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神韵Tantra

Tantra由韩国Hanbit Soft公司耗时两年．总投费50亿元（是韩元，不要紧张)开发的大型网络RPG游戏作品。

揭开神秘的面纱,触及古老的文明——网络游戏 《Tantra》前瞻

“tantra”一词在词典中的中文解释并不复杂，但是如果想要简单的将其概括成几个汉字来做游戏的名称．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无论怎样来说，笔者都觉得很难概括出游戏所希望表达的主题．与其强弩之末般的死要面子，倒不如索性偷个懒，将这一工作留给能者而为之。

语言的困境与突破:真言陀罗尼及密乘的诞生

本文从语言哲学角度,梳理出佛教真言陀罗尼(密咒)出现的语言学内部因素。作为语言的一种类型,真言密咒以功能而非表意阐释为主,它的出现与发展是印度佛教为回应其内外双重压力,在语言哲学上,通过对佛陀语言的重构,积极挪用印度传统和佛教传统的结果。围绕真言密咒,印度佛教逐渐延伸出与之相应的手印、曼荼罗仪轨等体系化的实践方法,最终直接在佛教大乘内部催生出一种新的宗派--佛教怛特罗(佛教密乘)。

基于《四部医典》和临床医案的京尼萨克病(Ⅱ型糖尿病)尿诊特征知识发现研究

目的挖掘整理《四部医典》尿诊内容,并基于临床医案将京尼萨克病(Ⅱ型糖尿病)尿诊隐形经验知识可视化。探索将藏医药原创思维、临床诊疗与现代科学技术对接和临床隐形经验知识的数字化、可视化。方法通过文献法深入挖掘《四部医典》尿诊内容,并采用Gephi、Spsspro、中医传承计算平台等软件分析355例京尼萨克病临床医案。结果藏医尿诊历史源远流长,距今约有上千年的发展史,具有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四部医典》中记载的藏医尿诊三时九诊法独具特色,对临床疾病诊断起着重要作用。对355例京尼萨克病临床医案分析得出,尿诊因证型不同而略有不同,总体呈现颜色淡黄、青色、黄色,较为明亮,接近正常尿液颜色;蒸汽、气味均大;泡沫青而大或消散快;悬浮物少或呈毛状;漂浮物薄;变化时间多为热气未散完即开始转变;变化方式从中间薄处开始向边缘转变;回旋情况由稀变稠等特征。对尿诊证型频次分析得到赤巴型139次,隆型91次,培根型88次,培赤型34次。结论藏医尿诊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本文通过文献挖掘和临床医案相结合的方法,扩展了藏医京尼萨克病尿诊三时九诊内容,将藏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信息化技术结合实现了藏医京尼萨克病尿诊隐形经验知识的可视化。

晚期印度密教及其主要文本研究

公元8世纪后半叶,在印度兴起的无上瑜伽派被学界统称为晚期密教,这一时期形成密教父续文本《密集教王经》后,母续文本《喜金刚续》和《胜乐续》也陆续问世。不过随着11世纪穆斯林对北印度的征服,佛教进入了一段生死攸关的时期,这也促使了无上瑜伽派以及包含印度一切恒特罗思想的无二续《时轮经》在印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随着后来超戒寺和那烂陀寺相继被破坏,佛教最终还是在印度渐趋消亡。另一方面,随着亚洲各地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往交流日渐增多,唐宋时期先后对《密集教王经》和《喜金刚续》进行了汉译,不过以无上瑜伽续为主的所有金刚乘密法由于受文字障碍和社会动荡等因素的影响,在祖国内地影响逐渐式微。值得庆幸的是,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大进程中,朗达玛灭佛后的西藏进入佛教后弘期,一度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阶段,五位印度亲教师所创作的《无上瑜伽根本续》及其注疏、成就法、秘法、仪轨等文本几乎全部得以译为藏文,正是《甘珠尔》和《丹珠尔》收录的3000多本无上瑜伽续经典,极大地充实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佛教文献的数量。文章基于上述历史事实,对晚期密教即无上瑜伽派的主要经典《密集教王经》《喜金刚续》《胜乐续》《时轮经》的内容和及其藏译本的形成历史,《密集教王经》和《喜金刚续》汉藏译本的异同,以及西藏学者所著四部密续注疏等内容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藏医药抽取式机器阅读理解数据集研究

藏文机器阅读理解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构建一份高质量的语料库成为推动该领域发展的当务之急。本研究采用众包方式,对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中的藏医植物药材与名词解释部分进行精细标注。结合藏文掩码数据扩充策略,有效扩充了数据集的规模,最终整理出13k条有效问答对。基于该数据集,通过优化传统的注意力机制,提出了一个高效的藏文机器阅读理解模型。文章的研究不仅对于推动藏文信息处理技术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助于提升机器对藏文文本的理解能力,从而为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供有力支持。

再论藏医曼唐发展史

曼唐是藏医典籍《四部医典》及其注释《蓝琉璃》的内容绘于唐卡上的医学挂图。它将藏医学的全部内容以图像形式直观地表达出来,是藏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形象化注释,是藏医药学与唐卡艺术的完美结合,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藏医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依据。然而,目前学界对第司桑杰嘉措主持设计的80幅曼唐仍有不少疑点,尤其对第司桑杰嘉措绘制的第80幅图产生提出了质疑。文章通过文献分析和对不同曼唐版本的对比研究,阐述了第司桑杰嘉措(1653-1705)主持设计80幅曼唐的历史背景和主要目的,梳理了曼唐从最初绘制的5幅,逐渐增至60幅、62幅、79幅、最终增至80幅的五段历史过程,总结和归纳了各个时段完成的曼唐挂图的艺术特征和主要内容。认为,藏医曼唐在历史长河中,经过几代藏医大师的精心策划和设计趋于不断完善和改良,为藏医药事业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推动藏医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和文化支撑。

宁玛派首部密续藏译时间考释

佛教传入西藏后,为了扩大影响和巩固思想阵地,大量的佛经被译成藏文。这些翻译工作导致了佛经的广泛传播和抄写,为了避免重复和浪费,吐蕃历代赞普以组织编定目录来归类管理,进而形成了吐蕃三大目录,即《丹噶目录》《旁塘目录》和《青浦目录》。文章通过吐蕃三大目录与《毗卢遮那传记》等相关文献的比较研究,对藏传佛教旧密教法最早被翻译成藏文的具体时间和相关史实作了探讨。《丹噶目录》成书于公元788年,其中记载有显密佛经类名734则,但没有属于密宗无上瑜伽部的佛经类名。《旁塘目录》约成书于公元830年,其中记载有显密佛经类名943则,也没有属于密宗无上瑜伽部的佛经类名。《青浦目录》至今仍未能找到,但在《毗卢遮那传记》中提到的一-部目录中记载有属于密宗无上瑜伽部的佛经类名。传记中提到的目录是否《青浦目录》,还有待考证。据《毗卢遮那传记》记载,毗卢遮那从嘉绒回到拉萨的时间为公元806年前后,自公元806年至公元815年间,毗卢遮那和玉扎宁波等译师在桑耶寺译经院内翻译了属于密宗无上瑜伽部的经典。综上,文章认为密宗无上瑜伽部的经典于公元806年至公元815年间被首次翻译成了藏文,宁玛派的产生也与此相关。

基于数据挖掘探讨治疗2型糖尿病藏药组方用药规律及药性研究

目的:探讨藏医药治疗2型糖尿病(T2DM)的用药规律及其特点,为临床治疗提供借鉴。方法:收集藏医药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中治疗T2DM的处方,并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IBM SPSS Modeler 18.0、Origin Pro 2021软件进行用药频次分析、聚类分析、关联规则分析与复杂网络分析,以探究藏医药治疗T2DM的组方内在规律。结果:共纳入166首方剂,涉及145味藏药,出现频次最高的单味药是余甘子、小檗皮、诃子、姜黄等,根据藏药“味性化味”理论研究发现药味以苦、甘、涩为主,三化味中苦化味最多,药性以热、寒、锐为主,十七效以轻、热、凉、钝为主。聚类分析显示5个组药群组,体现藏医药重视清热利尿、补虚降糖的治法。结论:藏医药治疗2型糖尿病具有一定可循规律,余甘子、小檗皮、诃子、姜黄为核心方,四味姜黄汤散为常用基本方。临床上藏医治疗T2DM的基本原则是选用味苦、微甘,性热质轻的益肾固精药、利尿药、补虚药、提升胃温药,可为今后藏医临床遣方用药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浅谈《四部医典》中冰片君臣方剂的用药规律

冰片君臣方集的整体内容记载于《四部医典》后续部的方剂章节中,同时该君臣方剂的一些用药内容和衍生方集秘藏于秘诀部中的多个章节当中。截至目前,学界对此少有关注和研究。在藏医临床实践中,假设对这些方集的具体内容理解不透,不仅无法正确领会秘诀部中的许多内容,甚至可能错误用药而无法达到疾病治疗的目的。文章通过认真梳理秘诀部中记载冰片君臣方集相关的内容,重点分析冰片君臣方集治愈的疾病特点,根据药效的不同,区分其各类君臣方集,结合《蓝琉璃》等多部《四部医典》注释,分析得出整个《四部医典》中共记载了12个冰片君臣方集,其中秘诀部中记载6个,后续部中记载6个。此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些方剂当中存在方名相同而具体药物不同的方类,对应的功效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果只根据方剂的名字进行用药,可能导致错误用药的情况。最后,对上述12个冰片君臣方剂的具体方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概括性地总结了冰片君臣方剂的用药规律。

数字人文视角下藏医学古籍知识发现研究——以《四部医典》为例

[目的/意义]基于数字人文视角,以藏医学古籍《四部医典》为例,探索藏医学病症关系、病因关系、用药规律以及新处方挖掘路径,有利于藏医学古籍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从具体实践中帮助解读和传播少数民族医学资源。[方法/过程]本研究使用Python、Gephi等工具软件,按照文档识别与校对、文本分词与提取、数据分析处理、数据可视化、结果阐释的研究过程,对藏医学进行病症关系分析、病因关系分析、用药规律挖掘以及新处方预测分析。[结果/结论]相关的分析过程和结果有助于完成藏中医古籍知识发现路径,确定藏医学古籍内容挖掘的可行方法,为中医学古籍内容挖掘与知识发现提供新思路。

基于混合深度学习的藏医古籍命名实体识别研究

[目的/意义]针对藏医古籍知识组织与开发不足的问题,利用混合深度学习方法构建面向藏医古籍的命名实体识别模型,为藏医古籍知识的深度开发与利用提供方法支持。[方法/过程]根据藏医古籍知识特点,构建ALBERT-BiLSTM-CRF模型。以《四部医典》为数据集,在人工标注与文本预处理的基础上,进行命名实体识别实验,并将实验结果与其他3种常见模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结论]ALBERT-BiLSTM-CRF模型对藏医古籍实体识别效果最好,F1-score达到96.28%,与其他方法相比提升约7个百分点。

唐室孔雀明王经法及其在东瀛的赓续

唐代龙王祈雨信仰盛行,唐朝皇室特别推重与龙王祈雨息息相关的孔雀明王经法,将《孔雀明王经》置于极高的位置。孔雀明王经法修持到一定程度会与广大龙王及龙族结下殊胜善缘,并得其强大的助力。《孔雀明王经》中有龙王名号190个之多,既有降雨功能又有止雨功能,此外还有护国的功能,这些都合乎唐朝统治者的需要,至唐代经由高僧义净、不空的反复重译,影响巨大,得到唐朝统治者敬信。由于这种密法仅在唐皇室推行,故而文献记载很少。会昌灭法后,孔雀明王经法隐退,走向民间。在会昌灭法前后,这种密法经由入唐求法僧携归东瀛日本,同样在日本皇室秘传,相关文献记载甚多,除唐代文献记载的祈雨功能外,又多出了息灾、驱邪祛病、安产等功能。借由日本文献,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推唐朝的孔雀明王经法之状况。

藏族古典文献《时轮辨析致众智士书信宝珠》探析

时轮是印度佛教后期产生的一部密教经典,由吉觉·达哇峨色译师由梵译为藏文。传至西藏后出现了许多对此持怀疑态度的本土学者。其中,仁达哇曾公开撰写《时轮辨析致众智士书信宝珠》,认为时轮密续中参杂有耆那教等印度诸教派的教义,并非纯粹的佛教教义。然而各派学者针对仁达哇的观点,驳论信函纷至沓来,结合其中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驳论文,深入了解《时轮辨析致众智士书信宝珠》成书背景及其思想要义,能够客观阐述其中蕴含的文化批判思想。

五方佛及其图像考察

五佛思想是密教金刚乘的根本宇宙观,五方佛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标志佛教神系的完备和系统化。然而五佛体系的完善定型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图像的变化也反映出密教哲学思想的发展。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五佛的演变进行简单梳理,并对五佛组合、五佛形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图像进行分析,指出五佛图像变化与密教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的发展密切相关。

《四部医典》诸版本源流考

文章对《四部医典》20种不同木刻版的校订者、跋文撰稿者、刻板出资者、刻板时间、刻板地点、存世现状等进行了介绍,梳理了各版本间的关联和脉络,认为“扎塘版”是所有《四部医典》木刻版本的祖版,刻板最早,版本价值最高,由此衍生出洛若版、埃绒恰嘎版等6个子版。“布达拉宫第二版”诞生后,被公认为最标准的《四部医典》木刻版本,讹误最少,学术价值最大,由此衍生出德格第二版、北京版等6个子版。扎塘版和布达拉宫第二版的诞生对藏医学的普及和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华优秀传统医药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藏传佛教寺院诵经音乐初论

藏传佛教僧人诵经的音调是极富有藏族文化积淀的产物,它的产生必定有其遵循的基础和规律。藏传佛教诵经音调具有宣叙性,接近于语言的音调,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寺院的领经师带领僧众集体吟诵、唱诵相关的经文。领经师常采用超低音的唱法,声调发音宏亮、低沉、穿透力强,并能产生一种肃穆、庄严、神圣的感觉,坐满几千人的大经堂每个角落都能清楚地听到领经师的声音。

唐初密教流布的特征

唐初密教的发展既不同于唐朝之前的密法,也不同于唐玄宗"开元三大士"出现之前的密教,具有非常明显的过渡性,主要表现在出现了较为系统传播密法的僧人以及对密法价值评估的提升,密法与佛教核心概念开始结合,成为解脱法门,摆脱了唐代以前密法在终极解脱中的辅助性地位。这都为唐代密宗的建立提供了前期准备。从佛教的信仰来看,唐初密教典籍的翻译,对后世千手千眼观音、不空羂索观音信仰、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的展开,具有重要的影响。

明代瑜伽教仪式程序范式研究——以《佛门犒赏科》为中心

明洪武年间政府对佛教进行过大力的整顿,特别是对瑜伽教僧即应赴僧的仪式作出过种种规范。因为佛教仪式资料的缺乏,一直少有对明代瑜伽教仪式规范化的讨论。通过对不同地方《犒赏科》仪式文本的结构分析,发现它们尽管存在一定差异,但主体结构是基本相同的,即存在特定的范式。这表明明代对瑜伽教仪式的规范统一对后世的佛教仪式规范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各地的仪式趋向统一。

《医学四续》双语题名浅析——以木刻版分部梵语题名为中心

《甘露心要八支秘密窍诀续》是一部由藏族学者编著的医学全书,由《根本续》《论说续》《秘诀续》和《后续》四部组成,常简称为《四续》。根据当时的学术习惯,除藏文书名外,该书还题有梵文书名。苯教传本《四部医典》则采用了象雄语、藏语双语题名。传世的部分版本上还有分部的梵文、象雄语题名,不同版本给出的梵题略有差异。在清代北京版《四部医典》中还有汉字分部和页码。该书多语题名及其差异反映了西藏本地文化多元性,体现了与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文化的交流交融,为藏医学文献和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