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记》颂美女性的情感倾向简论

晋王嘉《拾遗记》涉及众多女性形象,就其身份地位而言,大体可分为三大系统六小类(神女、仙女、凡女三个系统,古帝之母、神异之女、大小仙女、后妃姬妾、贤俊之母、异域奇女六个小类),其中,部分个体女性形象的刻画较为出彩。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女性人物虽然正史有载,但小说中的形象却不尽同于史书,有的甚至完全与史相违。整体来看,在“古帝之母”“后妃姬妾”类女性人物以及西王母的相关描写中,作者的颂美情感较为强烈,究其原因,这与王嘉的方士身份,以及道教以女神和女仙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女性崇拜有一定的联系。

湘西南道教造像记中所见祖先崇拜

湖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藏有大量道教造像记,其中不少造像记中所提及的像尊,姓名中都带有"法"字。这些带有"法"字像尊的原型,有许多都是造像者的祖先,它们多来自于湘西南地区,撰写的年代自明代至民国都有。这些造像记显示,任何的祖先崇拜都不是因为单纯地怀念祖先,而总是夹杂着世俗的愿望。造像者希望通过造像而得到像尊的庇佑,从而渡过难关。

中西文化交流视野下莫高窟三兔共耳纹来源再议

三兔共耳纹是隋唐莫高窟中出现的一种特殊图案,关于其寓意和来源学界观点不一。文章从三兔纹的文化寓意、考古发现、设计思想三个维度展开论述,借此考镜源流。三兔共耳纹与星辰崇拜、古代神话和中国传统图案设计思想皆有渊源,其中隐含着商周中原战汉纹样基因。同时,三兔共耳图案与佛教三世思想也有密切关系,它是隋代佛教发展到特定阶段,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星象崇拜、道家神仙思想相互渗透而产生的图式,是敦煌画师在借鉴传统图案基础之上融合外来文明的原创。

道家导引术五禽戏中的原始动物崇拜探理

中国哲学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哲学,生命超越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中国哲学通过生命体验的真实感悟世界。在先民的朴素的原始动物崇拜思想下,经过不断的观察、体验、感悟,通过对动物的模仿,亲近了自然,进而和自然进行对话。在植根于母系氏族的道家文化养生思想的影响下,诞生了道家导引术的代表五禽戏。人们通过对动物的模仿和学习不断地去体验和感悟真实的生命。

文明的质询 自然的挽歌——试论刘醒龙小说中的道家文化意蕴

湖北作家刘醒龙的小说中内蕴着鲜明的道家文化取向,而这种文化取向贯穿在他的乡村、乡镇与都市工业题材的小说之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对自然素朴的乡村文明的追慕、对异化人性的现代文明的厌弃、宽容因顺的道德观和女性崇拜。道家文化的浸染形成了刘醒龙小说创作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略论青山王信仰兴盛于宋代的原因

青山王信仰在宋代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泉州地区历史悠久的道教文化为青山王信仰在惠安的产生起了催化作用,又为其日后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二)社会心理需要使青山王拥有众多的信仰者;(三)专制皇权扶持和士大夫推崇是青山王信仰在宋代达到全盛的重要因素。

明代中晚期江南士绅崇道对私家园林的影响——以王世贞为首的吴中文人集团为例

明代中晚期文人求仙问道之风繁盛,园林不可避免地受到文人崇道的影响,并成为“人世之外,别辟幻境”的理想之所。以明代正德至崇祯年间的江南社会和吴中文人集团崇道治园为背景,以弇山园为例,从王世贞的崇道际遇出发,探索弇山园道学渊源及表达,结合文人小品及园记总结道学在文人造园中的映射和实践,解读明代中晚期江南士绅崇道对私家园林的影响。

道家文化影响下的沈从文创作——从尚“三”特征说起

沈从文创作中喜欢用"三"是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道家的宇宙模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从尚"三"特征出发,探讨沈从文创作的影响,本文考察道家文化从而进一步挖掘沈从文丰富的文化内涵。

道教对藏汉交界地区民间信仰的影响——以洮州龙神信仰为例

自明以降,在藏汉交界的洮州地区形成了以常遇春为首的地域性民间信仰体系——十八龙神信仰。道教在明王朝加强对边地的控制与治理、试图将符合国家意志的民间信仰置于国家信仰体系的大背景下,积极融入到对洮州龙神信仰的改造过程当中,全方位地参与了龙神信仰的构建,使最终定型的十八龙神深深地烙上了道教的印记,龙神日常的祭祀活动亦由道士负责,道教的斋醮科仪也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向系统化、组织化发展的龙神信仰的祭祀活动与仪式之中,对洮州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刘庆邦小说的道家意蕴

刘庆邦小说具有浓郁的道家意蕴。无论是对大自然和自然状态的由衷亲近,还是对淳朴民风与素朴人性的体悟展现,都深透着道家崇尚自然的倾向。作家对物欲横流和人性失真的现实批判,唤起对老庄生命境界的无限向往。而他淳朴鲜亮的女性书写,又契合渗透着道家女性崇拜的文化底蕴。

道教艺术与永乐宫壁画浅谈

早期道教美术出现在一些宗教石刻和陵墓壁画中。永乐宫壁画是元代道教艺术最杰出的代表,其精华是《朝元图》:面积四百多平方米,总计人物形象二百八十个。整体的构图为中心对称式,以八个主像为视觉中心而展开的“千官雁行式”的构图。设色以青绿为主,重勾色填,线条刚健流畅,是我国绘画史上的一绝。

人神合一的圣洁之作——黄汛舫的编钟与乐队《天壇》

编钟与乐队《天壇》由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黄汛舫教授创作。该作品是为曾侯乙编钟、卢森堡小交响乐团以及东方室内乐团联合音乐会而作,其使用40枚一套的编钟与木管、铜管、打击乐器、钢琴与弦乐器组成的小型且非常规的乐队。乐曲的灵感源自曾侯乙编钟的文化启示,题材源自对先民敬神祭天仪式的遐想,也体现出中国道教与基督教文化的融合。作品借助编钟的特殊音质以及管弦乐队音响等因素,进行融合配置,以精美恢弘的构架,试图营造一个回归圣洁、敬畏天道、人神合一的音乐氛围,仿佛是祖先崇尚至大、至圣的见证。

永乐宫壁画艺术探微

论述了永乐宫壁画独特的艺术风格,"天人合一"思想的完美体现,以及永乐宫壁画在人物形象、线条表现、色彩运用方面的艺术成就.

道教文化对“太一信仰”的接受与上元节的产生

关于元宵节的起源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源于西汉的"太一"祭祀;二是源于道教的"三官"信仰;三是源于东汉时明帝的燃灯表佛。经过细致考察可知,"元宵节"的前身是"上元节"。道教吸收了上古的"太一"神信仰又糅合了"北斗星崇拜"和"三官"信仰而改造成"上元节"。随着节日娱乐性的增强,才出现元夕节、元宵节的称谓。但是名称无论怎么改变,其内在的"太一"生成万物而崇拜祈祷的主题却一直贯穿到现在。

宋代皇帝的崇道与道教经典研究的新发展

在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时期,为了巩固皇位与宣传皇位继承的合法性,北宋都采取了重道、崇道的措施。虽然实行重道、崇道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向众人宣传王位继承的合法性,为王位的继承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同时也是巩固政权的一种策略,但在客观上对道教的发展却有积极的意义,它促进了道教经典研究的新发展,为道教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同时为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发展稳定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莆田民间张巡信仰研究——郊尾镇至灵宫、梅洋宫元宵祈年庙会个案分析

莆田地区张巡信仰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它通过揭示游神活动、道坛仪式的文化艺术活动,与民间信仰与游神活动、道坛仪式构成一个完整的庙会文化空间,具有敬天地、娱人神、求平安、正人心的功能,这种深刻的文化内涵对于构建和谐社区文化和道德培养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竹林七贤”之“竹林”发微

“竹林七贤”之“竹林”与佛教无关,乃源自中国本土文化。“七贤”之选择在“竹林”聚会,与道教竹崇拜有关。道教认为竹是天机星的精气孕育而成;竹的药用价值得到深度开发,并被道教放大甚而神化为仙药;道士模仿竹的生理机制进行修炼,并以竹为材料制作法物、用具等。汉魏六朝时期,神仙道教盛行,“七贤”喜好老庄,注重养生,追慕神仙,崇尚清谈,他们在竹林中聚会,或为服食竹养生,或为与竹感应,或为模拟神仙聚会仪式。东晋以后,“七贤”被人们神仙化,并成为贵族墓葬壁画中的主要元素。

宗教人类学视野下送王船仪式研究

文章从送王船定义、历史渊源及传播现状入手,阐述厦门港沙坡尾地区海洋信仰发展、龙珠殿沿革及其王船仪式的历史变迁过程。以2017年度厦港龙珠殿送王船仪式为例,阐释其活动组织、仪式空间的建构、王醮科仪等环节中的深刻意蕴,揭示民间宗教表象下的思想体系及其社会功能,论述新时期传承王船祭的必要性。西方部分学者一度尝试用精英阶层的"儒、释、道"理论解释中国民间信仰,认为民间信仰不过是"三教"的附属和变异,否定其主体性。文章基于二分法研究范式和田野调查,实证中国民间信仰作为底层分散性宗教,相比顶层制度性宗教具有更强大生命力,属于广泛意义上的"中国教"。

中国古代雕塑的意象表现

中国古代雕塑的意象表现在于追求以主观化的形象来表达思想情感,且寄情于物,这是东西方雕塑存在的本质差异。它与中国文化渊源是分不开的,图腾崇拜、道家和儒家思想、中国绘画等都对古代雕塑的意象表现有着深厚的影响。古代雕塑依然需要现代雕塑人学习和研究并发扬。

朝会、拜舞与道教科仪——兼论宋御制《太清道德显化仪》的考证与重建

朝仪是自汉代开始的朝贺皇帝礼仪。仪中再拜、舞蹈之礼合称拜舞,又谓舞蹈、蹈舞之礼,是始现于隋的朝会礼仪,作为下对上的朝拜与称贺。唐宋二朝,道教成为国家宗教,蹈舞礼亦被移植于道教科仪中,成为“朝科”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国家介入编订御制道教科范的重要转折,这一历史尚未引起关注。论文对朝仪的拜舞之礼与宋代道教御制科仪《太清道德显化仪》进行了比较分析,由拜舞、执笏、山呼三部分展开讨论,梳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与细节,并尝试重建局部的仪式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