极吸纳汉文化精华发展本族文化,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在以儒学为主的整体文化层面上,实现了由浅入深的文化认同。

宋辽金时期厅堂木构建筑外檐斗拱构造方式浅析

宋辽金时期,手工业商业发展迅速,南北交流更加频繁,催生出了璀璨的建筑文化。为了更深层次地探索宋辽金时期木构建筑的营建过程以及构造特点,文章以外檐斗拱为线索,对现存宋辽金时期厅堂类建筑进行调查研究,主要对象为辽代建筑独乐寺山门、宋代建筑少林寺初祖庵以及金代建筑晋祠献殿,将这些建筑外檐斗拱的构造方式拆解分析,进行对比,总结此时期建筑构造方式的转变趋势,为同类型同时期建筑的修缮与复原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宋金时期西北吐蕃若干人名探微——以《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之唐古特语为中心

由于缺乏藏文史料,学界在翻译宋金时期吐蕃人名时,多是根据个人理解,既不统一,也存在很多误译现象。清代对宋金时期吐蕃人名做了大量改译,其改译依据是乾隆朝编纂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该书运用了很多唐古特语解释改译原因,反映出古代藏族文化对其他民族影响之深远,从李立遵、董毡等人名的翻译可以看出,充分利用《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是我们正确还原宋金时期吐蕃人名的重要方法。

明朝之前中医骨伤科文献研究

中医骨伤科起源于远古时期;战国、秦汉时中医骨伤科解剖生理知识、创伤病因病机等基础理论基本形成;魏晋隋唐时期骨伤科诊疗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骨折复位、固定、功能锻炼三大原则及整体观念、筋骨并重、动静结合、内外兼治治伤理念初步形成;至宋金元时期,骨伤科独立成科,不但创新了复位方法,而且对开放性损伤以及手术治疗有了进一步探索,骨伤科理论得到升华,临床经验得到总结,为明清时期骨伤科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十至十四世纪的中韩关系形态与东亚世界——兼评费正清的“华夷秩序”论

十至十四世纪的中韩关系形态是宗藩关系。宗藩关系起源于周朝的畿服制度和礼制。一般认为,在东亚史上存在着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国家向中国朝贡为特征的朝贡体系或称华夷秩序。然而,宋辽金乃至蒙元时代的中韩关系形态,似乎对费正清教授的"华夷秩序"理论提出了挑战。因为这一时期,虽然中国与高丽建立了宗藩关系,但是,随着辽金蒙古先后入主中原乃至一统天下,以辽金元为代表的北族王朝,取代了以汉唐宋为代表的汉族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地位,并迫使高丽等周边国家称臣纳贡,所以,费正清教授关于"华夷秩序"的论述,并不完全符合此一时期东亚国际秩序的事实。这时期的东亚,不仅不存在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而是以北族王朝辽金元为中心,形成了"华夷变态"的东亚世界。

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

中国古代作为官办法律教育机构的律学,存在于魏晋至宋。律学之废,并不是北方民族入主的结果。律学的兴衰,与科举制中明法科的变化以及政府对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变化关系密切。律学从创建到消亡的过程,历经了士大夫“经律双修”的瓦解和重建,也伴随着政府对普通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不断提高,从唐代的提倡、鼓励政策到宋朝制度上的要求,再到明清成为法律上的规定。独立律学的消亡,并不是“士大夫始鲜知律”的原因,而是在重经义、重儒学的大背景下,政府要求普通文官具备法律基本素养的结果。

辽宋西夏金的避讳、称谓和排行

避讳、称谓和排行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三者有一定的关联,而在辽宋西夏金代又有其特点。本文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论述。

近十年宋辽金元宗族研究综述

宋辽金元宗族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出版了数部学术水准很高的专著。台湾的宋代宗族研究尤为突出,深入探讨了宗族与科举、婚姻的关系,阐述了宗族在地方社会的作用以及保持强盛的机制。辽金宗族研究也取得了不小进展。宋辽金元宗族的研究,需要将宋辽金元各时期宗族与明清时期的宗族连在一起,注重宗族与社会历史断裂与连续的关系,进行长时段研究。加强地域性宗族研究,开展宋元时期不同地域宗族的比较研究、宋元与明清宗族的比较研究也是必要的。

西夏、高丽与宋辽金关系比较刍议

10-13世纪辽、宋、金等大国角逐时,西夏和高丽与大国时和时战,纵横捭阖,关系复杂、奥妙。西夏、高丽有类似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西夏、高丽政体有同有异,西夏称帝,高玉称王。西夏军事、经济力量较强,在宋、辽、金各国地位较重,对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的影响也较大。两朝都借鉴中原儒学,设科举,但因宋与高丽互不接壤,较少防范,文化交往更加密切。两朝在《宋史》《辽史》《金史》有差不多相等的地位,但从宋、辽、金三史传记看,西夏详于高丽,反映10-13世纪两国在中原大国中地位相近,而西夏又较重于高丽。西夏被蒙古灭亡后,其主体民族党项族与契丹人、女真人融汇于汉族及其他民族中,而高丽经历4个多世纪改为李氏王朝,后发展成为独立国家。

辽、宋、金时期迁入高丽的中国移民

辽、宋、金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迫使许多民户通过多种渠道迁移到邻近的高丽。高丽针对中国移民的接收与遣还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制定了相关规定。迁移到高丽的农业和手工业者移民,按照集团聚落居住在归顺州等移民州县里。他们努力耕耘、辛勤劳作,承担居住国的租税和贡赋;传播先进的技术和制度文化,为高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研究结果显示,古代东亚移民与该地区的国际关系变动紧密相关。移民不仅推动了经济、文化交流,而且还促成了不同民族的融合。

正史所见晋唐宋元时期“虎患”

晋唐宋元时期正史对虎患和虎害多有记载。面对虎患,人们采取了即时性捕杀措施;对一些虎患较为严重的地方,官方采取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捕杀。正史对虎患问题的解读主要是伦理性的,体现出对传统社会伦理中仁政、忠孝、道德教化等的重视和推崇,但从史料中也可看出唐宋以后虎患更为严重的趋势,这与虎类生存环境受到挤压有关。

唐至元时黄土高原腹地植被变迁

泾洛流域居黄土高原腹地,唐宋金时期,随着气候变冷变干,加之人为屯田开发,使原来这一地区的山地森林植被减少,旱生草类和泾洛上游农田植被增加。元代虽在关中和陇东屯田,但农田植被不如前代面积广大,而草地植被有所增加。明了黄土高原腹地植被的变迁,窥斑见豹,对今天恢复这一地区的植被意义重大。

当阳峪窑址群考察纪略

通过对当阳峪窑19处窑址的考察与初步研究,基本掌握了当阳峪窑白釉、双色釉、绞胎、绞彩、酱釉、黑釉、青釉、钧釉瓷器和三彩、翠兰釉陶器的造型、装饰和烧造工艺,发现"二次烧成"的资料。通过研究,发现当阳峪窑始烧于唐代晚期。在其创烧与发展阶段,受到了巩义窑、耀州窑、邢窑、定窑、磁州窑及钧窑等周边窑口不同程度的影响。广义的当阳峪窑即文献记载的怀庆窑,博爱县地域的古代窑场即文献记载的河内窑。当阳峪窑在宋金时期达到鼎盛,影响、促进了淄博窑等周边窑口的发展,并延续至清代。除了满足一般性的市场消费,由于品质优秀,还跻身贡奉之列。

论北宋晚期徽宗君臣收复燕雲之国策

政和、宣和年间,辽朝的衰落,激起了宋徽宗君臣收复燕雲失地的渴望。但对本国军力的不自信和侥幸投机心理,使徽宗君臣将收复失地的愿望寄托到新崛起的金朝身上,其国策也从单独出兵转向了联金灭辽。促成联金灭辽这一行动的,正是宋徽宗本人。

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主要通过文献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解放前的研究特点:积极探寻中国古代体育源流;具有民族本位主义的思想,以之抵制西方体育文化。新中国以来的研究特点:一是不断延续革命史话语外,重头是中国古代体育史方向的研究,即"寻根史学"的特点,二是90年代,开始从客观讨论古代体育的历史、地位、价值与意义。近十年的研究特点:中国古代体育史、参与史学研究范式和古代体育断代史是其主要特色,二是体育史学在理论方法的运用方面受到一些新史学方法的影响。纵观百年来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进展,始终是中国体育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学术主流。在古代体育史这个主题上,不少研究虽然以此为枢纽,但实际上又超出了古代体育史的范畴,大大推进和深化了中国体育史的整体研究。

论秦汉、晋唐、宋元中医发展的成就

中国医学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内容博大精深。秦汉医学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晋唐是中医学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宋金元则是我国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各家纷起，使祖国医学面貌为之一新。

中国古代山水诗审美意象的流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意象,从公宴聚会的华丽,到香草意象的寄托、寺庙山水的义理,到真正山水的清新描写,昭示着山水诗意象从美颂比兴到自然审美的发展。唐代寺庙道观成为山水诗的审美所在,梅竹和亭意象的固化,是宋代山水诗意象的代表。题山水画是唐宋山水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表现了诗画合一的审美。元明清时期有大量名家名品山水画题诗出现,进一步发展了梅、竹松、鹤等高洁意象,特别是诗人别号、文集体现的山水诗意象非常普遍。这一时期呈现出前代少有的边远、异域山水意象,表现出时人开放、广袤的情怀。

辽宋金元时期的民族关系

辽宋金元时期是北方以至东北少数民族迅速发展,建立政权并形成强大统治力量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进步、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时期。辽金元少数民族的发展壮大,是由于吸收和借鉴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同时,这些少数民族也对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这些少数民族对祖国北方和东北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已经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就其对祖国历史的贡献表明,他们都是伟大的民族。

虚拟与真实:唐宋辽金时期佛教影响下的地理表述

唐、宋、辽、金时出现了一种较为特殊的地理概念表述方式,即将佛教虚拟概念"南瞻部洲"和现实行政地理两者结合。这种地理概念表述方式最早出现在南北朝,唐代仅见于文人文集和僧侣戒牒中,而到宋、辽、金时则在造像题记和买地券中大量出现,反映其在平民阶层开始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接受。这一传播现象,既体现了文人精英阶层所秉持的华夏中心观对佛教地理观的排斥,也表明在这一时期佛教已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