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中的聘财返还法

唐时,当色为婚合法,异色为婚非法。合法的当色为婚中,若女方随意悔婚,或男方自悔,或女家一女两许,或出现妄冒为婚行为时,聘财返还遵循过错方承担相应经济损失的原则。异色为婚的聘财返还,一般也遵循这种原则。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若异色为婚出现妄冒为婚且聘财等于或超过法定数额下限,量刑重于徒二年,则计“婢赃”定罪,依“诈欺”,准窃盗罪论处,量刑随聘财数量的层级递增而逐渐加重,最高刑罚为加役流,仅次于死刑。唐律中关于当色为婚与异色为婚的聘财返还规定,突出了唐律的阶级属性,旨在维护既有的身份等级和既定的社会秩序。

唐代政治制度架构中的监临官和监临权探究——以《唐律疏议》为中心

监临权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行政权限。“监临权”一词出现较早,经过长期发展至唐代才通过律法的形式正式加以规范。通过对“监临”的发展演变、唐代对监临的界定、监临权的分设和行政层级上的区划、唐律对监临渎职行为的确准、规范、强弱等差惩处等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辩证地认识监临法制问题。唐代监临法制建设是在吸取前代制度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状况而逐渐形成的,在封建制度的背景下虽然有其弊端与历史局限性,但在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发展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唐律疏议》中“熏狐狸”行为及其狐狸形象探析——基于卷十八《贼盗律》

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观念的指导下,《唐律疏议》中自然包含了葬礼等礼制元素,卷十八《贼盗律》第267条即属于此类。值得注意的是此条中亦包含早已被纳入道德秩序中的动物:狐狸,并伴随有“熏狐狸”的人类行为。“熏狐狸”在律文中的出现可看作是唐代狐狸的频繁出现、人民对尸体和墓地保护意识的提高以及法律适用性的扩大这三方面结合的产物。由于唐代狐狸形象丰富且特殊,因此律文中的狐狸可从生物狐、胡化狐以及异化狐三个层面进行分析,熏狐狸熏的是狐狸亦是胡俗、淫祀和妖怪。法律、动物以及丧葬在此条中的结合推动了礼文化的继续发展,顺应民间习俗的律文创新在确保国家机器运行之时亦体现了统治者的权威。

全球史视野下《唐律疏议》中的法律思想管见

跳出限定历史时期的局限性,将唐律疏议中的法律思想与大陆法系中的近代法律思想放置在全球性语境中进行比较。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发展时期,其法律思想在某些方面是有相似性的,这种相似性是遵循法律本身成熟规律的,某种程度上是脱离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的。总结人类社会法律体系发展成熟的共性,又从共性的点出发去研究唐律疏议中体现的法律思想的个性。

《唐律疏议》“化外人”判别标准探析

《唐律疏议》区分“化外人”与“化内人”,两者身份不同。“化外人相犯”条、“越度缘边关塞”条、“征讨告贼消息”条疏议部分分别就“化外人”“化外人来为间谍”等作出解释。综合《唐律疏议》各条相关内容,“化外人相犯”条关于“化外人”为别立君长者,属蕃夷之国的定义应作为判别“化外人”身份的首要标准。

《唐律疏议》中的“法”考辨

《唐律疏议》中的“法”出现频次极高、分布极广,绝大多数表达了与“法律”相关的含义。各篇“序疏”中的“法”指称较为广义的“法律”、较为抽象的“法”或特定法典及其篇目;律典条文中的“法”表述形式复杂,但整体特征清晰,皆有明确的规范指向,即指称律、令、格、式以及其他法律渊源中的具体规范。“罪法”“理法”“正法”等较为特殊的表述形式,仍与“法”表意的整体特征及具体用法一致。以“法”指称具体规范是立法或注律的常规模式,此种指称围绕“正刑定罪”展开,是传统法发现、论证具体规范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

法律典籍专业术语翻译中的文化再现——以《唐律疏议》为例

与现代法律专业术语相比,汉英法律典籍翻译中的一个难题在于如何正确地理解和表述法律专业术语,这不仅需要在语言上达到对等的作用,而且还需要在法律的作用上达到对等。中华法律制度的特殊性、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古代法律专业名词的历史特征,是制约古代法律专业术语翻译的重要因素。翻译古代法律典籍是弘扬中国古代法学文化和优秀传统文明的重要方式。在这类典籍的翻译中,既要做到保持原文的原汁原味,又要充分体现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民族特征,又要防止由于语言和文化的不同而造成的歧义和错误。《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最高的法治理念的集合,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古代法律思想和文化。本论文以《唐律疏议》为例,通过对其中法律典籍术语的考察,探讨了中国传统法律术语在英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难点及相应的翻译对策。

《唐律疏议·断狱律》“疑罪”初探

古代司法活动中对于案件证据的收集及审查能力较低会引发诸多疑案的产生,如何处理疑罪事关案件的性质及定罪量刑。《唐律疏议·断狱律》“疑罪”条则从概念界定、司法实践罪名确定进行相关立法,此规定对古代社会化解司法活动矛盾和维护良好古代社会秩序都有重大意义。

唐律“义疏”中的“无罪”:表意、解释及其限度

唐律中典型的“无罪”是一种法律评价结果,相关内容皆出现于“义疏”,表达的含义是针对特定行为人无具体刑种与刑等的适用。此种表述形式及其表意特征形成于唐代制作“义疏”的过程中,但与简牍秦汉律令所见相关术语仍有比较明显的渊源关系。唐律“义疏”中的“无罪”多用作解释“不坐”与“勿论”,意图在于“更新”甚至“替换”沿袭前代而来的立法语言,由此实现立法者的特定意图。“无罪”包含的理论旨趣说明立法者自发产生了针对行为人进行多层次评价的理论追求,但“义疏”中以“无罪”对相关术语的解释一方面以其表意为限度,另一方面也无法超越传统刑律的立法体例。

《唐律疏议》“以”“准”字例析

“以”“准”字例在被作为法律用词时，存有细微差异。唐、元、明三朝律学，法律皆用“以”字例以显与真犯同，用“准”字例以示与真犯异。在《唐律疏议》中，“以”字例数量极大，且形态复杂；而“准”字例数量较小，形式简单。“以”“准”字例比类的目的在于依准基本罪名所在法条的罚则而为非基本罪名确立惩罚依据，其作用在于解决繁琐地另定罚则的立法弊病。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唐律疏议》

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担任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国学习西方法治的探索迈出了重要一步。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法治道路上摸索前进,在这一进程中,法律传承已成为与法律移植并重的重要面向。接续传统以更好地走向未来,则逐渐得到了更多认同。为此,本刊特约请武树臣教授和徐爱国教授撰稿剖析中华法系的成因与发展历程,解读现代中国法律思想的渊源,并汇集青年学者关于传统法律研究的最新成果组成专题,以期推动对一百年来法治探索和几千年传统法律文明的讨论。

《唐律疏议》词语杂考

唐长孙无忌等所撰的《唐律疏议》是古代法制文献的典范 ,在中国及世界法制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德国学者 N·麦考密克曾指出 :“法学其实不过是一门法律语言学。”正确理解与阐述我国古代法制文献的语言 ,不仅对了解、研究、借鉴我国古代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是汉语史研究的任务之一。本文选取《唐律疏议》中法制词语八例 ,其中或为目前大型语文性辞书所失收 ,或为前人疏解不当及有未尽之处者 ,参以其他文献用例 。

《唐律疏议》“与同罪”条款分析

唐律中"与同罪"条款示意量刑的选择性参照而非无差别援用,体现归罪与追责的独特思路:内容集中于规制行政管理与监督中职官的枉法故纵,兼涉婚姻、买卖等社会生活中的容留隐匿,重在惩处"明知而故犯";设置上主要针对多人犯法、罪责相关但首从难辨等情形,论罪关注犯人的主观状态,亦参考其行为与损害,以综合衡量知情放任、知情协作等部分对整体犯罪后果的影响程度为核心;条款适用大体服从"止坐其罪"的总括说明,存在"本条别有制"的个别变通,其中的"同罪"已从一般"同"字用例分化为特定法律用语。

所谓现存《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的新证——与郑显文先生商榷

我国学者杨廷福等曾认为现存《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郑显文先生最近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基础上又提出新证,力证《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不谬。但检讨郑显文先生的各项证据,发现并不足以支持现存《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的观点,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现存《唐律疏议》并不是永徽四年(653)的《永徽律疏》。

《唐律疏议》中的“情”考辨

传世文献中"情"的含义可分为"人情"与"本情"两类,表达本情、真情、实情等含义时多记述狱讼、司法等内容;竹简秦汉律中有"知情""言情"等表述,"情"皆作本情、真情、实情;《唐律疏议》中"情"出现282次,其中65%表述形式为"知情""不知情",88%表达的含义为本情、真情、实情;"情"作为立法语言与法律词汇,在唐律中的主要功能是围绕"正刑定罪"展开的,这也是唐律立法主旨与基本价值追求的直接表现。

《唐律疏议》中的孝伦理思想

孝最早是作为伦理道德范畴出现的,指中国古代子女善待父母长辈的伦理道德行为。随着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的确定,经孔子、曾子、孟子等儒学大师的丰富与发展,孝成为儒学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秦汉以来,儒家"孝"的伦理思想逐步渗透到刑律中,至隋唐时期已上升为法律原则。《唐律疏议》作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法律条文和疏议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孝治思想,对"不孝"的行为及惩罚予以了详细规定,并通过"存留养亲"、"同居有罪相为隐"等法律制度对孝行为予以保护,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摩奴法论》、《唐律疏议》所见古代印度与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

根据《摩奴法论》、《唐律疏议》对比研究,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婚姻家庭地位等方面,可以看到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要比同时期印度妇女的社会地位高得多,这也正说明了作为中华法系下的唐代法制文明在那个时代的进步性。

《唐律疏议》——中国古代法律与历史融合的典范

《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的代表作,也是世界中世纪法典的杰作。它的一个成功之处在于把法律与历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它的一些字、罪名、罪行、刑罚、制度和篇目都有自己的历史,都与历史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有其重要意义,主要是:有助于加深对《唐律疏议》内容的认识;有助于增长中国法制史知识;有助于提高法律意识等。《唐律疏议》的这一成功有其历史原因,主要是:唐朝前期的社会发展为其法律与历史的结合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国法制已有二千多年经验的积累;唐朝前期的儒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制订者具备了较高的素养等。对后世立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宋刑统》基本效仿了它的做法。

论《唐律疏议》的形成、结构和影响

《唐律疏议》初步形成于唐永徽年间,基本定型于唐开元时期,今传《唐律疏议》大体就是开元二十五年律疏。《唐律疏议》包括书名、目录和正文三部分。书名在宋朝是否已经出现,颇为可疑,但到元朝,它的存在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目录应是形成于唐朝,但也仍有疑问需要厘清;正文包括律文和疏文两部分,也都是仍唐朝之旧,有学者认为篇目疏议系唐朝以后所添加,这样的说法并不能成立。《唐律疏议》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五代宋金都将之视为现行法,在元朝是司法活动的重要参考,明清两朝也是制定律典的重要依据。《唐律疏议》对日本法律也有巨大影响,日本古代法典《大宝律令》、《养老律令》都是以永徽律疏为蓝本编纂而成,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古代法律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从《唐律疏议》看唐礼及相关问题

据《唐律疏义》探讨了唐代礼制中几个重要部分的内容、唐礼与唐律的关系以及有关丧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