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 Wordsworth and Tao Yuanming——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ir poetry

As pastoral poets, William Wordsworth and Tao Yuanming had a lo t in common both in the style of their works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life. T 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works.

道不空寻:论陶渊明诗歌的议论特色

宋人频频批评“议论为诗”,然而对于诗中议论颇多的陶渊明却都极为推崇,这与陶诗议论的特色有关系。其一,陶诗论不虚发而语带情韵,故而不空不隔,自然而然,有兴观群怨的力量。其二,陶诗在议论中使用虚词和散文式的句式和结构,使得议论亲切有味,句法天成而语意透彻。其三,陶渊明将意象创作和戏剧元素融入议论之中,使得议论具有画面感和可读性。其四,陶诗中的议论从赋体中借鉴了多层次性、两难性的结构特征,具备了驱动读者思考的特质。然而,这些特色有一个共同的根基,那就是本于性情。本于性情,才可能于读者有兴、观、群、怨之力量。

论“集陶诗”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作为集句诗的一种类型,集陶诗产生于宋代,在明代得到较大发展。此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集陶的诗人和集陶诗的专集,而律陶诗也在晚明产生。对于集陶诗的文学艺术价值,许多诗评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考察后世文人学者的集陶,其原因大致有三:崇陶与效陶,借陶以寓志,集陶以进技。集陶诗作为我国诗歌史和文学史上一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丰富了诗人的创作,促进了后世诗人对古代诗歌典型的摹学,扩大了陶诗的传播与影响。

陶渊明诗文中的远行书写

陶渊明有着真实的远行经历,这方面经历大多出现于他正式归隐前,关乎其仕隐方面的心路历程。陶渊明在归隐前后都存在着精神上的远行,有时其诗文在描绘去近处时,亦会融入远行的概念,有时他又会想象自己去了某地。归隐后,渊明的精神远行既跳脱了仕宦范围,又超越了家的范畴。他已回归江州家中,但他在精神上还要“继续寻找他的家”,而这种寻找也意味着一种回归。

立体的懂:杜甫《江村》细读

根据文献校勘的基本原则,结合近体诗声律以及杜诗早期流传的情况来看,《杜诗详注》和萧涤非《杜甫诗选注》对《江村》第七句的校改均不可取。“事事幽”三字是题旨也是总括,“幽”字是韵脚也是诗眼,“深重的感叹”之类的解释刻意求深,并不妥当。《江村》因其日常化书写、散文化句式、理性精神的滋长诸特征,被目为“开宋”之作,但这只能算作后世的追认,尊重历史的表述应是“学陶”;而尝试用近体七律来表现陶诗《和郭主簿》一类之题材风格,才是杜甫开拓诗世界的不懈努力。遵循立体化的阐释策略,可以披文入情,和作者意图郢质相逢,进而窥知《江村》阐释空间的堂庑之大,嵩华之高。

家国之慨前后同归:清代台湾文人陈肇兴的杜诗接受

清代台湾文人陈肇兴的杜诗接受是杜甫诗歌在中国台湾传播的重要标志,他模仿杜甫前后出塞体诗、集杜诗及次韵《北征》诗,继承了杜甫以诗纪史的传统,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思想情感。陈肇兴杜诗接受是清代杜诗学盛行的主要表征之一,是清代中期以来杜诗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纳入清代杜诗接受史乃至于清代文学史予以考察。

陶渊明田园诗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陶渊明的田园诗在隋唐之际传播到了日本,在日本的奈良、平安、五山等时期就影响着日本文学的意象追摹、思想意蕴以及相关的诗话诗学的兴起等方面。陶渊明田园诗影响了日本作家独特风格的形成及文坛的整体写作倾向,从而为日本以汉诗创作为代表的文学类型的发展奠定基础,为日本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日本的农耕文化背景、汉文化热以及陶渊明作品的独特价值都是陶渊明田园诗得以在日本传播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以诗为文”观念演变论略--以《东坡志林》《陶庵梦忆》为例

“以诗为文”,即以散文文体为基础,化用吸收诗体特征成文。早期散文文体内部包含诗的因素,经由文体理论现世,散文逐步发展成熟,“以诗为文”的观念由模糊未分到清晰确立,散文的诗化倾向愈发明显,审美风格发生偏移。该观念凝聚于宋代,并在宋代完成长期新变定型,《东坡志林》的文本样态及审美风格显示了“以诗为文”这种文体渗透观念的跳跃发展。至晚明小品,诗文跨界融通的创作观念达到成熟阶段,张岱《陶庵梦忆》集小品之大成,化诗歌句式节奏之外在、情志之内涵、意境之神韵入文,笔调自然圆熟,冲淡太和。

苏轼“和陶诗”的情志美学

和陶诗蕴含着苏轼的独特审美情趣和人生哲理,是其思想与美学意识的完美结合,集中体现了苏轼的美学情志——贬谪美学、逆境美学、自然美学和生活美学。贬谪美学是苏轼以自身遭贬的经历,书写坦然面对挫折的豁达心态;逆境美学昭显人生虽有跌宕起伏,却始终有怀揽风月的豪情壮志;自然美学关注山水风光,寄心灵于田园躬耕,关怀百姓之趣事;生活美学将诗意与酒食日常交融,抒发对生活的热爱。苏轼的“和陶诗”既有返璞归真、旷达洒脱的纯然意趣,又有经世致用,怀国爱民的文人志向,集中体现苏轼独特的审美情志。

范成大田园诗发覆——与陶渊明对比兼及清淡诗风的体认

范成大以田园诗闻名且深受陶渊明影响,然被清淡诗派拒之门外。通过这一矛盾的文学现象可以进一步体认清淡诗风的包容性与封闭性。以范成大田园诗为主要研究对象,范成大、陶渊明比较为研究路径,突出清淡与风雅的结合。范成大在书写重点上,注重地域性特征;在书写姿态上,形如旁观者记录风俗;在书写心态上,动态调整仕隐矛盾。以上三者,加之田园诗与描绘农村现实的诗曾被视为二途,范成大并未被视作清淡诗派成员,而被拒绝的原因恰好成为其创新之处。

陶诗所见《周易》的运用

陶渊明对《周易》的运用,除了《周易》思想以及卦名、卦爻辞、《易传》外,对《周易》卦意以及“卦表象意”“象表卦意”的思维方式也有一定的运用。从诗学角度分析这些运用,可看出陶渊明不仅深受时代哲学“得意忘象”的影响,亦受传统诗学理论“诗言志”发展的沾溉。同时陶渊明《停云》诗中可能还存在对象数易的运用,结合陶渊明对《周易》的其他运用来看,在总体上体现了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广收博取,集时代之大成。

陶渊明诗歌的语言风格研究

陶渊明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伟大的田园诗人之一,其诗歌语言与当时华丽语言风格有极大不同。对陶渊明诗歌语言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能深刻感受到他诗歌平淡自然、质朴生动的特点。该文从陶渊明诗歌的语言特点入手,结合陶渊明的田园诗、饮酒诗和咏怀诗详细阐述了他诗歌的语言魅力,分析了他诗歌语言风格形成的内部与外部原因,详尽探讨了陶渊明诗歌语言的诗学意蕴及对后世诗歌多元化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旨在帮助更多读者深入理解和掌握陶渊明诗歌语言透露出来的诗学魅力,以及其作品呈现出的自然与生命相呼应的审美态度,让他的诗歌源远流长。

陶亮生诗词文化校园传播初探

诗词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经典文化赓续传承的主体之一。目前,大学校园诗词文化面临世俗化、边缘化、单一化等多重困境。在历史的长河中,陶亮生诗词文化凭借其凝练的语言、浓郁的情感和强烈的感染力,能够较好地激发大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陶冶其爱国情操,促进具有地域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在融媒体时代发展背景下,通过挖掘陶亮生诗词文化校园传播的价值,从把握陶亮生诗词文化的内涵体系、与教育和传媒融合发展、校园文化传承、跨界传播、跨文化传播等6个方面创新陶亮生诗词文化融入校园文化传播的路径,并以此为契机增加校园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文明自觉。

Eco-critical Considerations of Tao Yan-ming's and Words worth's Natural Poems

his paper is going to apply Christopher Mans' point of view in his essay "Nature and Silence" to the analysis of Tao Yuan-ming's and Wordsworth's poems from eco-critical angle. The analysis is supposed to prove that their natural poems are full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

五山文学中陶渊明的忠臣形象及其探源

日本五山文学中将陶渊明塑造为忠臣的汉诗是从室町前期开始出现的,以江西龙派为首的建仁寺友社起到关键性的引领作用。五山文学中仰慕诸葛亮、不事二朝的陶渊明形象受到黄庭坚,以及中国南宋诗论和其他宋金元诗歌的影响。五山咏菊诗中充满愤宋情绪的陶渊明形象受到刘因与僧一初的影响。陶渊明的忠臣形象常与其隐士形象在五山汉诗中交织呈现,凸显了陶渊明儒家隐逸的特点。

朱熹慕陶析论

朱熹是崇慕陶渊明的典型。陶渊明淡泊名利,超然于名利之上,同时又有浓厚的儒学修养,恪守儒家人伦道德,经历困厄而坚贞不屈,这受到了朱熹极力赏识。基于特殊的诗学观和审美倾向,朱熹崇尚以自然诗风为尚的陶诗,并提出了将陶诗作为“诗之根本准则”的主张,他在任上寻访陶渊明遗迹,并作咏陶诗歌咏之。出于对陶诗的热爱,朱熹在诗歌创作中模仿陶诗,表现出陶诗影响下的自然之风,且屡次化用陶诗,这在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朱熹对陶渊明的推崇既有传承又有突破,在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慕谢始精文”——也论韦应物的诗歌渊源与风格

韦应物不仅“慕陶”,也具有“慕谢”情结。韦应物对谢灵运诗歌艺术的汲取贯穿了其创作过程,韦、谢在家世背景、仕宦经历及佛道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成为了韦应物在诗歌创作上学习大谢的重要基础;韦应物对陶渊明的师法有迹可循,但“效陶”并非韦应物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韦应物并非陶渊明人格的继承者;陶、谢诗歌本就具有一致性,均以崇尚自然为精神旨趣,这是后世对韦应物“效陶”“效谢”难以分辨的主要原因。韦应物在兼采陶、谢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较强的个体意识,形成了“至淡而至浓”“至浅却至难”的诗歌风貌,因而能区别于大历诸子而自成一家,在中唐文坛独树一帜。

论朝鲜时代女性汉文学对陶渊明诗文的接受

朝鲜王朝中期以后,文坛出现了大量咏陶、和陶作品,值得关注的是其中鲜为人知的女性汉文学创作。朝鲜时代女诗人不仅在诗作中频频化用了陶诗意象,还通过追和陶诗的方式来表明对一种文化品质与精神力量的归属与认同;她们更执念于寻找仙界、人间的“武陵桃源”来获得心灵慰藉与情感寄托。在这一接受过程中,女诗人们并非仅停留在表层的追拟与效慕,而是更多地呈现了独具个性化及民族化特色的改写与再创造,使陶诗及其作品精神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量。对这一现象及问题的考察与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确立女性汉文学创作在中韩文学交流史上的贡献与作用,且对全面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在东亚汉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尤具意义。

论陶行知“类格律诗”的创作

陶行知是中国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高产的诗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传统诗词向现代诗歌转型发展期间,陶行知创作了许多不仅借用了传统诗词的形式,又在平仄、用韵等方面不完全符合传统诗词格律的新诗,著者将此类介于传统诗词与现代自由体白话诗之间的新诗,统称为“类格律诗”。文章探讨了陶行知“类格律诗”创作的历史情境,及其在诗歌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