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止泻冲剂的药效学研究

采用炭末推进法和药物性腹泻模型 ,观察了桃花止泻冲剂对小鼠小肠推进运动、药物性腹泻的影响 ,并初步观察桃花止泻冲剂的抗炎作用。结果表明 ,桃花止泻冲剂能明显抑制新斯的明引起的小鼠小肠推进亢进作用 ,减少番泻叶引起的小鼠腹泻发生率和次数 ,并具有剂量依赖性。桃花止泻冲剂 11 70和 17 5 5g/kg剂量组能明显抑制乙酸引起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增高。

《维摩诘经》与中古山水诗观物方式的演进

运用审美分析的方法,探讨中古山水诗与佛教思想的关联,得出结论:陶渊明《饮酒》其五之"心远"与罗什注《维摩诘经》有关,"忘言"则与著名的"维摩之默"相类。谢灵运在《维摩诘经》"离我我所"思想的启迪下,将传统"以我观物"的山水观照方式发展成为"以物观物",极大地丰富了古代山水诗的审美内涵。

王维诗歌与陶、谢的渊源新探

盛唐之前,主要由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和由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一直是两个各自独立发展的题材类型,只有到了王维,山水和田园才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取得了同样高度的艺术成就。重新探讨王维诗歌与陶、谢的渊源,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第一,王维对陶的关注贯穿其整个艺术生涯,但对陶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复杂多面的,对陶的接受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些都在其田园山水之作中体现出来;第二,王维同时接受陶谢的影响,对陶谢不同的艺术各有汲取,并在某些具体的作品、境界中有所融合。总的来说,王维在艺术上,更接近于陶的自然,而对谢的华贵也有所汲取,但对谢是以扬弃为主的。

陶弘景《答谢中书书》创作背景考

陶弘景《答谢中书书》是一篇描写山水胜景的美文,首尾不全,经考证可知谢中书是谢览,其中描写景物为永嘉山水,作品的创作年代应当系于公元510年至511年之间。

东晋赋学批评的分期及时代特征

东晋100多年间,玄言和山水是辞赋创作的主要取向。在赋学批评的理论形态上,则展现出儒学与玄学杂糅并存的色彩。强调赋是陶冶性灵、抒发怀抱之具,重视赋作声韵的和谐、文气的酣畅,是东晋赋学批评所表现出的新的特点。而本时期辞赋作家对声韵的讨论研求,更是我们探讨永明声律说以及赋的诗化和骈化所应当注意的重要参照。

浅析陶、谢诗不同的深层原因

陶渊明和谢灵运分别是田园诗和山水诗的开拓者 ,平生经历有相似之处 ,因此往往被人们并列起来。实际上 ,因为陶、谢各自的家庭背景和个性很不相同 ,他们的人生境界也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了他们归隐的差异 ,他们的做诗心态与诗风也因此而异。本文探讨了他们之间的诸多差异 。

论苏轼对《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我国古代早在韩愈之前已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道观:一是重道轻文的儒家文道观,它所说的道只局限于儒家之道;另一是刘勰《文心雕龙》的文道观,它对道的理解不囿于儒家之见,指的是自然之道,并重视文的能动作用及其审美特点。到了宋代,苏轼继承和发展了《文心雕龙》的文道观,并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对文艺的规律和审美特点作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和探索,贡献巨大,应予肯定。

陶渊明不为刘勰重视的原因

陶渊明在生前与死后的一段时间里得名未盛 ,有诗学的原因 ,更有文化的原因。陶渊明以其独创之“新自然说”为基本立场 ,与流行之佛教及其学说发生抵触 ,学术上之未能“预流”,导致主流文化对他的漠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陶渊明不提只字 ,反映了他代表主流文化同时又身为佛门信徒的双重立场。

晋宋诗玄融摄之进程

玄学对诗歌的影响可上推至魏晋之际玄学初起之时。就其影响的深浅,可将此部分诗歌分为玄言诗与玄理诗两个发展阶段。玄言诗以其纯粹演理的功能而大昌于两晋玄坛。晋宋之际,玄理诗则是以其自传精神而展现出诗歌艺术所具有的韵味美感。由玄言诗而玄理诗,从而为诗歌融摄玄学寻找到了最为完美的契合方式。玄理诗的孕育,至陶、谢而臻于成熟,并以其诗玄融摄的手法影响到后来山水田园诗人。

“家园体验”与陶谢田园山水诗的文化差异

在处理人与自然及社会关系的诗学命题上,陶、谢的田园山水诗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文化性质:田园富于人间情味,与人的关系表现为和谐;山水则突出远离人寰的荒野性质,诗人游赏其间凸显出主客关系的紧张。这与其个性化的家园体验有关:陶在躬耕归隐的田园人生中重构价值依据,获得生命的安顿;谢则徘徊在山林与朝廷之间苦苦寻觅精神的归宿,在情理冲突中提炼出山水幽奇之美。正是这种家园体验的差异造成了田园、山水不同的审美风貌。

陶谢对宋前思想文化的择取与反驳

陶渊明、谢灵运所受思想文化的影响前代已有诸多论述,且基本都是从儒道思想的引申意义中阐发,难以窥见其细微处。从陶谢对《论语》的直接摘引可以看出,陶渊明对儒家思想的践行在于人之为人的责任与担当,谢灵运对《论语》的态度则随情景的变化而改变,征引其内容来表现自我情志,更像是一个口号,并没有真正践行。陶谢对老庄的摘引取其旷达的精神境界,陶渊明重在用人情化味纯粹的"自然",谢灵运则将其作为暂时安顿心理郁结的权宜之计,不入内心。他们对《论语》《老子》《庄子》的态度代表了这一时期两种典型的士人心态类型:底层士人保身而现实生活有诸多苦痛,高级士人无贫苦之痛却难以保全性命。他们对前代思想文化的态度是向往中有所超越与反驳。

省略——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诗歌嬗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风的嬗变,是在对汉语语言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然而研究者却很少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对其发展规律进行认识。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对诗风嬗变过程中的语言省略进行了研究,表明在诗歌由写意到摹象,意象由单一走向丰富的过程中,省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陶谢并称的历史嬗变看其文学地位的消长——以东晋至南宋为例

陶、谢以开放式结构参与到后代文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中,与特定世态与心态的文人展开对话与交流。但东晋至南宋,由于时代价值取向的不同和接受者品位素养的高下,陶、谢的文学地位互有消长,陶诗由隐晦而日渐显扬,谢诗则从备受赞誉而遭损毁。陶、谢在各历史时期褒贬毁誉的变化,反映出不同时代精神和审美趣味影响下接受者期待视野的递嬗。

奇文共欣赏 异人祕精魂——陶渊明、谢灵运诗比较

不仅由于时代的相近 ,陶渊明、谢灵运 ,这两个晋、宋之际最重要的诗人的名字 ,总是被联系在一起 ,对于他们的考察也因此而有意义。文章试图从三个方面探讨他们诗歌的相异之处 ;诗歌境界上“有人”与“无人”的对比 ;对自然景物“写意”与“写实”的不同描写手法 ;以及“情”与“理”的表现形态。这三个方面的探讨 ,尽管只是限于一个特定角度 ,但似乎仍能显现出陶、谢二人各自艺术成就差距的本质所在 ,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诗歌创作对于真生活、真感情的依赖。

诗出三家语皆奇——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山水田园诗之比较

陶渊明、谢灵运、王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三家山水田园诗人,分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且在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中各放异彩。本文从生活地位、个性、对待玄理、诗的意境、语言、时代风尚等方面分析他们三家在山水田园诗方面各自的创作特点,以期用比较的方法加深对古代文学作家的理解和研究。

散文与经学关联视野中韩愈文道观的本体论内涵及意义——兼与刘勰、朱熹文道观比较

韩愈在汉代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的背景下从形而上的角度探讨儒"道",具有探求本体的意义。通过与刘勰、朱熹等人文道观的比较可以看出,韩愈"修其辞以明其道"的论述中,道与文依附于"君子"这个实体真正形成了本末、体用关系,"道"是君子对人生、社会的理想和精神追求,"文"则是对这种追求的表达,形成了真正的文学本体论。这样的文学本体观念不仅使韩愈等人散文创作获得成功,也在后世乃至当代得到延续,为我们认识和继承古代散文的传统、更好地把握散文发展的古今演变提供了线索。

陶渊明、谢灵运与颜延之例说

陶渊明与谢灵运在晋宋之交共世42年,却无一篇相互酬赠的诗文,也无任何相互往来的史料记栽。但这不足以说明陶、谢二人彼此了无所知,因为陶、谢有共同的挚友,即一代文宗的颜延之。本文通过对颜延之与陶、谢二人往来行踪的考察,检索谢灵运诗歌中部分一时兴到、偶感之作,探讨谢灵运与陶渊明在晋宋之交思想史上的微妙关系。

陶渊明、谢灵运诗歌的语言艺术比较

关于陶谢二人诗歌风格的差异,最有代表性的是以富艳精工为谢灵运山水诗的主导风格,以平淡自然为陶渊明田园诗的主要特色。陶诗的平淡自然既包括其思想情感的平凡,也指其表现形式的朴素,而谢诗的富艳精工主要指语言形式的特征。本文主要从诗歌的语言层面来阐释谢灵运山水诗的富艳精工,陶渊明田园诗的平淡自然及他们这种特色的产生原因。

论谢朓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东晋南北朝时期,陶渊明主要作为一名有操行的隐士而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可是陶渊明的诗歌却由于在审美取向等方面与当时的文坛格格不入而被人们所轻视。但真正优秀的作品是不会寂寞的。陶诗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众多的诗人,其中就有齐梁时期的著名诗人谢朓。谢朓不仅接受了隐士陶渊明,还接受了诗人陶渊明,这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是难能可贵的。

柳宗元诗歌的创作风格及其艺术渊源

柳宗元是中唐诗坛重要诗人之一,他的诗兼有学陶的简淡、学谢的精致、学《骚》的幽峭。不同的诗体,不同的书写对象,不同的创作心态,使他的诗歌创作呈现多种艺术风格。他的诗风的形成既有深厚的艺术渊源,也有深刻的精神渊源,加上个人独特的人生遭遇、深邃的思想和艺术敏感,融汇结晶为雄浑简淡的总体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