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诗人对陶渊明的接受

由于诗人本身的志趣不同,唐代诗人对于陶渊明的接受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赞赏其隐逸出世的独立精神,另一种则不满于其远祸避世的消极姿态。而不同时期的文人则根据时代背景和个人境遇的不同扬弃式地接受陶渊明的影响,这使得唐代的陶渊明接受史呈现出强烈的个体差异性特征。本文通过梳理唐人诗文中的陶渊明形象,揭示这种褒贬共存的复杂感情背后"仕与隐"的深层矛盾,并从类书对于陶渊明的征引情况入手,探讨唐人对于陶渊明普遍理解不深的弊病及其原因。

“热官冷做”与曾燠仕宦心态简论

曾燠前后担任两淮盐运使14年,具有较大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影响力,但他却“不以奔竞趋走为事”,被时人称为“热官冷做”。这种行为与其仕宦心态息息相关,一方面,“热官冷做”促使他不断萌发隐逸之志,在其诗文中屡次体现了对陶渊明的接受。他居仕望隐,仕与隐的矛盾折射了曾燠仕宦过程中内心的某种焦虑;另一方面,曾燠“热官冷做”具有深刻的内涵,他对隐逸的追慕,不仅是士大夫普遍化的一种心理诉求,还包含了他对于官场的深刻认知。他以隐逸诉求来消解官场的喧嚣和浮躁,“冷做”的同时,他建立了个人与官场的一种别样关系。

论陶渊明对诸葛亮的接受——兼及士人仕隐之间的矛盾与彷徨

陶渊明与诸葛亮关联密切,前者的名、字,来源于后者的名、字、号,说明取名者对诸葛亮非常仰慕,也寄予渊明以厚望。由于渊明一生不得志,其现存诗文并未直接提及诸葛亮,然而其立身处世与后者有诸多契合之处。两人都少有大志,读书重章旨、不重章句,好安静,性淡泊,豪放,且怀忠义之心。这些方面都影响了陶诗风格的形成。对于两人之间的关联,历代有一个接受过程,在这过程中,士人内心的仕、隐矛盾展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