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学批评视野下王建诗的接受起伏

清代对王建诗歌的接受突出了有清一代独具的特色。第一,清初在“崇儒重道”政策及不满明代“独尊盛唐”的思潮下,王建诗因其“大多无喧嚣、浮躁之气而有流动清平之味”受选家重视。至清中后期,选诗更追求雄伟阔大之风,王建自然蕴藉的诗风受到冷落。第二,清人辩证评价王建的古体诗,欣赏其“专尚气质,不工自工”的近体诗,对其“高华深稳”的七律、“风神秀出”的七绝比较重视。第三,清人对王建宫词的关注从题材转移到体裁上。清人对王建诗的接受变化与清代的社会思潮及追求“清真雅正”的审美风尚密切相关。

清代“唐宋诗之争”二元对立的消解及自反性特征

学界习惯视清代"唐宋诗之争"为"宗唐""宗宋"二元对立,或提出内涵更不明确的"唐宋兼宗"以示折衷。实际上清代"唐宋诗之争"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学唐或者学宋的诗歌创作主张的争论,"宗唐"与"宗宋"的理论基础并不相同,无法构成二元对立。从讨论宋诗的价值,深入到讨论"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拟议与变化""学问""赋比兴"等传统诗学核心概念,才是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内核。究其实,"唐宋诗之争"或可置换为传统诗学核心概念之争。结合最终清人从探求唐宋诗的延续性,及取消唐宋对立的合理性两方面结束论争的理论思路来看,清代"唐宋诗之争"具有自反性特征。由此我们便可以清楚确定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内涵和外延。

魏野诗风之归类与宋初“白体”“晚唐体”之内涵

魏野诗风归属晚唐体还是白体,在宋代就存在分歧,今人的论述也相对模糊,这涉及到对宋初白体与晚唐体内涵的理解。事实上,语言是否浅易,是否多唱和之作,是否多抒闲适之情等,并非宋初晚唐体与白体的界限,叹老嗟卑的悲哀情绪也不是宋初晚唐体的特色。宋初晚唐体与白体的根本界限在于创作理念的不同。白体主张"见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晚唐体主张"象生意后",苦心经营,锻炼景联与颔联。其中前者强调对景能赋的写实,后者注重缘情布景的营构。质之魏野诗作,则明显属于晚唐体。考辩宋初白体与晚唐体不同的创作理念,是深入认识宋诗发展演变的关键。

清代：古典唐诗学的总结与终结

清代古典唐诗学进入了集成总结时期。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肌理派、桐城派、宋诗派、汉魏六朝诗派等具有集成性质的诗歌流派的更迭起伏,钱谦益、王夫之、叶燮、朱彝尊、刘熙载、王国维等特色独具的诗人的不断涌现,均从各个方面丰富了清代唐诗学的内涵。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学理上的建构,还是在笺注、选本、评点、总集的汇纂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梳理清代唐诗学嬗变的特点,可以见其在整个唐诗学史上和清代诗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清初诗学语境与宋荦的诗学观

宋荦在清初儒家"诗教"复兴、反思明朝诗学的背景下,提出了"诗者性情之所发"的命题,并提出了考镜源流、上下泛滥、避免模拟、悟得真诗的学诗方法论和诗歌创作论,他对清代初期形成的"宋诗热"进行了反思,批评了其"尊宋祧唐"的弊病,但宋荦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君主权力话语的影响,反映出当时在朝仕宦文人话语与最高权力话语的关系。在论述诗歌各体时,宋荦推崇杜甫和韩愈,同时也表露出对苏轼"弥觉神契"的审美趣味。其诗学观既反映了其在面对种种诗歌思潮时的行动,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初诗学领域的彷徨与选择。

论清代中叶妇女诗话繁荣的特征及成因

清代中叶妇女诗话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其特征表现在妇女诗学意识的自觉性、诗学著作体例的成熟化和诗学理论的个性化。其成因是来自于社会和女性自身两大因素的推动。

王船山《唐诗评选》的选诗特色与选评背景

王船山《唐诗评选》主要入选山水田园诗、宫廷酬唱诗、怀人诗、送别诗,较少怀古咏史诗、战争诗、闺怨诗等题材,在具体诗人评选上则呈现两极分化特色,杜甫入选91首而大量名家名作或只选一两首,或被黜落。王船山唐诗观曾受复古派"诗必盛唐"及元明诗学辨体观念之影响,从其评点可知《唐诗评选》建立在广泛涉猎、吸收前代唐诗选本基础之上,顾璘批点本《唐音》与王船山的诗学思想若合符契,而高棅《唐诗品汇》、钟谭《诗归》则被王船山目为庸劣。王船山在"引古以正今""风以世移"的古今双重诗学参照下开展唐诗批评,被钱钟书誉为"识趣甚高"。

试论中唐诗风蜕嬗之际的刘禹锡

在中唐诗风蜕嬗之际,元白、韩孟诗派极力要打破诗歌发展到盛唐时所形成的审美经典与规范,而独立于两大诗派之外的刘禹锡诗歌却仍在追求清新婉美、雄奇健举的传统风格,可视为对此经典与规范的努力维持,这与元白、韩孟诗派的开拓与创新同样具有诗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综观刘禹锡诗歌,其中既具高标远韵、清丽天然等盛唐遗意,亦有自身的独创之处,形成其独特的个性与风格。刘禹锡步武杜甫,选择的是一条尊经学古与创变求新并重的道路,对中唐以后诗人颇具启示意义,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

《三唐诗品》与晚清唐诗学

《三唐诗品》是晚清一部纯粹关于唐诗的批评著作,该书大胆地把传统的初、盛、中、晚唐的四唐分期方法改为初、盛、晚三个阶段,从而把韩愈、白居易等传统意义上的中唐诗人和盛唐诗人并举,不仅重新建构了晚清唐诗学,而且也从艺术审美和社会功用两个层面调和了以王闿运为主的汉魏六朝诗派和以曾国藩等为首的宗宋诗派之间的诗学矛盾。

清初唐诗选本兴盛原因初探——以江苏吴江为例

清初诗坛出现了一次唐诗选本编纂的高潮,苏州地区成为与济南地区并称的两大选本中心之一。而小小县邑吴江就出现约十六部选本,足以令人刮目相看,引人深思。此盛况的出现是当时社会政治现实和诗坛论争的产物。清初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对其起了催化作用,它是初盛唐诗与中晚唐诗论争、唐诗宋诗论争的结果,也是文人学者宣情抒怀的一种方式。

书名遮蔽的诗豪:地域诗史视角下王铎的返观与评价

王铎素以书法驰名于世,其诗歌创作成就亦颇高;但为书名所掩,学界一直少有关注。王铎的诗歌深深根植于他所生活的时代,真切地反映了明末清初乱世之际的种种社会现实,抒发了自己对国家命运、民生疾苦的关注和忧虑,以及仕清的苦闷。从艺术角度来说,他的诗歌继承明"七子"衣钵,宗唐学杜,追求格高气畅,以雄壮阔大、奇崛险怪为主要风格。同时,因为他的诗作能够真切记录时代变迁,抒发胸中哀乐,学杜而能得其精髓,从而超越了明"七子"徒事模拟的格局。王铎以其创作实绩,影响了清初大批中州诗人,奠定了清初中州诗歌推尊"七子"、取径唐诗的创作路向。

晚清小说:“断裂”和“连续”中的诗性萌芽

对于现代小说的诗性传统而言,晚清小说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由于晚清社会“人的意识”整体性缺失的制约,晚清小说不可能表现出诗性“为人生”的本质性意义;另一方面,晚清小说存在的风景描写和美感色彩,又表现出了明显的诗性意义且和“五四”文学存在着勾连。在此意义上,晚清小说可被视为一种过渡性的“前诗性”阶段,预示了诗性的萌芽。

在“梦”与“魂”之间——《倩女离魂》和《牡丹亭》比较研究

元杂剧《倩女离魂》和明传奇《牡丹亭》,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最突出的是借灵魂意象来实现女主人公对礼教的叛逆和对爱情的追求。两部作品中的魂都是主人公在极度压抑人性的环境中的寄托和反抗,是主人公二重人格的体现、本我冲动的外化形式和情欲宣泄的载体;灵魂意象的深刻内涵就是,灵魂成为以情反礼的有力武器;两部作品出现的梦意象是魂意象的补充,梦体现了魂的欲求,由魂的活动引起的梦是主人公愿望的达成,魂与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查慎行诗学浅议

论清初诗歌,不能忽视的是宋诗派的兴起与壮大。此股诗风由虞山钱谦益一派引导而起,至查慎行的出现,标志着宋诗派在创作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查慎行以诗歌创作见长,在诗学理论方面则缺少系统的表述,观点多散见于其诗文集及诗歌评论作品中。但是,从这些有限的材料中,亦不难发掘查氏有代表性的诗学观念。他能在诗坛纷纭聚讼、争立门户的状况下,坚持唐宋兼宗、性情为先的诗学观念,与其乡邦的诗学氛围及师辈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唐人试帖》整理的价值和意义——兼论清代试律诗学与古典诗学演进之关系

《唐人试帖》刊印之初正值清代康熙时期神韵诗学盛行之时。毛奇龄试律诗观如“浑然无迹”、强调“气象”脱离不了当时的诗学风尚。之后的上师大本《唐人试帖》墨批与毛氏评解比试律诗观有所发展,体现出重视自然与关合应试的矛盾;乾隆时期纪昀之《唐人试律说》则更强调合乎“法度”和“切”题。这显示出康熙末期至乾隆早期试律诗学观由空灵到质实的倾向。一方面,清代试律诗学的成熟过程有自己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从毛奇龄到纪昀,清代试律诗学也与清代古典诗学的发展密切呼应。

高士奇诗学思想研究——以《唐三体诗》与《续唐三体诗》为例

以《唐三体诗》与《续唐三体诗》为研究对象,充分提炼了高士奇的诗学思想,并结合清初的诗学思潮公正评价了其真正定位。《唐三体诗》原本是南宋周弼所编的唐诗选本,后南宋释圆至为其作注、方回为其作序并刊行。清康熙年间,高士奇大量删改了圆至注本,并再选唐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和五言排律为《续唐三体诗》,以示自己“尊古体”的诗学观点。高士奇对《唐三体诗》的删改和续编集中体现了他三个诗学思想:以魏晋诗风为评价标准、主学古与主性情相结合以及对奇崛变化诗风的偏爱。总的来说,在清初的诗学背景下,他的诗学思想具有较强的过渡性兼矛盾性特征,充分体现了清人对前代诗学的“整合式集成”,其最大价值则体现为对诗学艺术视野的扩大,这些都决定了高士奇是研究清初诗学思想的重要一环。

论清代学术思想之变迁对韩集整理的影响

清代继宋之后掀起了历史上的第二次研治韩愈诗文的高潮,产生大量韩集文献。受学术思想流变的影响,清代不同时期的韩集整理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彰显了韩愈诗文的价值与意义,也揭示了韩愈在清代受推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