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的修正

近年来,公众人物逃税的数额之多、影响之大,屡屡将《刑法》关于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置于风口浪尖。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是否合理,至今存在争议,主要体现为肯定论与否定论。从刑法法理角度来看,该条款的设立有违刑法体系化,偏离了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确理解,消解了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从司法实务和行政实践观察,该条款采取的行刑反转模式已经显现弊端,导致逃税罪实际处理模式不一、公安机关与税务机关查税权力混淆。当前,应基于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积极预防性立法理念,对该条款进行完善和修正,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改为“从轻、减轻刑事责任”,同时设置条款适用的数额上限。

我国数据犯罪立法的反思和重整

《数据安全法》与刑法之间存在宏观理念不协调、具体制度的代际落差、面向数据与信息“二元”立法的整体预案落空等规范“脱钩”问题。应统筹把握立法的主要内容、排列立法的重难点及主次逻辑、科学处理两法衔接的标尺与边界等。具体立法清单为:宜增设第151条之一暨数据、个人信息非法出境罪;增设第226条之一暨扰乱数据交易管理秩序罪;增设第231条之三暨妨害数据正当竞争罪;修改第285条第1款暨破坏重要数据、敏感个人信息安全罪;修改第285条第2款暨非法获取数据、个人信息罪;修改第286条之一暨拒不履行个人信息、数据安全管理义务罪;增设第286条之二暨破坏数据、个人信息安全罪。

财税激励政策、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企业碳强度

“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降低能源消耗量大、碳排放高的工业企业碳强度成为关键。财税激励政策作为引导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是推进企业碳强度治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研究以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种典型财税激励政策为切入点,选取2016—2019年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1 461个样本观测值为研究对象,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面板模型,对财税激励政策的碳强度治理机制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财税激励政策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企业碳强度,通过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碳强度治理效应;对两种财税激励政策组合效果检验表明,二者在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互补作用;从宏微观结合的路径研究需要出发检验高管政治关联影响作用发现,高管政治关联削弱财税激励政策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行业异质性分析表明,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对高科技行业碳强度降低作用更强,对高碳行业碳强度影响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完善财税激励政策、引导工业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降低碳强度具有重要意义,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实现路径。

碳减排复合机制下我国碳税制度设计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转变的新要求。目前,我国虽已完成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试点工作,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作为应对碳排放的重要举措,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呈现出减碳降排不理想的情况。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我国作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为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实现“双碳”目标,应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予以应对。2024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进一步规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但在制度设计上,不应囿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或是碳税制度,而是应在以价格为基础的碳税和以数量为基础的碳排放权交易同时实施的复合机制下构建我国碳税制度。龙英锋:《“一带一路”国家碳减排复合机制构建》,《会计与经济研究》2019年第2期,第103页。以复合机制为视角借鉴国外碳税制度和碳排放权交易综合运用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的国情,从不同维度对碳税制度的属性与功能定位、碳税制度构建应遵循的原则、我国碳税制度的具体架构等方面,探索我国碳税制度的构建路径,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

事物本质、领域区分与领域法的特性透视

集合性只是领域法学研究范式的一个面向,探求特定领域的独特功能及背后的事物本质,才是验证领域独立性、防止领域概念泛化的关键。作为特定社会事务的集合,领域是社会功能分化的结果。这些独特的社会功能衍生出千姿百态的领域范畴。把握领域内的事物本质是领域规范基础的客观要求,取得领域内共同体的普遍承认是领域独立性验证的主观要件。在领域与法律交互作用过程中,法律制定应尊重领域内事物本质和固有规律,同时法治理念可以注入领域实践,确保领域内事物运作的一致性和规范性。实施层面,领域法学回应社会重大需求的实践品格与依循事物本质的规范基础,可有效涵摄我国法治实践中“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全流程。

地方知识产权立法刍议——基于河北省知识产权保护的思考

《立法法》规定地方只能开展“执行性”、“地方事务性”和“先行性”三类立法,《民法典》第123条并非地方知识产权立法的域外边界,“先行性立法”使得地方可以在国家立法空白地带,授予“地方知识”以“地方知识产权”。地方立法的补充性、操作性、本土性等特性,以及“不抵触上位法原则”框定的八种取消、缩小、扩大、变更、冲突上位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原则的行为,使得其只能在其边界内进行“填空式”立法,由此导致其空间“琐碎化”。地方知识产权立法模式已由早期的分散、单一的立法模式,正在转向统一、综合立法为主导,分项、单一立法为主体,分散镶嵌立法为补充的构架。今后地方知识产权立法优化方向应是:“执行性立法”改以“条款法案”方式进行,“地方事务性立法”应是对本地方知识产权治理事项进行“本土化”立法阐释和表达,“先行性立法”要植根于地方知识产权保护急需,为国家立法提供实践样本。

美国两院制中财政权力与财政决策的分析与启示

近年来,美国财政危机不断,政府关门闹剧与麦卡锡被罢免背后体现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这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较大影响。联邦共和制的美国三权分立,国会拥有立法权,众议院和参议院是国会内部重要的决策机构,两院在财政权力的差异对美国的财政决策流程有决定性作用。通过研究美国国会众议院与参议院在税收立法、财政拨款的流程和权力差异,分析两院制对美国政府财政决策上的影响,并最终为中国式现代化下的财政决策提供一定的镜鉴参考。

现代税收立法的本质、原则和基本路径——以印花税法为中心

在现代国家的诸多税种中,印花税不过只是一个小税种,但诞生至今已400年之久的印花税却承载着独特的现代税法价值之思,它不仅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动议立法的现代税种。在当前的税收立法多为立法平移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思考提炼税收立法的共性逻辑,从而在未来更好的应对数字时代的税法修订和创设性立法。税法的不合理性,首先表现在立法过程,然后进入行政过程和裁判过程,最后扩大到经济过程。在现代税收立法上,既需结合立法理论,又需体现税法本质特色,首先,应准确把握以经济行为规范、经济关系协调、经济成果分享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基础;其次,应坚持税收法定、量能课税、科学准确和税收简便的税法原则;最后,应在税收立法中以“经济参与”“政治参与”“治理参与”关注国家与人民间的权力配置和政府间权力配置路径。

税法备案条款的规制定位与体系优化

税法备案条款致力于约束和规范授权要素立法,广泛见诸于各税种法文本。整理这些条款可发现,不但其涵括的备案文件形式多元且备案法定依据不清、文件制定主体相同而报备主体各不相同、备案之后结果不明且审查监督效果悬疑等立法镜像随之呈现,而且以单一课税要素备案为主导、以税收定量要素备案为指向和以弱化“税务主导”为皈依等隐性规律油然而生。更进一步,还可以发现其双向义务、强知情权和弱监督权的本源属性。要想最大限度释放税法备案的制度功效,当须直面税法备案条款内生问题,恪守其隐性规律和本源属性,创设税法备案公因式条款,优化税法备案的核心制度,补强税法备案的辅助设施。如此则既有必要统一税法备案文件的法定形式,厘清税法备案文件的报备主体,强化税法备案审查的法律责任,又有必要明示税法备案文件“有备必审”,建构税法备案文件清理制度,引入税法备案文件质量跟踪评估制度。

税收法定原则之内涵与进路

税收法定原则与现代国家相伴而生,是民主法治理念在税收领域的体现。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就需要以理顺该原则发展脉络为前提,进而明确其本质内涵在于对征税权在规范的基础上达到有效控制。现阶段,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存在着现实问题,横向授权立法上表现为比例失衡、内容宽泛、转授权情况普遍;纵向分权立法上表现为地方机关立法权限狭窄、无实质立法权、行政机关主导税收立法。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落实应当在梳理理论发展、明晰本质内涵、剖析现存问题的前提下,完善税收法律体系,实现对授权立法的有效规范,合理扩大地方立法权限。

何以最高: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创构史

新中国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创构,本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理论和建政学说的中国化实践。基于巴黎公社确立的社会主义建政原则、苏俄/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和边区参议会的探索发展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创制出新,“五四宪法”全面建构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各项制度体系。厘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性,需要释明四组关系:党的领导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人民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宪法的关系,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其他中央国家机关的关系。经由四组关系的对比和判断,方能确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何以最高”。基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创构史,可归纳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四点规范内涵:最高并非自足,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党领导人民建政和执政的政治机关;最高立基民主,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人民的政治一致性”的代表机关;最高但是有限,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旦完成制宪后就成为宪法之下的有限机关;最高兼容分工,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产生并监督其他中央国家机关的权源机关。

新个税法背景下,外籍高管薪酬个税申报问题探究

随着我国经济蓬勃发展,外资企业数量逐渐增加。外资企业的外籍高管在我国境内工作取得的薪酬(工资+全年一次性奖金)需按照我国税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2019年,随着我国修订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颁布实施,给外资企业的外籍高管的个税申报带来一些新变化。文章以此为切入点,结合企业税务管理实务和外籍高管薪酬特点,对新个税法背景下外籍高管个人所得税申报进行探究,以推动经济发展。

高管性别、权力配置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

以2008~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当高管团队中存在女性成员或女性高管比例提高时,公司会倾向于放弃激进的避税策略,表明高管性别是影响企业避税行为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显示:CEO权力配置的增强会弱化女性高管抑制激进避税的积极作用,揭示女性高管参与公司治理的功效发挥会受到企业内部治理情境的牵掣。基于高管性别视角拓展了对企业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认识和理解,并为当前关于优化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异质性以及加强对"一把手"的权力监督等政策实践提供了经验启示。

授权立法的正当性质疑

授权立法职能极度膨胀,立法范围过于广泛,立法权深度过大,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法律问题。授权立法的正当性缺陷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民性不足;二是导致立法权与执法权由同一机关行使;三是导致权力的被授予者再度将权力授出。立法权的泛化倾向和立法权主体的多元化,将导致人民失去对法律的控制的后果,法律自身会因为过分顾及集团利益而偏离人民性,法律体系也会因利益主体和立法主体的多元化而影响其统一性。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立法完善研究

目前,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建设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和经验,但尚存在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这就要求我们从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的基本原理入手,提出对衔接机制进行立法完善的若干意见和建议。

消费税法立法目的条款的考量与设计

立法目的条款是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修改和实施的方向性条款。消费税作为一种特定目的税,更应在立法文本中明确其立法目的,以保证消费税税目调整正当性,弥合消费税法文本与实践的分歧。从内容上看,消费税法立法目的条款的设置,应考量消费税法与环境保护税法、消费税法与增值税法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应厘清根本目的与直接目的的层次。从形式上看,消费税立法目的条款应采用多元分层的递进式模式,并严格遵循立法目的条款形式表达的一般范式。

《立法法》与我国税收立法体系的完善

《立法法》的颁布为我国税收立法体系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明确了其内部构成体系的权限与职责。依据《立法法》的规定,未来一段时间在完善我国税收立法体系的过程中,应采取的相应对策包括:尽快颁布税收基本法;逐步建立以税收法律为主、行政法规为辅的科学统一的税收立法体制;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

关系型交易、控制权配置与公司税收规避

关系型交易和内部权力配置作为重要的公司治理安排都将对企业的避税决策产生影响,这一观点虽被广泛接受但缺乏经验证据的佐证。笔者以2008—2014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随着与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比重的提升,公司的税收激进水平越严重,表明企业避税行为越会受商业战略的影响;高管控制权的增强会进一步强化关系型交易与公司激进避税行为的正向关系,揭示企业的财务决策可能蕴含了强权高管的自利性动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公司面临更强的市场竞争压力和拥有较低的多元化程度时,关系型交易对企业激进避税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不过高管控制权原有的正向调节效应却受到明显弱化。笔者的研究结论为当前有关优化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以及加强管理层财务决策监督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税收法定原则与我国税收立法完善

完善税收立法是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从而实现法治财政的关键,通过对比我国与美国的税收立法,研究了我国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体系和税收立法程序的现状,分析了我国现行税收立法中存在的观念误区和实践偏差。我国的税收立法都是在税制改革进程中进行的,基于税制改革变动性与税收法律相对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完善我国税收立法的路径,以利发挥税收立法对我国税制改革的指引和推动作用。

版权保护指标体系构建及强度测定

构建一个版权保护强度指标体系,并对版权保护强度进行客观的测量,不仅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对各类理论模型加以验证的前提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借此进行版权保护强度的国际比较。本研究遵循版权保护强度应是立法强度与执法强度综合的原则,构建了由2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以及55个三级指标组成的版权保护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之上,计算了1991至2008年中国版权保护强度、2005年中国各地区版权保护强度和2008年58个国家和地区的版权保护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