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 Wordsworth and Tao Yuanming——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ir poetry

As pastoral poets, William Wordsworth and Tao Yuanming had a lo t in common both in the style of their works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life. T 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works.

黄庭坚对陶渊明的阐释与接受——从唐宋陶诗接受的整体出发

陶渊明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对后来文学史产生巨大影响,其思想与儒及释道相涉,而又构成一种独立影响历史。陶诗在唐代尚属局部的经典,至宋代则上升为全面的经典,苏轼、黄庭坚在这一接受史过程中是起决定作用的。苏轼运用辩证的艺术思想来论陶,突破了仅以平淡论陶的传统阐释方式,黄庭坚也从自然与法度的辩证结合来认识陶诗的高度。苏黄的观点为南宋以后诸家广泛接受,开启了陶诗接受新的历史。黄庭坚对陶渊明独立的个性、忠义的行为有较强的呼应,其对陶渊明的阐释,往往与庄、禅结合。黄庭坚突破模拟式的学陶法,以一种学而不为、自成一家的再创造的学古方法来学陶。

道不空寻:论陶渊明诗歌的议论特色

宋人频频批评“议论为诗”,然而对于诗中议论颇多的陶渊明却都极为推崇,这与陶诗议论的特色有关系。其一,陶诗论不虚发而语带情韵,故而不空不隔,自然而然,有兴观群怨的力量。其二,陶诗在议论中使用虚词和散文式的句式和结构,使得议论亲切有味,句法天成而语意透彻。其三,陶渊明将意象创作和戏剧元素融入议论之中,使得议论具有画面感和可读性。其四,陶诗中的议论从赋体中借鉴了多层次性、两难性的结构特征,具备了驱动读者思考的特质。然而,这些特色有一个共同的根基,那就是本于性情。本于性情,才可能于读者有兴、观、群、怨之力量。

陶渊明在苏州园林的“逍遥游”

回归田园后的陶渊明,其人生达到了“逍遥游”的精神境界。其涉园悟道,脱然畦封;其诗书自适,望古遥集;其寄意云山,委运大钧。幸运的是,在苏州园林中,随处可以感悟到陶渊明的生存智慧。若潜心游览苏州园林,便可以与陶渊明一起作一番逍遥游。

陶渊明作品证伪之辨

现存陶渊明作品中,《五孝传》《四八目》《归园田居·其六》《问来使》《四时诗》《桃花源诗》《读史述九章》《扇上画赞》这八篇为存疑之作。现存的宋代四种陶集对存疑诸作有不同的质疑,宋代以来的学者对陶公存疑之作亦不断地挖掘证据,旁搜远绍,以证其伪,以致学界争辩至今不息,现行主要点校本陶集对存疑之作亦各有取舍,辑录不一。陶公作品的证伪是陶渊明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有必要理清这一学术的脉络并辨析诸家论证之得失。

与“自然”相拥的诗意栖居

鲁枢元认为人类的“元问题”是人与自然,陶渊明是“自然”的化身,因现代环境下自然的破败而成了飘忽的幽灵。没有自然,也就没有陶渊明,自然是道家的最高境界,也是陶渊明心中自然人生存的最高境界,故人生也自然,死也自然。文学史应立足于自己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求普世化认同,在多元化中自立,自觉以“自然”入文学史。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文体性质论

《五柳先生传》历来被视作反映陶渊明个人生活与思想的代表作,具有“实录”性质。然而,传主信息的模糊性、行为的传奇性却表明此文并非陶渊明个人生活的如实记录。实际上,汉代以来兴起的史书“杂传”为其提供了基本的文体要素,此文人物的类型化、内容的虚构性、精神的娱乐性与思想的寄托性表明其并非典型的“杂传”,而是在“杂传”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具有鲜明的小说因素或小说性质—兼具典型性、叙事性、虚构性和寄托性—是作为现代文体意义上的单篇小说唐传奇的“前身”。陶渊明并非生活在社会主流之外,《五柳先生传》显示了陶渊明复杂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强大的文化创新能力及杰出的文学创造力,反映出其与社会主流文化的深刻互动。

陶渊明影响下的园林造景范式探析

明清时期陶渊明影响下的园林景观繁多,为揭示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渊源、发展脉络和造景方法而开展研究。文章通过梳理相关园林文献及其园林景观布局,发现陶渊明是贯穿中国古代园林景观发展的重要线索。伴随着文人士大夫对其认知的转变,陶渊明影响下的园林造景在唐代及后世多有呈现,并在宋代逐渐发展成为造景范式雏形。研究发现,该造景范式主要采用整体还原、局部再现和元素提取的造景方法,具有武陵桃源模式和田园隐居模式两类景观创作方向,综合原型意象特征、实际造园环境和现实世界需求进行创作。陶渊明影响下的园林造景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为明清及现代景观创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探究该造景范式,对促进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进步具有一定的意义。

陶渊明诗文的“化境”及其生命哲理

陶渊明在诗歌中多次用“化”字来表明心迹,且赋予了“化”字不同的涵义和不同的生命哲理。结合陶渊明的生平和思想去分析“化”字的涵义,表现为:顺应自然、任物自迁的“大化”;人生如梦的“幻化”;变化飞仙的“腾化”;形骸死亡的“形化”。此四类“化境”是陶渊明对人生的四种认识,是其人生道路上悟出的生命哲理。

北宋文人对陶渊明平淡诗风的内在需求

宋诗与唐诗之不同,最明显体现于宋诗之“意”,其“意”是诗人人生哲学和生存方式在艺术世界的转换和生成,是人格之美。北宋文人在对晚唐五代诗歌传统进行重建的过程中,选择了陶诗传统,陶渊明的平淡诗风展现了这一“意”,并满足了北宋文人的内在需求:归属需求、审美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同时,陶渊明平淡诗风哲理化为诗情,满足了北宋文人以理遣情,实现自得闲适、超脱旷达的个体需求。

陶渊明对“身”“形”的关注、思考及诗意表达

陶渊明在诗文中密切关注自己的“身”“形”,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生命历程及身体感受。由少年时期的“壮且厉”到后来年迈时的衰貌,让他产生了焦虑和恐惧。陶渊明还书写各种隐性身体,如被疲倦、饥饿、生病摧残的“身”“形”,以及醉酒状态下放任的“身”“形”等。基于此,陶渊明抽象出一个超越形体的“身”,并提出了“贵身”“养形”的思想,在现实中通过以神养形、不受拘束、参加劳动、知足寡欲等予以实践。他对“身”“形”的诗意表达,主要体现在:以俗为雅,予以审美观照;自我形塑,加强主体性建构;运用隐喻,表达对社会的反抗;借用身体,进行形象化和艺术化的哲理呈现。

论“集陶诗”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作为集句诗的一种类型,集陶诗产生于宋代,在明代得到较大发展。此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集陶的诗人和集陶诗的专集,而律陶诗也在晚明产生。对于集陶诗的文学艺术价值,许多诗评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考察后世文人学者的集陶,其原因大致有三:崇陶与效陶,借陶以寓志,集陶以进技。集陶诗作为我国诗歌史和文学史上一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丰富了诗人的创作,促进了后世诗人对古代诗歌典型的摹学,扩大了陶诗的传播与影响。

陶渊明诗文中的远行书写

陶渊明有着真实的远行经历,这方面经历大多出现于他正式归隐前,关乎其仕隐方面的心路历程。陶渊明在归隐前后都存在着精神上的远行,有时其诗文在描绘去近处时,亦会融入远行的概念,有时他又会想象自己去了某地。归隐后,渊明的精神远行既跳脱了仕宦范围,又超越了家的范畴。他已回归江州家中,但他在精神上还要“继续寻找他的家”,而这种寻找也意味着一种回归。

陶渊明田园情怀的成因评析

岁月的洗礼,历史的沉淀,陶渊明因田园诗愈加璀璨,愈受读者的喜爱和学者的重视。其笔下的田园,是失意文人的精神家园,更是仕途偃蹇者的归宿。其田园情怀为人们经久称道,其田园情怀的成因评析,历来探究者各有说法,难成定论。本文着眼魏晋南北朝的史实,考察其家世,体会其处境,缕析其思想性格,参考历代名流的独到解说,综而述之为个人的天赋、家族的感染、时局的凶险、志虑的忠纯、理性的化归、中肯的评说这六个方面。

“隐身的盟友”--论梁启超、朱光潜释陶渊明的同一性

梁启超和朱光潜都曾对陶渊明有过深入的研究,在释陶时,他们表现出诸多共同点:关注陶渊明的时代、性格和地位;从“情感论”的角度解读陶渊明及其创作;强调陶渊明思想中“儒多于道”,他们的解读为塑造陶渊明立体的形象提供了更为完整的材料支撑。这些共性的出现与他们重视从文学层面解读陶渊明及其创作,以及二人在释陶过程中隐射自我等有关,这提醒后世学者们要注意多角度、多层面地对陶渊明其人其文进行探索。

慕陶情结与张岱文艺观

张岱作为晚明文人,有着颇为深厚的慕陶情结。他不仅创作了《和陶集》,而且受陶渊明文艺思想影响,结合时代精神与个人艺术趣味,展现出更为丰富的文艺观念。在文艺发生上,张岱认为文字应摆脱与外部世界的利害关系,而起于深情;在文艺功能上,特别推重文艺怡情悦性的作用,且于文艺的消遣娱乐性,他认为应具备赏玩品鉴的艺术眼光;关于文艺标准,他以自然为最佳文艺准的,在性情本色强调之余,还提倡以刀斧功夫而达自然境界。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与梁居安《六化翁传》之比较研究

《五柳先生传》是一篇反映陶渊明生活和思想的代表作,该作品在朝鲜半岛风靡几百年,对朝鲜高丽朝和李朝的文人创作都有过相当大的影响,并出现过多部仿作,其中李朝后期文人梁居安的《六化翁传》在写作风格和思想表达上,都与《五柳先生传》非常类似。但在思想旨归上,梁居安无法脱离儒家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他的隐世带有无法出仕的苦闷和得不到赏识的痛苦,与陶渊明归隐山林、怡然自得的隐世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

立体的懂:杜甫《江村》细读

根据文献校勘的基本原则,结合近体诗声律以及杜诗早期流传的情况来看,《杜诗详注》和萧涤非《杜甫诗选注》对《江村》第七句的校改均不可取。“事事幽”三字是题旨也是总括,“幽”字是韵脚也是诗眼,“深重的感叹”之类的解释刻意求深,并不妥当。《江村》因其日常化书写、散文化句式、理性精神的滋长诸特征,被目为“开宋”之作,但这只能算作后世的追认,尊重历史的表述应是“学陶”;而尝试用近体七律来表现陶诗《和郭主簿》一类之题材风格,才是杜甫开拓诗世界的不懈努力。遵循立体化的阐释策略,可以披文入情,和作者意图郢质相逢,进而窥知《江村》阐释空间的堂庑之大,嵩华之高。

从《归园田居》试探陶渊明的人生境界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他一直受“儒”和“道”的双重支配,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境遇下,两种思想此消彼长罢了。归园田后的陶渊明,很多人把他称为一个真正的“隐士”,并号其“隐逸之宗”。笔者认为,他终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隐士”,他的人生境界由“仕”时的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上升到了“隐”后的天地境界,心中始终没有放下家国、百姓。

陶渊明生命境界论——兼论陶渊明思想之儒道归属问题

陶渊明的卓异之处在于他立足于对现实中生命之忧患痛楚艰辛的深刻观照和体验,对生命的价值、意义以及理想的生命范式进行了深入的哲性思考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生命实践中,最终达到了自由、本真、诗化、澄明、超越的生命境界。陶渊明的拂衣归田、躬耕陇亩、委怀琴书、性乐酒德、纵浪大化都有一个共同的旨归,即个体生命之自然价值的充分实现。陶渊明思想之儒道归属是长久以来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如果以追求生命的社会价值还是自然价值之充分实现作为评判一位士人思想之儒道归属的最重要标准的话,那么后期陶渊明的思想归属是道家而非儒家。从陶渊明的人生实践及诗文中,无数后代士人皆汲取了如何面对得失、穷达、荣辱、生死等诸多困境的生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