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答周钧韬先生

本来,认为袁中郎的《董思白》一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是所有袁中郎研究者的共识,也并非是韩南、魏子云两先生的独创。只要承认这一系年,那《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就在这一年,无可争辩。周先生为了挑战这一说法,特别挑出了韩南、魏子云两位先生的大名,无非是为了表示“自觉追求”“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是他从事研究的“信条”。但妙的是,他用以否定“万历二十四年”的立论根据,恰恰是用了韩、魏的所谓“共游”说,而这个“共游”说又恰恰是被他硬按给韩、魏头上的,无非是借用这两“权威”来为自己壮色。这就在同一个问题上,他处在既要挑战两权威,又要借重两权威的矛盾境地。在论述中,不但虚造了韩南说过“共游洞庭山”的话,而且又误读或曲解了一系列的文章。其关键是,陶石篑两次来苏州,明说万历二十三年的那次没有游洞庭,二十四年他带了一批亲朋好友游洞庭。袁中郎的诗文谈及二十四年陶游洞庭时,都表明自己在病中,未曾陪同。袁中郎另有一篇《西洞庭》写的是后来他一人游洞庭。所以,陶与袁从未“共游”过洞庭。周先生既没有读懂《董思白》,又误读了《西洞庭》,在虚构的韩、魏“共游”说的引导下,就咬定陶、袁“共游”过;既然他们“共游”过,那不是二十四年,就一定是二十三年了。于是“第一信息”就来自万历二十三年了。从中可见,做学问不能从打倒权威出发,而是要从求真求实出发。用材料说话,还要读懂材料,要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写这篇文章,特与周先生共勉。

《史记》疑难词句争讼疏证三则

《史记》中存在三处争讼颇多的疑难词句问题。即《鲁仲连邹阳列传》“富比乎陶、卫”中“陶、卫”指代的是魏冉和商鞅,非前人认为的他人;《平准书》“初大农筦盐铁官布多”一句的释读和“官布”的释义,“官布”指“官钱”,而非主谓结构“官员分布”;《魏其武安侯列传》“君何不自喜”的解读,“喜”应解释为“满足、满意”,因此该句的释义应为“您有什么不满意”。

“临流”的诗学——以陶渊明、韦应物与苏轼为中心

中国文学史上的“临流”书写导源于许由、孔子和《楚辞》,而以王羲之“曲水流觞”与陶渊明“临清流而赋诗”最为著名,在唐代则以韦应物最为突出,现存韦集中就有二十余处提及“临流”。而作为宋代最为杰出的文人,苏轼的“临流”体验则继承了陶、韦的诗学资源,展示出了“临流”的存在深度。本文以陶、韦、苏三家作品为中心,集中探讨了中国文学“临流”书写的诗意表达,认为陶渊明临流赋诗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开启了中国文人对流水的诗意体验,至韦应物则集大成,苏轼则进一步巩固了“临流”的诗学意义,使后世的“临流”书写日益典故化和趋于稳定。此外,中国文学的“临流”书写也在绘画领域有着广泛影响。

《淮南子》哲学思想及其精髓之“道”与“道法自然”

“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抑或学科称谓,是引自西方的舶来品,但哲学思想及观念在中国则是源远流长,以阐述世界观及方法论见长的诸子思想均属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其中道家思想最能体现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和哲学理念。作为集道家思想之大成的《淮南子》,以老庄思想为根基,采撷儒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精华,是“非循一迹之路”而守正创新。《淮南子》从“道”出发,以“无为”为主旨,将天道之无为演绎成人道之无为,以求人道符合天道,创新性地诠释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精要。《淮南子》倡导“无为”是为了践行“无不为”,倡导“天道”是为了宣扬“人道”,将出世与入世统一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对道家乃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中华民族崛起及复兴都有着重要启示。

论朱熹的道德批评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以朱熹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的评价为例

道德批评是朱熹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其中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两组著名作家的评判最为典型。他以“忠节”观念作为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首要准绳,一揄扬一贬斥,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这两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各自的历史地位。朱熹的道德批评既有社会政治的影响,与其作为道学家的身份相关,也是他“道在文先”的观念在其文学批评中的显性反映。朱熹的道德批评至今仍有影响,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儒学仁本论下涩泽荣一东亚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观再反思

“仁”的思想一直以来都被认作是儒学的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在儒家文化辐射圈内的日本亦是受此影响。涩泽荣一运用儒家仁本思想成功助力了日本社会在近代实现转型。日本的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似乎是对西方技术及思想的全盘吸收,不过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身上却并未产生一致的论调,诞生了以涩泽荣一为代表的“士魂商才”思想。资本主义思潮与儒家仁义价值体系的碰撞在日本产生了奇妙的结合。儒学中“仁”内在于人性,是人所应该追求的道德理性。而“仁义正道”同“货殖富贵”则是相生与共的关系。涩泽荣一对此作出了重新解读,他破除封建礼教与拜金主义的双重迷信,重拾孔子思想的精粹,并用实践证明儒家之道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结合,天道不变与变法维新是事物发展的一体两面。因此从儒学仁本论视角对涩泽荣一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观进行新的反思具有重要意义。

“慕谢始精文”——也论韦应物的诗歌渊源与风格

韦应物不仅“慕陶”,也具有“慕谢”情结。韦应物对谢灵运诗歌艺术的汲取贯穿了其创作过程,韦、谢在家世背景、仕宦经历及佛道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成为了韦应物在诗歌创作上学习大谢的重要基础;韦应物对陶渊明的师法有迹可循,但“效陶”并非韦应物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韦应物并非陶渊明人格的继承者;陶、谢诗歌本就具有一致性,均以崇尚自然为精神旨趣,这是后世对韦应物“效陶”“效谢”难以分辨的主要原因。韦应物在兼采陶、谢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较强的个体意识,形成了“至淡而至浓”“至浅却至难”的诗歌风貌,因而能区别于大历诸子而自成一家,在中唐文坛独树一帜。

现象、本质、价值--论《老子》之“常”的三重进境

“常”作为独立的哲学范畴,是理解《老子》“道”论的重要维度之一。“常”在时间上表现了“道”的恒久性,在空间上表现了“道”的稳定性。理解“常”需经过三重进境。首先,要明“常”之现象。“常”在万物的生命历程中表现为“复命”,在万物的生命状态上表现为“知和”。其次,要达“常”之本质。“常”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了“道”循环往复的周行过程,在空间维度上呈现了“道”比于赤子的和谐状态。最后,要显“常”之价值。“常”最终要落实到实践中去,政治化为“无为”之道与“损益”之道,使国家长治久安成为可能。

略论韦应物诗歌的艺术渊源

韦应物与陶渊明并称“陶韦”,学陶是韦诗的基本方面。除此以外,韦应物还很注意学习《古诗十九首》、“大小谢”以及其他汉魏以至晋宋齐梁的诗人,形成了其诗歌“源出于陶”,融汇诸家的艺术风貌,取得了自创新格的成就,颇有自己的特色。

生活与教育——杜威“教育即生活”与陶行知“生活即教育”之比较

教育与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也倍受人们的关注。在历史上 ,杜威曾提出过“教育即生活” ,我国教育家陶行知曾提出“生活即教育” ,二者看似仅是语序作了变化 ,但实际上 ,二者是有区别的。本文比较了两个命题的相同点及不同之处 。

《淮南子》审美理想论

《淮南子》的审美理想是一种汇融万千、宽宏博大、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大浑为一”之美,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大“道”是“大浑为一”之美的理论前提和哲学依据;二、“大浑为一”之美的表现特征为无限丰富性、雄浑壮大的审美形态和大审美观视野;三、“大浑为一”之美体现为真善美和谐统一的“神化”最高境界。《淮南子》的审美理想是汉初时代精神的突出表现,对中国的审美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维诗歌与陶、谢的渊源新探

盛唐之前,主要由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和由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一直是两个各自独立发展的题材类型,只有到了王维,山水和田园才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取得了同样高度的艺术成就。重新探讨王维诗歌与陶、谢的渊源,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第一,王维对陶的关注贯穿其整个艺术生涯,但对陶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复杂多面的,对陶的接受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些都在其田园山水之作中体现出来;第二,王维同时接受陶谢的影响,对陶谢不同的艺术各有汲取,并在某些具体的作品、境界中有所融合。总的来说,王维在艺术上,更接近于陶的自然,而对谢的华贵也有所汲取,但对谢是以扬弃为主的。

道与到位——儒道核心观念的体用关联及其政治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道,乃道家的最基本范畴,本义为道路;而道路是因"到达"而成就,因此"道"的音义为"到"。作为哲学范畴的"道",通常表示事物的本质、本性。合乎大道就是符合"道"的认知和行为,谓之"到位"。"到位"就是合适、正好(不多不少),达到"道"内在而本源的"位",是道之用。在这意义上,不偏不倚之中庸便是"正好"的状态,亦即"到位"的境界。中庸之道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实质上追求的是处世做事如何"到位"。而《周易》的持中思想正是爻的"当位"问题。由此,道家之道与儒家之中庸在此体用会合。道与到位的体用关系在以"正"为原型的政治哲学中,呈现出新颖独到的文化价值。

道家及老子思想研究(上)

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读懂老子的《道德经》一定要说清楚"道""无""自然""无为"等范畴。"道"有多义。"无"虽亦有多义,但主要是哲学义。哲学概念框架下的"无",不但不是"没有""不存在"的意思,而是表示的是"有""多"的意思,从而体现着"无"的无限性和无规定性。"无"是道的存在方式。道是无,道是一,道是体;德是有,德是多,德是用。所以,老子的《道德经》又可称做《无有经》《一多经》《体用经》。而这一有着特殊义旨的"道德"又通过"自然""无为"范畴得到强化。当然,只有在多个层面上去理解"自然"和"无为",才能揭示出它们的丰富内涵及其意义。

陶渊明在唐代的地位及其与王维、孟浩然之关系

陶渊明的地位是在唐代被确立的. 作为田园诗人的开创者,陶渊明对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影响是深刻的,也是明显的. 唐代的山水诗皆以陶渊明为祖,追求清新自然、浑然一体的意境,又各自有自己的特色. 王维有陶渊明的清腴,孟浩然有陶渊明的闲远. 陶渊明之所以在唐代才受到人们重视,一是社会生活日益丰富,思想感情日益充沛;二是由于中国传统诗学观念到了唐代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陶诗与鸟——兼论陶渊明玄学人生观的诗意转换

魏晋士人的诗文中 ,存在大量的鸟意象 ,而尤以陶渊明为甚。鸟意象积淀了深厚的象征意味 ,是自由与和谐的表征。鸟贯穿于渊明前后期诗歌创作 ,是了解渊明思想转换、诗意回归的切入点。研究渊明前后期诗歌中鸟意象的发展 ,有助于把握渊明的玄学人生观 ,同时也有助于领略魏晋玄学思想的走向和流变。

“桃源”镜像的圆融与疏隔——从东篱、辋川到石湖

文学是生活的镜像,生活是文学的物像。"桃源"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镜像,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隐逸生活与文学创作中,对应着不同的现实物像,如陶渊明的"东篱"、王维的"辋川"、范成大的"石湖"等。但由于原初意义上的"桃源"镜像的独特性在于隐逸而不失人间情怀,因此陶渊明的"东篱"、范成大的"石湖"与"桃源"镜像之间呈现出圆融的美学特征;而王维则由于晚年身心枯寂,缺乏完全投入的人间情怀,故"辋川"与"桃源"镜像之间便有所疏隔。

四川近现代历史的记录者——纪念隗瀛涛老师

隗瀛涛教授是学术界公认的有影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在辛亥革命史、四川近代史、重庆城市史等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是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在教育领域,隗教授也建树良多,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中青年学者。本文作者以学生身份,介绍了隗教授的为人风范和学术贡献。

理想主义散文作家群落创作论析

回顾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创作,在史铁生终极的人间关怀、周涛不泯的英雄梦想、张承志极端的刺客精神,以及张炜与刘亮程的“故地”情结中,一个颇具阵势的理想主义散文作家群落形成了。因创作主体强烈的鼓呼意识,他们的散文不适合仅作为纯文学文本来赏析,而更适合被置于当下文化语境中去解读,并在这种语境中尤见可贵。

精湛的陶诗研究——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的学术价值再论

王叔岷的陶诗笺证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一是结合陶诗字句,以陶证陶;其二是重视以魏晋用语证陶诗,同时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注解陶诗,给人启迪且揭示了陶诗的影响;其三是在解释难词、多义词时,抉择精明,能达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