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体说”之“基体”概念与如来藏、唯识思想中之dhtāu类概念

通过考察、比较“基体说”的核心概念“基体”与如来藏思想、唯识思想的核心概念dhātu,可以说明dhātu类概念绝非是基体之含义,如来藏与唯识思想也就绝非“基体说”。讨论是围绕“基体”的三种最基本含义———即现象法所依存之一元性本体、常一自在之我、现象法之一元发生因展开的。

对20世纪中国佛教批判风潮的双重省察

20世纪以来,针对中国佛教如来藏、本觉思想的批判已经形成一股风潮,其中,内学院吕与日本“批判佛教”是批判最为彻底的两个代表。吕归宗瑜伽唯识学,将受如来藏、本觉思想影响的中国佛教诸经论统统判为“伪经伪论”;日本“批判佛教”则认为如来藏、本觉思想带有一种“基体论”、“实体论”倾向,因而是反佛教精神的“非佛教”。回应批判,不仅需要在义理层面论证如来藏、本觉思想的“合法性”,也需要将义理之辨与立场、方法论以及现代性的反省结合起来。同时,以“批判”为契机的中国佛学自身反省也应该成为回应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审查“批判佛教”的两条可能进路——兼谈中国佛教“人本主义”的判教思想

日本当代的“批判佛教”思潮对佛教教义进行审查,提出了“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和“本觉思想不是佛教”两大议题。对这两大议题进行反审查的可能进路是:一是审查“批判佛教”将“缘起论”设为佛教的“基本教义”,然后以此为“佛教标准”来判断“如来藏思想”和“本觉思想”不是佛教是否恰当?二是退一步,权且承认“批判佛教”将“缘起论”设为“佛教标准”是正确的,然后在这个大前提下来审查“如来藏思想”和“本觉思想”是否违背了“缘起论”,是否是佛教?审查的结论是:无论在哪一条进路上,“批判佛教”的两大议题“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和“本觉思想不是佛教”都是不能成立的。

非中国化与非宗派化:日本批判佛教论及其效应

中国佛教既有前宗派时期的格义佛教类型,更有宗派佛教义学建构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证义”佛教类型。日本批判佛教论,作为后宗派时代佛教思潮,由于缺乏历史与文本的双重解读,并未真正如实地评判如来藏—本觉思想在中国宗派佛教创建中(即“证义佛教”阶段)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是对唐代沙门法藏等人如来藏缘起论的阐释建构,没有足够的重视。

从印度吠檀多到中国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的唯心论,其实质是精神的自身意识,其理论表现是对自我的追问。阳明心学的本体论其实渊源于印度吠檀多。后者的基本观念是存在真理和自我本质的同一,即心性一如,乃是一种绝对唯心论。而传统的中国思想由于自我反思的缺乏,在宋明以前,并没有产生像西方和印度那样真正的唯心论哲学。中国佛教心性一如的主张,只是印度如来藏佛教的继续,后者则是沿袭了印度占主流的吠檀多思想的立场。因而从根源上说,阳明心学作为一种以反思为特征的绝对唯心论,是通过中国佛教的渠道,最终来源于印度吠檀多思想。以阳明心学本体论与吠檀多思想进行比较,能够印证这两种思想在形上学层面的亲缘性。

魏晋时期对于成佛主体的探讨

佛教传入中国伊始,即展开了其中国化的历程。中国佛教对于佛性(如来藏)思想的容受并不始自晋宋之际《涅槃经》的译传,相反,晋宋之际之所以发生般若空至佛性有之转变,《涅槃经》之所以能够在晋宋之际形成一股研究热潮,使佛性(如来藏)思想在其后成为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东亚佛教最具特色的理念之一,都与魏晋时期对于成佛主体之探讨密切相关。本文详细梳理了鸠摩罗什来华以前中国学界、僧界对于成佛主体的研究,认为魏晋时期中国佛教界对于成佛主体之实体性、主体性、实践性之肯认,深刻影响了后来中国佛教对于佛性(如来藏)思想的接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