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开虚无融合易老:从严遵看魏晋虚静思想的萌发

探寻中国哲学区别西方哲学的“动”的“静、虚静”特点,是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虚静不单是哲学问题,也是人之心灵安顿、精神富裕和谐最重要的问题。严遵在中国哲学历史上独树一帜,提出“道开虚无”观,促成汉末以“虚静为本”之道家思想的形成,并成为魏晋玄学虚静思想开创“先河”之人物。其以玄虚为宗,融合易老,回归老庄思辨思想,提出“玄同”“虚静为万物之本”的思辨理论体系,为魏晋玄学发出了先声,上启先秦道家,下承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传》是现存最完备的陶渊明传记。《文选》第一次以缜密的哲学与艺术思维对陶渊明的作品进行开创性的遴选和艺术价值的判断。《陶渊明集序》是陶学史上第一篇学术论文 ,它使陶学进入了哲学研究的层次。萧统的文学创作对陶渊明的接受有新成就。萧统的陶学成就达到了南北朝时期的顶峰。

王通“道在五常”的思想简论

在中国学术史上习惯于以佛教标示隋唐思想,而以为其间儒学沉寂,尤以隋代为甚。其实,隋代儒学仍然在国家统一之后,重新收拾整顿,王通就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代表。他提出道在五常,倡扬儒学的道统,主张三教可一,上接原典儒学,下启宋明理学,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含德与风教:萧统推崇陶渊明之文化因由探析

东晋以迄隋唐,陶渊明在文坛颇受冷遇,唯萧统对其颇为推崇,究其原因,则在于作为储君之萧统欲借陶渊明之德行"风教"之举。细论之,萧统对陶渊明推重之文化因由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由《昭明文选》择陶诗文可见萧统之文学思想与主张。其次,《陶渊明传》增补部分反映了萧统"危行言孙""父慈子孝"的儒家思想。最后,《陶渊明集序》主旨并非道家而是"含德"。萧统的《陶渊明传》《陶渊明集序》隐含着一位储君对未来执政的思考,反映了其对陶渊明"贤者之隐"身份的接受与认可。

萧统为何对陶渊明高评低选

萧统作为昭明太子在文化上做了两件影响后世的大事:编辑整理《陶渊明集》和主编《文选》。然而二者之间又存在着较大反差:即对陶渊明人格的高评与对其诗文的低选。究其原因,其太子身份、个人爱好与时代审美趣味等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论史家对笔记史料价值与不足的认识及启发意义

笔记小说具备第一手资料的优势,但也因其或受记录者政治立场的影响,或因记录者认识能力的不足,或因传播途径的限制,造成相关叙述存在诸多缺失,因此如何辩证地看待笔记史料的价值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合理地加以利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南宋史家李焘在历史撰述中对笔记史料的运用及其相关历史认识可以视作典范,对其成功经验进行必要的总结,可以为后人进行历史研究时对笔记史料正确地加以运用提供重要的参考和有价值的启示。

论王韬法律思想之主旨——以《弢园文录外编》为视角

王韬是近代中国的改良思想巨擘,"通"——以变通、疏通、沟通求得融通的思想,即改良变法的思想——是其法律思想之主旨所在。以"通"为法思想之逻辑起点,王韬着力于对传统法哲学观——"天下观"、"道器观"、"循环观"、"变易观"等的融通与重构,并把"变通"、"改良"的思想主旨溶灌于种种具体法律主张中。把握"通"的法律思想主旨对深刻理解其法律思想的整体有重要意义。

牟宗三之“三统并建说”

面对全球性的现代化大潮,牟宗三致力于为儒学"开出"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新外王"。他认为,就特征来讲,西方哲学是"理性的架构表现",而中国哲学是"理性的运用表现"。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在形上层面由"理性的运用表现"通过"曲通""转出""理性的架构表现",而此"曲通"即是"良知的自我坎陷"。进而,为了在现实层面促进科学与民主,牟宗三提出了"三统并建说",主张通过"肯定""道统"以稳住儒学之传统慧命,"开出""学统"以建立科学知识,"继续""政统"以确立民主政治。在这"三统"当中,面对现时代之需要应以"学统"和"政统"为主,但"学统"和"政统"的根本还在于"道统"之"肯定"。

《尚书·洪范》的道统观和王道思想

《洪范》总结了西周以前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开启、影响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它既开儒家的道统观念之源,也初步确立了道统与治统之别,并试图以道统来统摄治统。这一思想高扬了道的至上性,消解了君权的神圣性,激励着后世儒家“弘道”“践道”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同时,《洪范》所论“九畴”内涵丰富,各有侧重,关系密切,互为呼应,且诸畴因“皇极”之“建用”而汇聚、贯通为一体。借助“九畴”之说,《洪范》构建了一个寓意丰富、体系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展现了先民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深刻的治世理念。而在关于王道理想的构建中,《洪范》对于君道的阐释与发挥尤为令人深思:君极之立与否,实际上构成了其能否召唤、凝聚天下人心以及王道能否得立的关键性因素。

论沈瑜庆的《涛园集》

沈瑜庆,近代诗人、政治家,主要诗歌结集为《涛园集》。本文认为,对沈瑜庆在近代诗坛的地位应有新认识。

论萧统对陶渊明的全面开发

陶渊明及其诗文,在他生活的时代和去世后的100年间并不被重视,直到南朝梁代遇到了隔世知音——昭明太子萧统。萧统对陶渊明及其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评价,不仅把他的诗收入我国第一部文学作品总集《文选》,还为其编集、作序、作传。这些对之后的近1600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萧统对陶渊明的全面开发,功不可没。

“道通为一”新论——重释庄子《齐物论》

"道通为一"是庄子《齐物论》里面的核心概念,"通为一"之"一"在《齐物论》里具体为表示自然性的一样之"一"与表示整体性的一体之"一"。"通"始终要回到人的层面,人只有摆脱肉体之我的困缚和经验之我的先见,在"通"于道即达道的意义上,虚以待物才可以包容万物又能葆有人之主体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吾丧我",如此才能达到显现物性清明圆满和人之本真存在的审美境界。另外,道通为一、复通为一、知通为一作为"通为一"的三个不同层面和视角形成一个紧密的回环,且"道"、"通"、"一"各有其独立的特殊义涵。

论李焘对《王安石日录》的取舍

以往学界多认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采录《王安石日录》入正文，是不因人废言的良史作派，但这只是注意了李焘用《日录》订正史实的一面，而在具体到事关新法是非以及针贬变法方面的深刻用意却很少泣意。实际上李焘是用王安石自己的记录来否定变法。

“莲池学派”及其文艺思想研究述论

清代同治、光绪以来,晚期桐城派的领袖人物曾国藩主政直隶,将桐城之学带到朴茂的燕赵大地,开启了学术新风。"曾门学士"张裕钊、吴汝纶相继主讲直隶莲池书院,造就河北多士,形成了绵亘百年、历经五代的"莲池学派"。"莲池学派"诸子以经济、学术之才,专精古文,旁及诗歌、书法、绘画、音乐、印学等多个艺术领域,形成了核心突出、层次丰富的文艺思想,是研究晚清、民国文艺思想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群体和流派。

以《道德经》的英译论民族语言、文化翻译之重要性

将一国特别具有其文化特色的古籍进行翻译是一件相当难的事。译者不仅需要精通现代汉语还要能驾驭古代汉语。《道德经》中古汉语通假字的误译与虚词、虚指造成的误译体现了民族语言、文化在翻译中的重要性。

浅论“道”、“政”之间的传统史家权力——以刘知几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为中心 ,探讨了传统史家权力意识的历史和文化根源 ,着重分析了史权与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主义势力间矛盾冲突的原因和表现 ,同时也对这种史权意识在刘知几身上的特殊表现作了一定的探析。

明万历焦竑刻本《陶靖节先生集八卷》考释

二十世纪以来,学者们整理研究陶集时,往往把焦竑本视作宋刻陶集的一种,强调其校勘价值。仔细阅读焦竑本,并以之与现存宋本陶集对比,笔者认为,它应当是以明万历间李公焕本系统中的某种陶集为底本,并参校当时社会流传的其它陶集版本,以意删并,重自编订后的面貌。焦竑故意托言"友人以宋刻见遗""昭明旧本",以炫人耳目,自高其书,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明末士人"务为诞伪"的时代社会风气。事实上焦竑刻陶集所据的底本,只是众多明代刻本的一种,它保存的宋痒本佚文,可能出于窜改,目的是为了给那些他不赞成的"一作某"的异文,提供直接的版本依据。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焦竑本的校勘价值,不宜太过强调,甚至需要重新评估。

试论陶渊明在南北朝时期的诗名

从刘勰、钟嵘、萧统这三位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对陶渊明及其诗的态度入手,探讨陶渊明在南北朝时期的诗名。认为陶诗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引起了自上而下的普遍关注,只是囿于复杂的社会原因,使其诗名有所遮蔽。

《文选》所收陶作的文献来源及相关问题

《文选》所收陶作,主要源自梁时盛行的六卷并序目本陶集,而非据史传和梁前诗歌总集二次摘录。从《文选》仅录数篇"风华清靡"之作,到《陶集序》"文章不群,词彩精拔"的全方位推崇,萧统对陶渊明诗文的接受,经历了一个发展转变的过程,并与他晚年的境遇密切相关"。腊鹅事件"后,萧统一直处于"惭慨"的心绪之中,加上梁武帝的猜忌,内心苦闷不安,《陶集序》中充满遁世隐居、避祸全身的忧患意识亦缘于此。萧统编陶集在《文选》成书之后,后者对陶集的编纂体例产生过直接影响。

《周易参同契》的“道”“气”思想

《周易参同契》是中国古代人体科学的瑰宝,奠定了道教丹术理论的基础。而此理论建构的形上依据却是《周易参同契》的"道"、"气"思想。只有深识《周易参同契》以"道"为本体,以"气"为化生之源的宇宙生成论,才能解道教丹术理论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