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策反邱菽园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可以知道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二十七年邱菽园与康有为决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主要原因)是张之洞的策反。张之洞通过清朝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新加坡领事罗忠尧、两广总督陶模对邱菽园进行了劝说的工作。在张之洞通缉与劝说的两手交并使用下,邱菽园选择了纳金免灾的办法,公开登报与康有为决裂。

从“五行”学说到邹衍“五德终始”理论的中间环节

从"五行"学说到"五德终始"理论,之间扮演着重要中间角色的不是战国时期的思孟学派,应该是春秋末年的史墨和大哲学家老子。史墨将五行相胜学说与中国传统开放的王权更迭理论进行嫁接,为邹衍"五德终始"理论提供了重要启示;"五德终始说"之"德"既有对"五行"含义,即物质的本性、天性之含义的继承,又生发出君主后天修养之道德新义,这是吸收了老子《道德经》思想营养之后的结果。

王韬“事夷”对西学翻译的影响

十九世纪,中国进步文人经受中西文化冲突时心理与行为上的调整和改变推动了西学翻译的进程,王韬"事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社会落魄文人的矛盾与无奈。了解到西方文明的发达水平,王韬等当时颇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传统观念,摒弃陈规旧矩以吸收新养分,掀起了西学东渐、英书汉译的热潮,在中国翻译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莫友芝和陶诗浅论

莫友芝作为晚清宋诗派代表诗人,其诗歌取法不一,除中唐、宋诸大家外,还有陶渊明。莫友芝赏识陶渊明的性情、怀抱、才识,写作和陶诗是学陶表现之一。其和陶诗形式多样,充分体现了他学陶而不为陶所拘囿,更多的是注重自我情怀的抒发。

托尔斯泰与中国文化

本文论述了俄国文坛泰斗托尔斯泰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翻译和研究孔子、墨子、老子和中国的佛经，与中国文化怪杰辜鸿铭的交往以及托翁的教育思想、勿以暴力抗慈、道德上自我完善和博爱等思想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

中医药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概况

从病因病机、辨证分型、名医经验、各家经验、成药运用、针灸治疗等方面综述中医药治疗心力衰竭概况。中医药治疗心衰取得一定进展,疗效确切,缺乏统一评价量表,无法进行疗效量定,多数观察研究是基于使用西药前提下,难以观察单独疗效。

“以象为教”与“道体”的时间性:论章学诚的诗教思想

章学诚认为，儒家之“道”的理想呈现状态是随时机而发的、偶在性的，绝不能囿于、停滞于对“六经”训诂性的知识考辨，又不能止步于宋明以来局于纯粹意识领域的心性之学，而要在实际践行中活生生地涌现出来，且奠基于亲子之爱之上的儒家之礼的最佳承载方式之一就是“以象为教”及“以诗为教”，只是章学诚并没有对“易之象”与“诗之象”之间的本质性区分进行辨析。本文认为，章学诚不仅提出了“以象为教”的直接渊源在于“六经皆史”，而且还从审美时间意识何以更好达成的角度，深入探究了诗教在口耳相传这一传播方式中的优长之处。

体道而通,通物为美——王弼“举本统末”思想的美学影响

“举本统末”是正始玄学家王弼无本论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颇具美学色彩。“以无为本、崇本息末”与“以无为用、崇本举末”,共同指向一个止息喧嚣、因顺自然的“大道之境”。“通”是“大道之境”的基本特征,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范畴与意义范畴,有“物”“我”自通与“物”“我”交通两方面的内涵。体道而“通”、“通”物为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魏晋士人的人生实践和文艺活动。

大道之境的发现与理论建构——王弼“无本论”思想的美学内涵

魏晋玄学在儒道会通的背景下兴起,“以无为本”逐渐成为时代共识。王弼从道的运动入手,将“无”视为“道”之“隐”,将“有”视为“道”之“显”在于世,推进了对“无”的认识,建立起“以无为本”“崇本息末”,“以无为用”“崇本举末”的完整思想体系。王弼这一“举本统末”的思想体系,是整个魏晋玄学的理论最强音,不仅是为了探求对本体之“道”的观照,更是为了关注“道”之在世,关注处身其中的现实人生,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陶模治新析论

陶模作为晚清西北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一位封疆大员,治理西北边疆达二十余年,他在新疆推行的一系列善后及防务举措,不仅为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推动了新疆的近代化进程。

西晋石经《尚书》皋陶谟、益稷残石拓本

考证表明,新发现的大篆(古文)、小篆、隶书八分呈"品"字形排列的三体石经残石拓本,属西晋石经《尚书》,此拓四纸为《尚书》中的《皋陶谟》、《益稷》篇残存字迹。新拓本丰富了洛阳太学石经碑刻遗存,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史研究增添了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