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了吗?——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我国2014-2021年A股制造业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2018年实施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能否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实证结果表明,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企业,研发能力显著提升,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得以验证。理论逻辑在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增加了企业现金流,增强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的同时也会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企业的研发意愿增强,研发能力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另外,制造业企业需要购进生产设备进行研发活动,而现金流的返还让企业不再担心会因为采购机器设备而产生大量的留抵税额;企业生产模式和生产理念的转变,也会更偏向于进行研发创新,提升自身的研发能力。在产权性质方面,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仅对非国有企业研发能力有激励作用;在成长速度方面,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成长速度快的企业提升研发能力产生了积极效果。

已纳消费税抵扣的两种处理方法比较

介绍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已纳消费税的抵扣规定 ,并对现行会计处理方法进行了讨论 ,分析了由此产生的弊端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即设立一个待摊科目 ,用来记录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 。

纳税声誉对企业税负:抑制还是抬升?

本文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的视角出发,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纳税声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效果,并进一步探析具体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高纳税声誉有助于减轻企业的整体税负水平,其中降低了所得税税负,对流转税税负影响不显著。影响机制表明,高纳税声誉通过提高税收遵从度,增加了企业税负,通过直接和间接的税收优惠则降低了税负水平,且减税幅度高于增税幅度。异质性检验说明,高纳税声誉对企业“减税”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体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的结论为研究企业税负诱致因素提供一个新颖的视角,也为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构建现代财税体制提供启示。

基于信息熵模型的企业纳税信用评级应用分析

利用我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选取了17个用于纳税信用评级的定量指标。构建信息熵评估模型,得出各样本企业的纳税信用综合值并排序。实证结果表明信息熵法能够提高纳税信用评估的可信度和精确度。

综合限额法与分国限额法的税效应比较研究

运用模型法通过严格的数学推导比较分析了综合限额法与分国限额法的税效应。研究发现，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如果其设在几个非居住国的分公司都盈利，当居住国税率介于这几个非居住国税率之间时，则综合限额法比分国限额法对企业有利，其他情况两方法无差异。如果其分公司有的盈利有的亏损，则有时分国限额法对企业有利，有时综合限额法有利，有时两者无差异；其转折点为所有亏损的分公司在综合限额法下消耗的抵免限额总和刚好等于所有盈利且非居住国税率低于居住国税率的分公司所产生的抵免限额余额总和。

国际税法中若干重要结论的公式推导和论证——兼谈国际税法中的计算问题

在国际税法的有关书籍中,往往列举一些个别性的实例来说明问题并进行演算。而本文设定了一些数学符号从一般性意义上来说明问题,通过数学符号,把免税法、抵免法和扣除法用公式表达出来,然后用数学推导的方式对三者的个别特征及相互关系进行验证,同时演示了国际税法的计算步骤。

关于投资决策评价方法的辨析

鉴于《成本管理会计》一书中关于投资决策评价方法论述中存在的问题,论文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自己创新性见解,结合案例验证了新方法的正确性,并对如何提高教材质量提出了四点建议。

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境外所得税收处理问题研究

为消除国际双重征税,目前,国际上对企业境外所得的税收处理主要有扣除法、免税法、抵免法。这三种税收处理方法各有利弊。从世界主要国家看,大部分国家区分不同类型的国际双重征税,对三种方法均予以采用。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让海南自由贸易港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基地,海南自由贸易港对在其内设立的部分行业企业实行免税法,这是我国境外投资所得税收处理方式的一次重大转变。但放眼全球,站在增强海南自由贸易港乃至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角度,现行政策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因此,建议第一步.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实行免税法,逐步扩大政策适用范围;第二步,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后,在全国实施全额免税法。

税收竞争与合作背景下国际税收规则的重构与中国选择

国际税收规则是处理国际税收领域问题的一系列特别规定,涉及一国税收当局与跨国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征纳关系以及不同税收主权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以十五项BEPS行动方案为代表的新的国际税收规则侧重于解决"双重不征税"问题,有待在国际税收合作过程中得以推进和完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在国际税收领域影响力日益增强,正在从国际税收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制定者,通过话语权的提升维护国家税收利益。从一个具体的政策选择案例来看,中国的企业境外所得税收制度可以考虑从抵免法转变为免税法。

税收和补贴政策对R&D效率和规模的影响——理论与实证研究

从激励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税收和R&D成本补贴政策对企业R&D活动规模和效率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税收的存在会弱化企业努力投入激励并降低了R&D活动的期望收益,从而既不利于提高R&D活动的效率,也不利于扩大R&D活动规模;而在R&D成本实行同一所得税抵扣政策下,政府对企业R&D投入的直接补贴政策是激励中性的,它虽然无助于提高R&D活动效率,但可以有效提高R&D活动规模。利用我国14个高技术行业1995-2008年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支持了上述理论结论。进一步证明,改变现行的R&D成本同一所得税抵扣政策为差别抵扣政策可以提高社会福利。

刍议中国在“典型三角案”中抵免的若干问题

本文探讨了中国在"典型三角案"下进行所得税收抵免时如何适用相关税收协定的问题。认为当中国作为跨国纳税人的居民国进行抵免时,应当按照所得的归属确定相应所得在税收协定上的抵免义务;当中国作为常设机构所在地国进行抵免时,应比较其分别与所得来源地国和居民国缔结的税收协定,以该所得规定较低的预提税税率来计算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

减税降费背景下我国避免对外投资双重征税政策研究

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减税降费是近些年我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所采取的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解决对外投资中所面临的重复征税问题尤为重要。跨国投资征税实践中常用的两种避免双重征税的方法包括抵免法与免税法。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抵免法,免税法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对外投资和降低税收的征管成本,并且不会以牺牲过多的税收收入作为代价。结合中国的对外投资情况计算得出,如果我国从抵免法转为免税法,对外直接投资所取得的股息收入的税收负担将从25.4%降低到14%;对6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这个数字将从26.9%下降到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