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茂倩《乐府诗集》对乐府学谱系的建构

郭茂倩《乐府诗集》将汉魏六朝以来形成的以乐府歌辞载录、曲题考释和乐府专题批评为基本形态的乐府学成果集于一体,建构了比较系统、完整的乐府学谱系。在诗歌选录方面,它广采博收,成为历代乐府诗集选诗数量和卷次规模之最,并将乐辞本的“乐录”作品与文辞本的“歌录”作品同时收录,将乐工“乐奏辞”与文人“本辞”汇为一集,构建了乐府歌辞载录的新谱系。在解题方面,它将类题、组题和曲题三个层面的解题集于一体,使曲题本事、本义的解说与乐府音乐的专题论述相统一,拓展了乐府专题批评的新境界。在分类方面,它以乐府诗的音乐属性为基础,既充分吸纳前人分类成果,又结合乐府诗历代发展流变的复杂性,集汉唐历代乐府诗谱系之大成。

唐代歌录考辨

唐人作有不少歌录,两《唐书》未录唐人歌录的原因是缘于其追求雅正的修史标准,这从其对唐代燕射歌录和燕射歌辞的有意舍弃就已清晰反映。而这样的收录原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歌录的编撰,如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就在燕射歌辞一类中对唐代燕射歌辞一首未录,而将其大量归入专收隋唐以来杂曲的近代曲辞。唐代歌录的留存样态较为复杂,唐人有时会把歌录叫作乐录,而有些收录歌辞的诗集却又不以歌录命名,有些名为乐府的典籍虽然也载录了一些唐人乐府诗,但又不一定是唐代歌录。

乐府诗的文本传播与汉魏五言诗的体式建构

文人五言诗体是在汉魏时期音乐与语言双重规定和双向建构中形成的。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以及民间乐府在汉代宫廷的广泛传播,是五言体生成的基础和源泉。相和三调等乐府演唱艺术的曲式结构对五言体篇制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五言体乐府的文辞本在文人中的广泛传播以及文人对乐府文辞本的雅言翻写,确立了五言句式的典范地位,再经魏晋文人在诗歌创作中的提炼和抽象,五言体最终得以确立。文人五言诗体的形成虽涉及音乐与语言的双向建构、雅言与俗语的交流互动、文人文化圈与民间文化圈的互渗与交融等多种因素,但贯穿始终的是人们在文事活动中对五言体的选择和群体确认。文人五言诗的体式是音乐文化、汉语发展和文人群体规范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汉代乐府诗与民间教化

在“观风俗,知薄厚”的教化理念统摄下,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汉乐府诗的不少作品表现了对社会鲜明的教化内容,大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倡导家庭伦理,具体包括爱情婚姻伦理、兄弟相处之道;二是为汉代妇女树立时代女性的典范,其中描写了坚贞专一的罗敷、胡姬及持家有方、待客有道的陇西健妇等;三是对世人立身行事进行告诫与劝勉,具体包括告诫世人审慎远行、游子自重自爱,劝诫世人立德修身、谨慎自保,劝勉世人惜时奋进等各个方面。必须清楚一点,乐府诗发挥教化百姓作用,并不单纯是诗歌文本在起作用,而是诗歌、音乐乃至舞台表演综合作用的结果。

《唐音》“不录乐府”辨——兼论《唐音》乐府诗对朝鲜汉诗的影响

杨士弘《唐音》收录大量乐府诗,从文学角度构建“乐府唐音”,体现了元、明、清乐府观念的分化。其《凡例》言不收乐府,乐府将“类编续刊”,但与实际选诗不符。明初魏氏仁实堂刊本删掉此条凡例,解决文本失序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杨士弘受到当时重视礼乐和讽喻的乐府观念的影响,区分汉魏晋南北朝乐府与唐乐府,认为唐代不入乐、用近体且偏于抒情的拟歌辞并非正宗“乐府”。《唐音》所收唐体乐府并非元、明、清拟古乐府的主要对象,但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朝鲜半岛却因为《唐音》的广泛影响,唐体乐府被视为唐诗代表和汉诗典范,尤其在中期宗唐思潮中大量拟效,甚至因此对乐府概念产生“误读”。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分析——以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例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涉及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传统服饰,它们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社会符号,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作品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选取许渊冲和汪榕培两个权威译本中共同出现的诗歌进行分析,确定其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数量及类别。同时从翻译方法和诗体美学两个层面入手,对其英译特点与内在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分析,探讨服饰文化词在两译本中的直译意译之别以及在韵律、意象和修辞上的差异。

拟古诗似今体:论南朝时期的节选式模拟

从刘宋中后期开始,文士在对往世名篇进行模拟的时候,有时并不会像汉晋的写作者那样对全篇进行模仿,而是会对原作的一部分进行模拟。这种写作方式,就是节选式模拟。这些经过节选式模拟而产生的作品,一方面在篇幅上较原作有所缩短:另一方面其风格也和古朴温厚的原作不同,更接近于南朝新体的精致新巧。节选式模拟的本质并非承袭汉魏旧作,而是根据新体诗的审美对汉魏旧作进行改造。其改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简化层次与突出秀句。此类改写原作之作品的产生,体现出拟古写作传统在晋宋齐梁之间发生了断裂。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叙事学视阈下的乐府诗建构——以松浦友久教授的乐府研究为中心

中国近世的通常观念中对于乐府体的认识很模糊,特别是唐代乐府诗有怎样的样式特征是一个难题。以日本松浦友久教授的乐府研究为中心,可以从叙事学的角度重新考察唐代乐府诗的三种艺术表现功能。分别为:对乐曲的联想;观察视点的第三人称化,场面的客体化;表现意图的未完结化。其中“观察视点的第三人称化”以西洋叙事学中“叙事视角”以及“人称”等角度为出发点,提出唐代乐府诗中存在的“客体化”以及“第三人称化”的特征。此观点不仅对唐代乐府诗的理解具有参考价值,对唐诗英译等方面的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

新文献视野下的秦音乐流变、制度与精神考论

秦音乐是秦人自身音乐、西周礼乐文明、西戎民族音乐以及东方各国音乐混合的产物,是秦人长期以来与东西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其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商和西周朝;经秦仲、秦襄公、秦文公、秦武公时期不断发展,至秦穆公时期在继承西周礼乐制度的同时,更注重自身音乐制度建设;战国时期,秦不断接受、融合各国各地的音乐;统一六国后,创立了宫廷用乐。在“秦声”发展过程中,秦音乐一方面不断学习西周礼乐制度,实现了礼乐文明的高度与雅致;另一方面还有自身的一些特性,如慷慨、真诚、古朴、原生态等长期得以保存。同时,音乐制度建设也取得了成就,并有相对明确的分工。这一制度深刻影响了汉及其后王朝的音乐制度,鲜明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

范成大乐府诗中的农民生活、民俗活动镜像

南宋文人乐府诗继承了新乐府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的传统,宋代文人乐府诗呈现出徒诗化倾向。范成大乐府诗揭露统治者的剥削,体恤民生艰难。范成大乐府诗继承了乐府精神,更重要的是赋予了乐府诗记风俗的新功能,对民俗如实记录是范成大乐府诗的新特点。范成大创作的《夔州竹枝歌》等民歌体乐府,实现民俗内容与民歌体裁的完美融合,为研究江南农村生活提供了多元视角,保存了珍贵资料。范成大乐府组诗影响到后世组诗的创作,提升了诗歌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

汉乐府诗《梁甫吟》本事、作者及创作时间考

过去多认为《梁甫吟》是诸葛亮之作,并多将该诗视为葬歌。通过《梁甫吟》之本事、作者及创作时间的考证可以发现,《梁甫吟》非诸葛亮所作。而且,该诗蕴含着对东汉末年董卓迫害皇甫嵩、朱儁以及卢植3位名将的恶行的强烈批判,由此可判定其创作时间在公元191年到192年4月之间。

复古与新变:论李梦阳的骚体乐府

李梦阳作为前七子的领袖人物,在明代复古思潮的背景下继承屈骚传统,并将骚体这一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文体应用于乐府诗中,创作出琴操、楚调歌、杂调曲和古调歌四大类共30余首骚体乐府诗。骚体长于抒情,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与李梦阳“真诗”“主情”的理论高度契合。李梦阳在继承屈骚传统和汉乐府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进行改造与创新,其骚体乐府不仅内容充实、情感真挚,而且艺术上别出心裁,独具特色。这类诗歌既是明代复古运动下的产物,同时又抒发了强烈的真情实感,弥合了复古与抒情之间的矛盾。

汉镜铭文体式刍议

汉镜铭文是汉代文学的表征,其与《诗经》《楚辞》、乐府诗联系颇深。在汉镜铭文体式发展过程中,从句式来看,汉镜铭文包括四言、杂言与骚体;从内容来看,汉镜铭文呈现相思、忠信、祈祥与生死之内蕴。分析其句式与内容特征,可将汉镜铭文归类为“诗经体”“楚辞体”与“乐府体”3种体式。汉镜铭文是对汉代出土文献文学独特性的呈现。

从乐府诗看前七子对李白的接受

前七子是明弘治、正德年间最具盛名的文学流派,为扫除明初文坛萎弱卑冗的局面,他们在明中叶掀起了一场以“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为口号的复古运动。而作为盛唐之音象征的李白古乐府,自然成为前七子学习的主要对象。前七子的乐府诗创作不仅化用李白的乐府诗句、模拟李白乐府诗中的典型意象、承袭李白豪放飘逸的乐府诗风,而且还接受了李白的“古乐府”要义。具体表现在乐府本身的沿用与发展,拟古乐府的合而若离、离而能合,以及乐府诗题正格的模拟与变格的发展等特点,呈现明显的学李倾向。这与前七子和李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诗歌理论、人生经历以及个性气质密切相关。

浅谈曹操的诗歌创作与政治文学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英雄书生,在世积乱离的时代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抱负。就其文学创作而言,从“相和”类乐府文体的选择、诗歌主题内容的表达等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而诗人在其政治理想的抒情过程中也展现出其独立的个人倾向。同时,诗人虽大多书写个人情怀,但能着眼于整个时代,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情感结合,以独特的审美表达出对社会的关怀及志于一统的政治理想。

《乐府诗集》吴声歌曲所见中古金陵语音述要

宋代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是我国古代乐府学著作中收集乐府歌辞最为完备的一部。《乐府诗集》收录了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乐府诗歌,吴歌即为其中之一。通过分析《乐府诗集》中342首无署名吴歌的韵脚,发现其押韵与晋宋时期文人诗的用韵规律各有异同。吴歌与晋宋时期文人诗押韵的相同之处在于:东冬钟江合用,脂微同用,皆部齐韵字与支部齐韵字不押韵,寒桓删和先仙山分用。吴歌押韵规律相较晋宋时期文人诗作用韵规则的不同之处则在于鱼韵与模韵的分用。吴歌中鱼模分用规则与齐梁文人诗的用韵习惯较为接近,从汉语史的角度来说可谓时代新变,而这种新变或许与吴歌所使用的金陵附近地区方音有关。通过对吴歌鱼韵字押韵的分析,发现吴歌正处于晋代至齐梁诗歌鱼模分用的过渡阶段。整理吴歌鱼模二韵的韵脚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中古金陵语音面貌,也证明了鱼模二韵由合用到分用的变化是受到当时金陵语音的影响。

元代的乐府诗选与乐府诗学

吴莱《乐府类编》、左克明《古乐府》、胡翰《古乐府诗类编》、周巽亨《历代乐府诗辞》四部元代的乐府诗选本体现出政治教化和诗乐复古的官方礼乐观,代表了元代乐府诗学的主流;它改变了以往乐府诗学发展的学术轨道,强烈地体现出官方礼乐文化对乐府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把后世乐府诗创作引上了复古的道路。

刘勰的乐府观及其乐府学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是一篇系统全面论述乐府诗的论著,文中明确了乐府诗的定义和界限范围,论述了乐府诗的音乐属性和“诗”“乐”一体两面的形态特征等问题,集中体现了刘勰推尊雅乐而贬抑俗曲、强调“诗”“乐”一体而以“诗”为本的乐府观念。刘勰《乐府》篇首次为“乐府”定义、正名,开乐府诗综合研究之先河,对后代乐府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方法的《乐府诗集》

《乐府诗集》是一部特殊的文学典籍。从“入乐”的角度看,它的编纂目的是保存清乐时代的乐府诗及其在唐代的回响,因而其中收藏了音乐与文学的多样关系。从“乖调”的角度看,它表明中国古代作家的文学创造是在音乐激励下进行的;通过同音乐相互作用,拟乐府诗完成了它的独立。《乐府诗集》研究今已采用区别于一般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诸如:注意文学形态的丰富性,考察乐府诗作为诗、作为歌、作为吟诵辞的存在;用新的模式书写中国文学史,既重视文学与音乐相结合的过程,又重视两者相疏离的过程;从体性、体制、体式等不同角度分析诗体,将文体学引入较深的层次。这种以《乐府诗集》的立场为立场、以《乐府诗集》的结构为思想路线的研究工作,使作为对象的《乐府诗集》呈现出作为方法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