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讲义编写到文学史撰述——论苏雪林《唐诗概论》的学术价值

文学史写作是苏雪林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她陆续编写了《唐诗概论》《辽金元文学》《中国文学史略》等大学课程讲义,以其敏锐的审美感受与融会中西的学术视野,在当时众多的文学史撰述中独树一帜。《唐诗概论》既具有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时代特征,又闪耀着苏雪林才情丰赡、敏于体会的学术个性,只有将它尽可能还原到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大背景下,在与同时代学者关于唐诗研究的比较中,才能公允持正地重新认识其学术价值。

道教对唐朝正统史观与礼制的影响——也谈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

唐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深受道教的影响,在祭祀对象、祭品、祭祀地点三个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同类祭礼。祭祀对象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为开端,是用道教古史观重构中华正统脉络的历史起点,与道祖老子皇室始祖的身份相配合,共同彰显唐朝统治权的神圣性。祭品“洁诚”而不用传统的牲牢,采用了道教醮仪中的祭品要求。将“历代帝王肇迹之处”作为祭祀地点,与“自古得道升仙之处”相对应,是将先代帝王与道教神仙等同看待的结果。总之,在天宝年间崇奉道教的历史背景下,先代帝王祭礼集中体现了唐朝正统史观与国家礼制中的道教因素。

唐代学士修书考论

学士修书是唐代官修书活动中的常见组织形态之一。它源于南朝中期,历经百年发展,至唐代发扬光大。唐代学士修书主要有两种类型:文馆学士修书和非文馆学士修书。由文馆学士主导的官修书活动并不多见。相对来说,非文馆学士的修书成果更大,遍及多个领域,取得了较为耀眼的学术成就。二者皆为唐朝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学士修书也具有政治意涵,可视为政治权力在官修书领域的延伸或政治诉求在该领域的表达。

唐传奇中侠女形象精神风貌及文学史意义

唐传奇中有很多侠女形象。这些侠女形象表现出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个性张扬,敢爱敢恨;性格刚烈、机智果断;武艺高强、功成身退,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洒脱豪迈的气质。这些侠女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意义非凡,形成了侠女形象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期,在许多方面为后世侠女形象的塑造开了先河。

唐初八史与唐传奇的兴起

唐传奇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唐初八史对它的影响很少为学术界所关注。唐初八史浓郁的小说色彩对唐传奇的产生有一定影响;唐初八史叙事文字以散体为主直接为传奇作者取法;而唐初八史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二者兼容的叙事模式,为唐代小说叙事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唐传奇叙事强调虚实结合就是这种作用的直接结果。

唐代文学文化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从方法论的视角审视,20年来唐代文学文化史研究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史料学研究带有文化学的色彩,二是历史文化学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三是理论著作带有综合性的特点。由此启迪21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大致趋向:唐代文学文化史视角的多元化拓展,文史结合传统的进一步发扬,学术视野的国际化,新材料的发现与新问题的探求。

《霓裳羽衣曲》考

《霓裳羽衣曲》是唐代法曲中的重要作品,但它在音乐舞蹈方面只留下了很少的史料。本文以文献训诂为主,结合音乐分析对该曲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在音乐舞蹈方面对该曲有了一个较深入的认识,力图再现该曲的原貌,也对后世再创编该作品提供有益的参考。

隋唐五代佛教文学研究之回顾与思考

20世纪初莫高窟遗书的发现,开启了以变文为中心的敦煌佛教通俗文学研究热潮,并直接影响到文学界将其他佛教文学现象也纳入研究视野,王国维、郑振铎、胡适、周绍良等皆为代表。80年代以后,受海外启示,国内史学、哲学、宗教学等领域特别是文学界的隋唐五代佛教文学研究方兴未艾,成就辉煌,在项楚、孙昌武、陈允吉等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大批中青年学者相继涌现。有关研究的跨学科性非常鲜明,研究角度更趋丰富,研究成果日渐精确,规范性和创新性都不断加强。目前,亟须系统总结和学习上述成果;而以后的研究,当更深挖文学现象的佛教根源,具备大文化视野,且关注佛教界本身的文学现象,从而重写隋唐五代佛教文学史。

陈孚诗歌论

陈孚在有元一代时见高节,为人称颂,在山水诗、咏史诗等领域各有所成。陈孚诗歌意趣丰富,天趣自成,呈现出一种回归唐风的美学努力,展示了元代诗坛的变革路向。但是,陈孚及其诗歌创作长期以来为文学史家所遗忘,实为憾事。

唐代道教文学史刍议

唐代道教文学研究在"宗教与文学相互关系"方面成果最为丰硕,在吸收20世纪70年代以来道教学研究成果方面仍待加强。唐代首次形成遍布全国的道观网络,多部道经在国家制度的支持下成为全民熟读的典籍。唐代形成了一套融合所有道教传统的科仪经系以及相应的道经位阶体系,这决定了唐代道教文学独特的知识谱系。六朝时期不同经派背景的仙真被整编到唐代道教仙山地理系统之内,仙山地理的相关道教文献是唐代道教文学尚待开拓的领域。

“诗中有画”与王维诗史定位之起伏

"诗中有画"这一经典命题的提出对于王维诗歌接受史来说具有双重意义:虽然对扩大王维的文化影响和深入体认王维诗歌艺术特征来说是一大进步,然而这种审美阐发加深并强化了王维诗歌与传统诗教之间的隔膜和疏离,因此在以伦理政教为中心的主流诗学中并没有起到提高王维诗歌地位的实际作用,反而致使其与传统诗学典范标准之间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

从古典目录学的小说观念看史传文学对唐传奇的影响

史传文学对唐传奇的影响渊源于古典目录学上的小说观念,当时唐代社会的思想、文化、风尚等也促进了唐传奇对史传文学的接受与借鉴。史传文学对唐传奇的内容主旨、命名方式、情节结构、人物刻画等多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唐贤相杨绾墓志发微

为研究杨绾其人,采用文献分析法,分析《杨绾墓志》等墓志志文和考释相关文献,对杨绾的为官经历、品行与修养、葬地少陵原、唐代科举存废之争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杨绾墓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位中唐贤相的家族世系、生平宦迹、婚姻、卒葬以及品行修养等方面的情况;杨绾、贾至等提出贡举之弊,主张置孝廉科、力田科等,引发时人在思想观念上趋向以致用之学取士,中唐制科出现向儒学化靠拢的变化;杨绾清廉俭朴、淡泊名利的思想境界和价值观,在朝臣中起到了榜样和导向的作用;墓志中有部分内容与新、旧《唐书》等相关史料记载一致,还有包括杨绾的出生时间为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等许多内容能够补传统文献记载之缺,杨绾兴廉察孝的主张也为解决这一时期中唐科举存废之争问题提供了线索,这些墓志志文多处可与文献互证,对于中唐史事的研究多有裨益。

张九龄诗文编年考补(一)

对唐宰相张九龄《曲江集》中部分诗文作品的创作时间等问题进行考辨。

20世纪下半叶台湾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的发展变化

20世纪下半叶台湾唐代文学研究论著成果总量为4245项。年度产量虽时涨时跌,但整体上发展比较平稳,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以1972年为界,历经前低后高两个阶段。与成果量的增长同步,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格局不断拓展。在个体作家研究中,杜甫是关注的焦点,文体研究的基本格局与大陆一样,也是重诗轻文,但对小说的关注度略高于大陆。整体上看,两岸的研究热点是同大于异,即使是在1950—1970年代两岸隔绝的时代里,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热点的关注也基本一致,反映出两岸学者共同的文化理念和文学观念。

论张说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张说是唐诗由初入盛的发展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诗人之一。一方面,他是初盛唐之际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以文坛领袖的远见卓识预示出盛唐诗歌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他身体力行,以诗歌创作实践沾溉、影响唐人,对盛唐诗歌有导夫先路的作用。同时,他延纳文学新人,对唐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唐咏史赋的诗化倾向及其意义阐发

中晚唐盛极一时的咏史诗发展到晚唐后期,逐渐形成一些固定的套路。当咏史诗日渐失去其活泼的诗思与多样化的风格时,咏史赋却借助其文体优势,宛转敷演,唱叹多情,回归于诗,完成了富于积极意义的嬗变。

试论《刘公嘉话录》的史料价值

唐韦绚所撰的《刘公嘉话录》是唐代笔记小说中价值较为突出的一种,该书内容丰富,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及文化诸多方面,为我们研究唐代文史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资料。其史料价值尤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可以补充正史缺漏,有助于推进唐代社会风尚研究。

论陈寅恪文史研究以“中唐”为中心的原因

中唐是中国文化史上"轴心时代"之"轴心",宋代以来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由北方向南方的转移、士族升降等许多重要文化现象都与中唐有关,中国近世文化的源头与动力都来自中唐,因此中唐社会历史文化的重大变化及其对宋代之后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引起了陈寅恪先生的高度重视。陈寅恪父祖生活的咸同之世和中唐都是一个社会变革时期,陈寅恪父祖的遭遇和中唐士人的遭遇有某种一致之处,因此陈寅恪欲以中唐文史研究来寄寓对自己家族不幸遭遇的悲愤之情。

唐代文学研究“鉴往”补阙与“知今”蠡测

综观已有研究成果,拓展唐代文学研究空间的必要条件,在于学术史补阙和对未来趋势的宏观性预测。从与时俱进的角度来看,补阙至少应包括历时补充和空白填补两方面。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蠡测,思维方式突破、格局范式变迁、方法手段现代化、交流合作与个性化并重的合力,将会引导未来研究基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