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团与真相:《陶朱公养鱼经》的作者及其版本流变

学界对于《陶朱公养鱼经》的作者有诸多争议,认为贾思勰、范蠡弟子或是西汉无名氏都有可能。但通过对《陶朱公养鱼经》的内容考察,以及新史料的发掘和对旧观点的批驳,认为作者大概率是范蠡。同时,通过对北魏至清代二十一种《陶朱公养鱼经》版本的分析,认为随着时代的演进,该书被不断地“增加”“删减”和“修改”,这体现了养鱼知识的累积。此外,在文献资料收集过程中,辑佚发现两条疑似原本《陶朱公养鱼经》的内容,即“八亦木数也”五字和《养鱼经》的育种之法,此两则材料的发现对于《陶朱公养鱼经》的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隐身的盟友”--论梁启超、朱光潜释陶渊明的同一性

梁启超和朱光潜都曾对陶渊明有过深入的研究,在释陶时,他们表现出诸多共同点:关注陶渊明的时代、性格和地位;从“情感论”的角度解读陶渊明及其创作;强调陶渊明思想中“儒多于道”,他们的解读为塑造陶渊明立体的形象提供了更为完整的材料支撑。这些共性的出现与他们重视从文学层面解读陶渊明及其创作,以及二人在释陶过程中隐射自我等有关,这提醒后世学者们要注意多角度、多层面地对陶渊明其人其文进行探索。

朱光潜文艺道德论对姚鼐思想的继承与革新

通过比较朱光潜、姚鼐在文艺道德论方面的观点,可以发现朱光潜与桐城派文艺传统的继承关系和学理关联。在“道”的内涵上,姚鼐在强调“道”的社会政教作用的同时,也将其指向主体内在的道德意识和人格修养;朱光潜同样将“道”解释为生活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两方面,文艺的“道”是作者在人生世相的基础上以真实情感构成的完整生命和完整人格。此外,姚鼐将文章视为“达道”的工具,但他又主张理性的道德内涵与艺术形式的结合,朱光潜也认为文艺能产生道德影响,文艺通过道德与个人情感及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二人观点上的相似性源于共同的儒释道兼修的学术追求。

朱熹慕陶析论

朱熹是崇慕陶渊明的典型。陶渊明淡泊名利,超然于名利之上,同时又有浓厚的儒学修养,恪守儒家人伦道德,经历困厄而坚贞不屈,这受到了朱熹极力赏识。基于特殊的诗学观和审美倾向,朱熹崇尚以自然诗风为尚的陶诗,并提出了将陶诗作为“诗之根本准则”的主张,他在任上寻访陶渊明遗迹,并作咏陶诗歌咏之。出于对陶诗的热爱,朱熹在诗歌创作中模仿陶诗,表现出陶诗影响下的自然之风,且屡次化用陶诗,这在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朱熹对陶渊明的推崇既有传承又有突破,在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书院中的陶渊明

书院作为唐宋以后出现的文化教育组织,重视利用圣贤的人格力量来激励学子。白鹿洞书院因为朱熹对陶渊明的推崇而在明代开始祭祀陶渊明,或陪祀于三贤祠、先贤祠、宗儒祠,或专祀于忠节祠。历史上还有不少受陶渊明影响的其他书院。陶渊明与古代书院的密切关系不仅让我们看到陶渊明及其文章超越时空的持久魅力,也为当下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一种借鉴。

论朱熹的道德批评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以朱熹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的评价为例

道德批评是朱熹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其中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两组著名作家的评判最为典型。他以“忠节”观念作为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首要准绳,一揄扬一贬斥,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这两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各自的历史地位。朱熹的道德批评既有社会政治的影响,与其作为道学家的身份相关,也是他“道在文先”的观念在其文学批评中的显性反映。朱熹的道德批评至今仍有影响,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关于池塘养鱼的最早记载和范蠡《养鱼经》的问题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中国鱼类学史”部分 ,提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从事池塘养鱼的国家 ,其依据是卜辞有“在圃渔” ,圃即池塘。又说范蠡《养鱼经》有 2 40 0年的历史 ,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这两条判断都不能成立。“圃”的甲骨原文作“甫” ,指水草沼泽地 ,不是池塘养鱼。范蠡《养鱼经》不是范蠡所作 ,因书中提到齐威王和范蠡对话 ,但历史上两人并不同代。书中提到鱼塘里放养“神守” ,但秦以前和汉以后的古籍都不见“神守”之名 ,仅见于汉代。《养鱼经》全称《陶朱公养鱼经》 ,陶朱公是后人对范蠡的尊称 ,不可能自己称《陶朱公养鱼经》。此外 ,古今度量衡不同 。

池塘养鱼的最早记载和《范蠡养鱼经》问世时间问题

在《中国古代动物学史》中 ,《中国鱼类学史纲要》的著者提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从事池塘养鱼的国家 ,其依据是卜辞 (公元前 1 60 0～ 1 0 46年 )中有“在圃渔” ,“圃”即池塘 ;又说《范蠡养鱼经》有 2 40 0年的历史。笔者以为这两条判断都不能成立。“圃”的甲骨原文作“甫” ,指水草沼泽地 ,不是池塘养鱼 ;《范蠡养鱼经》不是范蠡所作 ,系后人伪托之书 ,书中提到范蠡与齐威王的谈话不可能发生 ,因为范蠡是在越灭吴后 (公元前 473年 )退隐 ,而齐威王公元前 3 5 6～ 3 2 0年在位 ,两人相差百年以上。书中提到鱼塘里放养“神守”(鳖 ) ,可是秦 (公元前 2 2 1～ 2 0 6年 )以前的古籍里只有大量的单音词“鳖” ,没有双音词“神守” ,“神守”可能在汉朝 (公元前 2 0 6年至公元 2 2 0年 )才出现。由此可证《养鱼经》的成书约在汉代。此外 ,《陶朱公养鱼经》的陶朱公是后人对范蠡的尊称 ,如果此书是范蠡自己所作 ,决不可能自称《陶朱公养鱼经》。最后 ,古今度量衡不同 ,《中国鱼类学史纲要》中一些地方直接把古亩等同于今市亩分析 ,属于疏忽。

蔡梦弼《东坡和陶集注》考述

南宋蔡梦弼《东坡和陶集注》是《和陶诗》的早期注本之一,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内容一无所知。根据现仅存于韩国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所征引的内容,可以对其基本情况加以考辨。其成书时间的上限约在淳熙七年(1180)至绍熙元年(1190)之间,至绍熙三年(1192)之前完成。蔡氏为《和陶诗》作注,与此书的流播状况以及读者的阅读需求有着密切的关联;之后又继续编纂《杜工部草堂诗笺》,则与宋代陶、杜并论的文学风尚相关。蔡氏在作注时,参考了前代注陶、注苏的成果。其中陶诗部分对于订正后来刊本讹误以及考校陶诗原貌颇有裨益,苏诗部分则侧重于字词诠释与全篇串讲,这些特点均与蔡氏编纂此书时预设的读者对象有关。

民国教育界与出版界的互动及其影响——以王云五的人际交游为考察中心

中国近代出版业与新教育几乎同时起步,且从一开始便相辅相成,特别是民国时期教育界与出版界之间的合作互动对近代教育和出版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云五因其与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民营出版机构和最大的教育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特殊关系而人际交游颇广,其中他与胡适、朱经农、陶行知之间的交谊虽不尽相同,合作方式亦各异,但都具有突出的代表性。考察他们在教育和出版方面的交游始末,可为后人了解民国教育界与出版界的良性互动及其重要影响提供若干典型而生动的个案。

再论甲戌本“刘铨福题跋”的真相

甲戌本"刘铨福题跋"谓"李伯盂郎中言翁叔平殿撰有原本而无脂批",然查翁同龢日记,知他从来瞧不上《红楼梦》这本"诲淫之书";刘铨福与翁同龢颇有交往,用不着李伯盂为介;刘铨福从同治六年初就患病在身,写于光绪七年之后的跋不可能出于他手。剖析"刘铨福题跋"的不正常布局,判定是在胡适主导下,由陶洙草拟、程万孚仿刘铨福笔迹誊校而成。

论永嘉学派与程朱理学在“道”“法”关系问题上的认识错位——以陈傅良《唐制度纪纲》为个案

"道"与"法"的关系问题是永嘉学派与程朱理学的重要分歧,陈傅良《唐制度纪纲》一文正面披露了两派在"道"与"法"关系问题上的分歧立场,从而引起了程朱理学学者魏了翁的重视和批判。本文即以此文为个案进行分析,认为造成两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既由于对"道"的不同阶段的认识错位,也关系到对"道"的不同取义。

2005年滨州市地方性氟中毒病情调查

[目的]了解滨州市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地氟病）病区病情现状,为今后的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2005年,对滨州市惠民、博兴、邹平3县地氟病病区进行儿童氟斑牙患病情况调查与饮用水氟含量检测。[结果]合计调查8~12岁儿童1 467名,检出可疑氟斑牙225人、氟斑牙患者653人（极轻氟斑牙225人,轻度氟斑牙204人,中度氟斑牙194人,重度氟斑牙30人）,患病率为44.51%,斑釉指数为0.99;氟斑牙缺损率为9.82%。氟斑牙患病率,改水降氟工程报废病区（63.50%）、改水降氟工程正常运转病区（58.20%）均高于未改水病区（25.20%）（P〈0.01）;改水工程报废停用病区不同年龄儿童氟斑牙患病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饮用水含氟量（mg/L）,改水工程报废病区为（2.24±1.21）,改水工程正常病区为（1.34±1.05）（P〈0.05）;未改水病村为（1.00±0.76）,低于改水工程报废病区（P〈0.01）。[结论]滨州市地氟病病区病情仍然较重。

洮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述论

解放战争时期,洮南人民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的领导下,创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一牵动全局的基层革命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使洮南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心灵的感召 真诚的攀仰——梁启超、林语堂、朱光潜论陶渊明之人生

梁启超、林语堂、朱光潜三位文化大师以融会今古、贯通中西的文化视野在广泛的学术领域建树了丰碑。他们的陶学研究也成为中国学术史上光耀的硕果。他们从陶渊明那里汲取的生存智慧,并用心灵体悟陶渊明,用生命解读陶渊明。他们对陶渊明人生的解读总结并光大了中国古代士人的生存智慧,其观点力破尘俗,启人良多。

从伊藤仁斋“道论”的重构来看德川儒学“反朱子学”之特色

伊藤仁斋为17世纪日本"古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德川早期"反朱子学"思潮的重要推手。他以复原儒学古义为方法,通过批判宋儒形上学,以重建儒学"道论",形成了独特的仁斋学。他认为"理本死字"而"道本活字",提出了"一乎生故也之理"、"一乎生故也之道"的命题,将理和道视作宇宙生生化化之过程本身,其道论思想的特质在于:道在事中、俗中,强调"道"的人伦日用性、平常可行性,反对宋儒将"理"或"道"解释为"来历根原"的形上存在。仁斋学之"反朱子学"的案例表明,近世日本儒学已开启了"日本化"进程,仁斋学便是儒学日本化的典型形态;而这一形态又充分说明,儒学在东亚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转化。

观其大略·但求会意·检视阅读——从开卷观书到在屏求知

本文通过回溯诸葛亮"观其大略"、陶渊明"但求会意"的读书法,论证了在屏求知时代,"检视阅读"法对于当今读者的意义,并总结了有关"检视阅读"的四个基本技能、五个基本技巧。

从《诗集传》看朱熹的理学思想

通过分析《诗集传》的注释，以探讨朱嘉理学思想，如道心人心、理一分殊、心统性情、主敬涵养等．

陶诗对朱自清创作的影响

朱自清是一位现代文学作家 ,也是一位陶渊明研究专家。他一生喜爱并从事陶渊明及其诗作的教学和研究 ,因而在文学创作上也深受其影响。在作品的艺术风格上 ,他们都主要表现出朴素自然的风格特色 ;在写作题材方面 ,他们均善于以小见大 ,选择平凡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写作对象 ;在艺术技巧上 ,他们都有着善用白描 ,爱用叠字的特点。因此 ,两者明显存在着继承关系。

百廿南师:一本打开的教育人学

一个学校的学科发展不仅靠外在的显现,更靠内在的精神。内在的精神是学派形成的关键要件,也是学科的文化传承。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在百廿发展中,涌现出陶行知、陈鹤琴、吴贻芳、鲁洁和朱小蔓等一批教育家。他们在南京师范大学这片沃土上,提出和发展了自己的教育思想。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吴贻芳的厚生育人、鲁洁的教育人学、朱小蔓的情感教育,共同指向成“人”的教育追求,使百廿南师教育学形成了鲜明的人学特色,如同一本不断打开的教育人学,引领后人朝着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