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洲田与芦课制度的运行

明初,在镇江至九江的江洲上就近砍割芦苇,由工部执掌,以上供物料的方式供应朝廷之需。由明迄清,长江中下游的江面芦洲经历三次重大制度调整:第一次,弘治元年(1488),主要针对镇江至九江段芦洲。南京工部设立芦政主事,在剥离各类芦洲后,对大部分芦洲征收芦课,正式确立芦政制度。其间经历芦柴的折银化等过程,芦洲之征亦从上供物料转变为“课”;第二次,嘉靖二十七年(1548),朝廷重新整饬芦政体系,芦课以原额的方式仍由南工部执掌,其他大部分芦洲租课上交户部管理,充作边用,此次清查涵盖整个长江中下游江面芦洲,在此过程中,“洲”变为“洲田”,但由于芦洲仍然保持着官有属性,芦课的“租课”性质并未改变;第三次,自顺治三年(1646)开始,芦课在江宁芦政衙门专司与地方官征解藩司间数度摇摆,至康熙十年(1671),最终形成全归户部管辖,由地方官征解藩司的格局,芦课由“课”转变为“杂赋”。

从政策性到专业性——美国税务法院专门化形成考察兼谈对我国镜鉴

建设专门法院对实现国家法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理想状态下,专门法院应通过科学规划来创设,但域外经验却指向从行政专业裁判过渡到专门法院的转型路径。借助比较研究,对美国税务法院从创设到成熟的政治背景、发展路径、司法程序及法律地位认定进行分析,可发现:美国税务法院的设立主要依赖于政策性因素的推动,美国税务法院专门化的形成是其司法权力强化的结果。专门法院的创设过程充斥了政策性与专业性因素,而过度政治化倾向会影响审判的中立,我国专门法院发展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借鉴外部经验,我国专门法院制度的完善须在规划专业司法权的同时消减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以逐步形成真正的专门化司法。

构建我国税收司法组织机构体系的设想

随着我国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建立一个科学的税收司法组织机构体系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应设置税务警察和税务检察室,但不应设置税务法院。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试点设置税务法庭。同时,对已设置的税务行政复议机构有必要进行重新设置,以适应新的税制要求。

关于我国设立税务法庭的探讨

我国设立税务法庭的条件已基本具备。通过对操作上的相关研究,提出较为具体的建议,以期对我国税收司法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跨行政区域税务法院:完善税收司法的制度路径

税务司法在我国税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并未得到各界重视,司法层面的“不力”直接导致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缺乏有效保障。税务司法机构作为现代税收国家普遍选取的制度安排,对规范和调整税收立法权和税收执法权具有重要意义。在比较视域下,世界主要国家的税务司法模式对反思税收法治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适时推开跨行政区域税务法院的设计,是顺应税制发展趋势的法治体现。

对我国设立税务法院的考量

目前,我国人民法院内部审判庭分为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和行政审判庭。税务纠纷案件根据性质不同,分别由上述不同的法庭负责,没有设立专门的税务法院。在十届全国人大的五年立法议事日程中,有关设立税务法院的提议被列入《税收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通过对境外税务法院制度的介绍,综合国内主张设立税务法院的理论依据,对是否设立税务法院问题做一探讨。

设立省级税务巡回法院研究

随着国家税收权益与纳税人权益保护的衡平化,涉税纠纷日渐增多,纳税人诉与诉讼救济的需求增长,然而,现有的涉税纠纷救济体制的设置不能有效适应涉税案件具有的国家、财产、会计、数理、交易、可变、隐蔽等属性要求,因此,提高涉税案件救济的专业性、效率性、公平性和合理性就成为涉税诉讼面临的重要问题。分析我国现行涉税救济存在的局限,比较涉税案件的救济模式,阐释税务巡回法院的优势,借鉴最高法巡回法庭的实践经验,论证设立省级行政区域内的税务巡回法院的正当性和可行性,提出税务巡回法院的人员构成、受案范围、管辖、程序和执行其运行机制。

论我国税收执司法衔接的完善

当前我国税案频发,而打击乏力。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税收执法体系特别是狭义上的税案行政执法和税收司法体系在衔接上存在脱节。必须从制度改革出发,在根本上改变当前各自为政的局面,建立一个完善、统一和高效的税收执司法体系。

中国古代赈灾研究——以湖南为例

中国古代每遇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为维护政权长治久安,不能不对灾民加以赈济安抚。古代赈灾类型从灾因上分为水灾赈济、旱灾赈济、虫灾赈济、疫灾赈济;从赈源上分为朝赈、官赈、民赈;从施赈方式上分为急赈、蠲缓、平粜、工赈。尽管各种赈济方式均存在弊端,但对救民于垂危还是颇有成效的。

论中国税务诉讼的深层制约因素

税务诉讼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诉讼,本应发挥保障纳税人权利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却长期疲软停滞。既有研究多肯定德国财税诉讼制度的发达成熟,但将专门的财政法院制度视为关键因素,而未能把握其中深层原因:第一,税务诉讼制度需要坚实的宪法基础和配套制度;第二,唯有限制税务机关的优越地位,才能保障纳税人的权利,促进税务诉讼的发展。相较而言,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还有待落实,故税收领域还有"轻法律、重通告"的现象,则税务机关还将长期处于优越地位。这导致税务诉讼既不利于纳税人,也不利于法官,而有利于税务机关。只有夯实税收法定,消解税务机关的优越地位,才能实现税务诉讼的"活性化"。

从韩国分税制看中国税制改革的跨世纪选择

韩国政府将税收作为干预经济、参与经济管理的有效手段。韩国经济在过去３０ 年中高速发展，与其稳健合理的税制改革分不开。我国世纪之交的税制改革应借鉴韩国分税制的经验和教训。

国外纳税人权利保障制度分析

比较法视野下,国外纳税人权利保障制度不乏许多有益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在立法层面上,国外对纳税人权利保障包括宪法宏观确认和法律对纳税人权利的系统规定。在行政层面上,值得借鉴的包括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和纳税人权利保护官制度。在司法层面上,专门税务法院及其专业性值得注意。在社会层面上,纳税人协会和保险进入纳税担保领域对纳税人权利保障发挥了积极作用。

礼法融合:古代宫廷茶文化及其延伸

我国古代茶文化的兴盛发展得益于政治对文化的统摄与融合,茶文化在受到统治阶层的认可和推崇之后,逐渐从物质文化向组织制度文化和精神生活文化层次不断深化。本文通过茶史考察梳理,认为宫廷茶文化是中华茶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力量,在礼法融合国家治理观统摄之下,贡茶、赐茶、茶宴、茶税、榷茶、茶诗词等在本质上都是宫廷茶文化及其延伸的内容,被赋予了丰富的权力区隔、纲常伦理、公私关系等文化象征和隐喻意涵。在贡茶、赐茶中,茶是尊尊亲亲、睦邻友好、君礼臣忠的纲常伦理象征之物,润滑着封建礼教秩序;在茶法推行中,茶税和榷茶政策的变更折射出国家与社会的公私博弈,是政治主导下对经济、文化与社会的融合管控;在茶宴雅集和茶诗词创作中,茶被视为高洁性灵、通达天人合一之物,包含着君臣互动、教化万民的生生之道。

论欧盟法院对国际税收协定争议的管辖权

2017年9月12日,欧盟法院就《德奥税收协定》下一种银行证券产生的利润的归类和认定作出裁决,这一案件是第一例欧盟成员国依据TFEU第273条规定要求CJEU对双边税收协定的解释争议作出裁决的案例。这一案例确立了CJEU依据TFEU第273条对税收协定进行仲裁的管辖权三标准,且有利于解决个案争议并丰富了国际税收争端解决的类型,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CJEU在管辖权问题上采取了十分宽松的态度,但要使这一机制广泛使用,CJEU还需要在保障纳税人参与度、程序正义和法官对税收协定问题的熟识程度问题上作出改进。

论依法治税中的“府院失衡”及其协调——以行政强制与司法执行的协同为中心

税务机关与人民法院之间的“府院互动”是实现我国依法治税中执法司法协同的有效路径,但我国依法治税中存在的“府院失衡”现象直接影响了“府院互动”目的之实现。“府院失衡”现象具体表现为行政强制措施与司法保全措施之间、行政强制措施与司法强制执行之间、行政强制执行与司法保全措施之间以及行政强制执行与司法强制执行之间的协同困境。这是由于行政强制权与司法强制执行权并轨运行存在冲突、执法司法协同规范存在缺失以及利益导向下的不规范执法问题所导致的。为协调“府院失衡”现象,首先应协同配置以税务机关行政强制为主、法院司法强制执行为辅的税务强制执行权;其次应明确税务机关与法院在依法治税中的角色定位,税务机关的主导地位不动摇,法院仅应发挥监督与协助执行作用;最后通过允许税务机关参与法院执行款的分配、限制税收优先权的实现程序、限制“先税后证”的适用范围、建立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依法治税中“府院联动”的路径优化。

迈克尔·杰克逊遗产税案中无形资产评估问题研究

本文聚焦于美国迈克尔·杰克逊遗产税案中无形资产的评估问题。通过对该案的产生与发展做整体性介绍,归纳总结出美国税务法院对该案三项无形资产的判决要点,从评估专家的角度,根据判决提出以下四点启示:第一,预测现金流量时采用历史财务数据还是管理层预测须视具体情况而定;第二,运用收益法时一般不予考量课税影响因素;第三,评估时须依据在评估日已知或可知的信息;第四,评估专家及其信息来源的可信度会对法院产生重大影响。

税收优惠的理论解析及其法治化路径

税收优惠概念的界定并未取得学界共识。从词源和实践的角度出发,税收优惠的构成要件应当以征税对象具有可税性为前提,其本质为低于标准税收的税负待遇。税收优惠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税法价值目标的二元性及相应实现工具的二元性,同时它也是对社会发展非均衡性的现实回应。当前我国税收优惠制度面临体系形式混乱、实质评估缺位的困境,应当通过落实税收法定、建立税式支出制度以实现税收优惠的法治化治理,贯彻公平竞争审查与设立税务法院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论我国税务法院的设立

较之税务法庭,设立专门的税务法院更有利于现阶段税收司法案件的处理,更有利于纳税人权利的保护,更有利于税收司法独立的保障,也更有利于全国税收司法的统一。我国应确立税务法院隶属司法系统的模式,按照经济区域、审级要求合理构建税务法院系统和确定管辖,尝试建立巡回审理的制度,并建立合理的税务法官选任、管理制度。我们应该逐步扩大税务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权力,使税收司法在制度上与行政复议衔接协调,并尝试建立小额涉税纠纷解决机制,以便为纳税人提供便捷而充分的权利救济。

我国税务司法制度改革的契机与展望——以税务法院为中心

我国的税务司法落后于税收立法和执法,是整个税收法治体系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税务司法制度改革应当注重财税体制与司法体制协同创新,以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为契机,坚持税务司法专门化的理念,逐步设立专门的税务法院来保障纳税人获得充分和便利的司法救济。

德国税务司法制度特点及借鉴

在世界各国的法院体系当中，德国的法院体系因其法律保护的缜密性和高度专业化而闻名。其中就包含颇具特点的财政法院m。总结德国税务司法制度的要点。还须梳理其法院体系的历史渊源和既存结构，全面了解德国的法院体系．进而掌握德国财政法院在税务司法制度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为我国提供制度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