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等诸民族间丧仪葬俗之交流——以汉藏回鹘西夏《十王经》存本谈起

敦煌与吐鲁番地区都是中古时期诸多民族聚汇、也是诸多宗教交融之地,诸民族的丧葬仪俗也会存在交流融通,现虽详考明述还较困难,但借助中古广泛影响民俗丧仪的《十王经》来作某种探查或为可行。敦吐两地都出有汉与回鹘经本,此经现知还有西夏与西藏本,敦煌又由汉、藏、回鹘、西夏诸族主导过当地政权。因而,藉此窗口线索考察诸宗教民族丧俗因素,或可了解诸族宗教之交流并获知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状态。

莫高窟第61窟甬道由元末西夏遗民重修新证

敦煌莫高窟第61窟被多数学者认定为西夏窟,主要依据在于该窟出现有夏汉合璧僧人题记和西夏装僧人画像。学术界存在一种误解,认为西夏文在元代基本不再使用,其实,不管是黑水城还是他地,西夏文相当流行,真正意义上的《西夏文大藏经》的首次刊刻与其后反复印制都是在元代完成的。按照西夏规定,西夏文地位在其他文字之上,而莫高窟第61窟榜题的汉文写于西夏文之前,与西夏文“特重”的情况相反;从黄道十二宫中处女座与人马座来看,不具西夏服饰特点,却有元代特色;甬道南壁的龙纹,与中原、西夏的温驯风格差别很大,却接近西亚、回鹘的凶猛风格,当与元代色目人大量入居敦煌有关。尤为重要的是,西夏助缘僧像覆盖于蒙古文题记之上,可作为铁证,证明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为元代之物。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古医方“人参半夏散”考述

该文首次对黑水城出土的一则西夏文药方进行翻译、释读与考校,认为此药方为调和脾胃、补中理气之"人参半夏散"方,其组方为"人参、南荆芥、黄耆、青皮、半夏蒂、槟榔、白术、五味子、天门冬、柴胡、茯苓、山楂、麻黄根",此西夏文药方所依据的底本应为某种已佚汉文医籍。

铭■辢啰悉巴上师造《能照无明》《令明体性》略考

《依吉祥上乐轮方便智慧双运道玄义卷》是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一部藏传密教道果法仪轨,其中引用了《能照无明》、《令明体性》和《伏忘要门》等三部来历不明的“要门”(man ngag).然而,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我们找到了一部《拙火能照无明风息执着其行之法》,其中出现了与《玄义卷》中所引《能照无明》同样的段落.对二者略加比较即可知它们是同一来源,再顺着《拙火能照无明风息执着其行之法》中提供的作者信息,我们即发现《能照无明》和《令明体性》,事实上就是藏传佛教后弘期著名密教行者铭(口移)辢啰悉巴所造二部要门,即Ma rig gsal byed和dNgos po gsal byed的汉文译文.

昔里钤部及沙陀后裔的神话:宗谱的忧虑与元代家族史

13世纪末至14世纪有一些关于西夏将领昔里钤部及其后裔的基础史料。仔细考察包括新出家族碑铭在内的这些史料,表明其很可能是昔里钤部之孙教化虚构了本家族的沙陀血统,同时还试图以"昔里"攀附唐朝皇家的"李"姓。但是,两方面的尝试都没能使昔里钤部免于1308年的罢黜及随后在元代史料中的销声匿迹,可见在元代想要维持地位实属不易。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叙录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主要由夏州拓跋部家族及其幕僚的墓碑、西夏时期的佛事碑、西夏陵残碑以及西夏遗民的碑石刻等部分组成,它是"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特色所在,为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国名、纪年、语言文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拙火」十六种要仪》藏汉文本的比较研究

于集合西夏、元、明三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精华的《大乘要道密集》一书中,我们见到了一部题为《十六种要仪》的短篇仪轨,它是该文集中所收一系列与"拙火定"修习相关的仪轨中的一种。通过对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所传大量与《捺啰六法》相关的藏文密教文献的广泛调查,我们发现《十六种要仪》当是某位西藏密教上师根据捺啰巴上师所传的一部题为《四密》(Caturguhya)的"元典",传承、演化出来的一部修习"大拙火",或曰"拙火十六法"的特殊拙火定传轨。它与同时期由冈波巴上师所传的一部《拙火十六道次第》内容大同小异,二者显然是根据同一"元典"演化出来的二种不同的传承。借助对捺啰巴的《四密》,以及布鲁克巴噶举派名僧白莲花上师所造的一部对《四密》的释论——《四密最胜引定之捷径》的帮助,我们得以理解《十六种要仪》所传达的甚深密意,并从中看出拙火定仪轨是如何从"元典"演变成"要门""引定",并形成各种不同的传承的。对《十六种要仪》进行细致的文本研究,对我们理解作为整体的西夏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形成,以及藏传佛教于西夏传播的历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西夏文社会文书对中国史学的贡献

近代出土的大批西夏文社会文书的发现和刊布,为历史文献缺乏的西夏学增添了新的资料,催生了西夏社会文书学的诞生。这批社会文书填补了11至13世纪中国社会文书的空白,不少文书为中国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提供了很多新的、原始性资料。这些文书不仅对西夏社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补充中国历史上西夏社会的缺环做出了明显的贡献,而且因同时代宋、辽、金王朝与西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还具有整个时代的典型意义。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文书,作为中国古代史上独特或稀见的珍品,也为中国史学提供了新的资料,做出了新贡献。

西夏番学不译九经考

本文校理西夏人对中原儒家经典的异译，并分析有关史料记载，指出西夏王廷虽然口头上在国内倡导儒学，但并未真正把儒家经典列为番学的必修课程，王廷没有组织过九经的翻译，番学出身的文臣也不研读九经。西夏人对中原儒学没有表现出像对藏传佛教那样的热情。

西夏玄奘取经图像之研究——以东千佛洞第2窟图像为中心

在敦煌石窟群及周边石窟中,遗存有至少6幅西夏时代的玄奘取经图。1这些图像并非单独绘制,而是绝大多数画在观音壁画中,尤其与水月观音关系更为密切。本文将以东千佛洞第2窟(以下简称"东2窟")玄奘取经图像为中心,结合水月观音及整体窟室内容,对西夏玄奘取经图像进行考证。本文以下讨论将集中在三个重点:一是考证东2窟玄奘取经图像的来源及宗教意涵;二是分析西夏取经图像的兴盛,所反映的西夏人将玄奘取经图像视为佛经灵验记,以佐证在道场法事中使用的经典为观音亲传给玄奘的真经。

西夏开国人口考论

本文在认真研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对西夏开国人口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和论述 ,认为由于史料采信等原因 ,以往研究与历史事实多有出入 ,存在不少问题。文章进而指出 ,特定的历史与地理条件决定了西夏自建国伊始即是一个“土地有限 ,人民有数”的地方性民族割据政权 ,其开国兵力不过 30余万 。

甘肃西夏石窟中的建筑画与中原建筑之比较

西夏是一个曾称雄于西北近两百年的党项民族王朝,它先与北宋、辽抗衡,后与南宋、金鼎立。西夏的历史文化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篇章,西夏建筑史亦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重要一环,然而西夏建筑几乎都在蒙古军队血洗都城中化为灰烬,仅存一些砖石佛塔。虽然近年经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得到一些西夏建筑的历史信息,但对木构建筑的研究还远不够。西夏王朝为弘扬佛教,在其统治区域内的甘肃境内开凿了多座石窟寺,塑绘佛像壁画,因此现在仍可以在这些石窟中看到少量的西夏建筑画,这些建筑画为研究西夏的建筑历史文化提供了直观形象,成为了解西夏木构建筑唯一的图像资料。从这些建筑画中可以看出,西夏木构建筑吸收了大量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别是汉民族文化,这些西夏建筑画中的多文化的建筑形式与同时期的中原寺院建筑相呼应,亦与壁画、传世书画、绘画理论记述中所表现的中原木构建筑相似,通过比较这些证据,本文试图证明西夏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因为西夏木构建筑的形式表现出了从早期建筑风格(唐宋)到晚期(元明清)的过渡和转折。

西夏佛教雕版扉畫重探（英文）

本研究以20世紀以來寧夏、甘肅等地所發現的爲數可觀的西夏佛教雕版扉畫爲主要材料,重新探索西夏視覺文化與周邊中國文化(包括宋朝及其他構成中國史上的所謂征服王朝如遼、金、元等)的關係。本文以視覺分析爲主要研究方法,透過對西夏及其他地區佛教版畫中被重複使用的格套、子模之識别及比較,探討佛教雕版扉畫在中古中國各文化圈的製作、傳播與交流。西夏的佛教視覺文化遺產,亦反映在元初由活躍在宫廷及江南地區的西夏僧人所主持、印行於杭州的佛經及扉畫作品上。從佛教雕版扉畫研究所見之西夏多元視覺文化爲中古中國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西夏在中國視覺文化研究上原本趨於邊緣的地位亦應被重新評估。

谈《唐兀公碑》的族属问题

濮阳出土的《唐兀公碑》是我们研究宋元以来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重要史料。"唐兀"二字首先是地理概念,而非种族或民族概念,其正确含义应该是指西夏王国统治区域,其引申之义可能应泛指生活在西夏境内以党项羌为主体的诸多民族而言;另一方面又是蒙古族对党项人的称呼。濮阳出土的唐兀公碑其族属应为西夏党项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