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论析

将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置于"学术视野"中考察,并非意味着可以轻视或绕开论战中无处不在的政治元素。社会史论战与唯物史观史学的建立有着密切关系,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品质特征,也带给马克思主义史学以理论思考和宏大叙事的基本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真正形成规模并产生广泛影响,应当是延安和重庆两地唯物史观史学得以迅速发展的抗战时期,但是不能忽视社会史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的开创性意义。

《食货》半月刊在经济史学理论领域的学术贡献

陶希圣于1934年12月创办的《食货》半月刊,以会通史料和理论为办刊宗旨,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该刊组织众多学者对经济史学理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广泛探讨,取得了初步成绩,产生了较深远的学术影响,给予我们诸多启示。《食货》半月刊撰稿人系统地译介国外学者的经济史学理论著述,为中国经济史学提供了某些可资借鉴的处于国际学术前沿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致力于史料学研究,并在经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过程中提出方法论,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学派;倡导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指导经济史研究,其所主张的综合的贯通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代表了经济史学科发展的新趋向。

“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具有自己的特色,具体表现如下:"接近唯物史观,却不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观;从探寻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到"新经学"的研究旨趣;重视史料但不忽视理论的治史主张;倡导分工合作的治史路径等。他们的史学思想对推动社会史论战之后学风的转变起了一定作用,在四十年代中后期也一度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抗战爆发以后,食货派未能从史学发展中去理解和把握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没有对唯物史观认真总结,致使其史学思想黯然失色。

食货派的崛起原因探析

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食货派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迅速崛起并非偶然。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特定的学术环境为食货派崛起提供了历史的机缘。从学派外部看,世界的学术大背景和国内的学术条件适宜食货派的发展;从学派内部看,以师长为奠基人和以高质量弟子为核心的研究团体容易迅速形成强大的内聚力。食货派崛起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一是食货派对社会史论战的独特思考;二是受中外史学交流的影响;三是北平良好的学术环境的助益;四是陶希圣突出的学术组织才能及学派成员间的强大凝聚力。

由盛转衰:食货派史学研究探析

抗战爆发之后,食货派的学术活动大致经过了中辍、重振及终结的历程。他们虽利用劫余的资料进行研究,但缺少极具影响力的著述。食货派秉持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旨趣,创办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重建食货学会,恢复学术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由于政治立场的原因,食货派的事功精神缺乏革命性,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刊落在自己的学术视野之外,理论构建明显薄弱,逐渐丧失了个性和生气,其史学思想、治史方法因之顿然减色,史学成就也大不如前。

法学与史学之间:20世纪上半期中国法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向——以陶希圣学术研究为个案的探讨

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兴起。受此影响,20世纪上半期,一些学者开始注重以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法律问题,并由此成就自己的学术事业与声名。其中有两类学者特别值得注意,一为非法科出身,以社科方法研究中国法律问题,而在法学领域里取得重要成就,其典型代表为瞿同祖;一为法科出身,以社科方法研究中国法律问题,却旁逸斜出,在别的领域异军突起,开创新的学术天地,其典型代表为陶希圣。前者已为法学界所熟知,后者则未足以为法学界所留意。本文深入探讨陶希圣以社科方法研究法律的缘起、发展及转向,从一个侧面揭示20世纪上半期中国法学发展的状况与学理基础,及其与其它学科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方面的共通与相互借鉴之处。

通过个人和家族的遭遇展现民族的历史——读沈宁《唢呐烟尘》有感

《唢呐烟尘》这本书．以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甚至有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陶希圣和陶氏家族。通过这一人物和这一家族的故事，揭开了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展现了民国50年的铁幕风云。通过个人的、家族的真实经历，展现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本书最大的成功之处。

被压迫的知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话语景观

考察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话语呈现,是全面深入开展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的重要维度。论文以陶希圣为例,分析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国家、阶级与启蒙等场域的互动与交融。在这场民族救亡中,知识分子的专业训练和知识素养显然已褪去了人文主义的核心理念,而走向注重外在形式的显现。知识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形态,包裹着权力和意识形态,成为被压抑的知识,异化为工具理性的知识。知识分子游离于权力,被权力挤压和形塑,造成身份的认同危机。因此,重提知识分子"专业主义",对平衡社会发展十分必要。

试论食货派的史学地位

陶希圣创立的食货派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应有重要地位。本文指出食货派的史学地位体现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提升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揭橥"搜集史料"的旗帜,为时代酿造了搜集中国社会经济史料的激情;重视史料但绝不忽视理论的治史思想于史学转向的意义;开辟了诸多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新领域;开启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合作之风;提出了某些积极的治史主张。食货派不仅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创建提供了诸多研究成果,还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也奠定了食货派在中国史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

浅析食货派的史学影响

食货派的学术研究,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及海外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食货派在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食货派的"魏晋封建说"成为中国社会史分期中极具影响力的一种学说。他们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学术观点化为了现代学术的一部分,被学者频频引用。《食货》半月刊与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是台湾《食货》月刊复刊的渊源。从食货派绵远的学脉谱系中,食货派学人何兹全和沈任远的学术成就也成为了一道淡雅的风景。食货派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正统之外的典范:民国学者陶希圣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运用

民国学者陶希圣一度被视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的代表,但与20世纪20年代以后多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宗奉苏式理论不同,陶希圣对当时流行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一视同仁、兼容并包,主要通过考茨基、奥本海末尔、波格达诺夫等人的作品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更能吸取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批评与修正之论。陶希圣主要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对其具体结论持审慎态度。由于陶希圣反对公式化的社会形态理论,拒绝将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有意与中共的历史观点保持距离,以致长期被排斥在唯物史观阵营之外。陶希圣早年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运用,透露出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内部分歧、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潮的纠葛、马克思主义的党外传播等信息。

试析《中国之命运》的思想逻辑

《中国之命运》需要解决的是蒋介石与中国国族命运如何有机融为一体的问题。根据这个目标出发,《中国之命运》在否定五四的基础上,也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之命运》进一步强化了国族文化和民族认同意识,并将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视为中国族群文化的唯一合法代表。在这种论证模式下,《中国之命运》完成了政权合法性与文化认同观的合二为一。而所谓的"建国方略",也是这种逻辑的自然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