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周期减税对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结构性影响——基于产业税收弹性变动的分析测度

我国大规模、长周期的减税政策带来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结构性调整。本文以产业税收弹性为标尺,利用2002—2021年的细分类产业与税收收入数据,分析了不同阶段产业税收弹性的变化轨迹以及不同产业间的税收弹性差异,测度了长周期减税对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结构性影响。产业税收弹性揭示了税收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优化税收政策的基础参数,是观察税收与产业发展情况的窗口,是评估税制改革成效的主要基准。

城市“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纳税遵从度

利用《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构建的“亲清”政商关系健康指数及其二级、三级构成指标,基于201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样本,实证考察城市“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纳税遵从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健康的城市“亲清”政商关系有助于提高企业纳税遵从度,特别是对规模小、盈利水平低、治理水平低、成长性高的企业促进作用更大,在高城市等级地区中的提升相比也更高;“亲清”政商关系建设提升企业纳税遵从度的作用主要来自“亲近”方面,且主要体现在政府对企业的关心和公共服务上。鉴于此,各城市政府应充分重视“亲清”政商关系建设,着重于“亲近”指标的优化,持续增强对企业的关心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市场化、公平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更好地提升企业纳税遵从度。

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前,我国推进共同富裕面临发展不充分与不均衡的双重困境,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回应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针对当前财税体制弊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重点需要优化税收制度、加强财政支出的绩效管理、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绩效管理等,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夯实制度基础。

税费返还与西部地区上市企业绿色创新:一个倒U型关系分析

以2013-2022年我国西部地区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税费返还和企业绿色创新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税费返还与企业绿色创新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税费返还在一定适度区间内可有效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税费返还对低融资约束、高资产规模企业的影响显著大于高融资约束、低资产规模的企业。此外,与国有企业相比,税费返还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相关税费返还政策以及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纳税担保的法律关系探析

纳税担保制度作为民法与税法交叉的立法实践,结合其根源于民事制度的法理逻辑以及保障国家税收利益及纳税人利益的价值目标,该制度具有民事担保的一般性原理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该制度作为税法上的特殊担保制度,必然基于其税法特质与普通的民事担保具有一定的差异。然囿于传统行政思维的桎梏以及多方因素影响,致使学理上对于纳税担保法律性质及三方关系缺乏清晰的认识,实务中亦存在制度运行不畅、纳税人权益受损等问题。本文提出将纳税担保的法律性质界定为“以私为主、兼顾公法”。基于纳税担保三方关系之整体格局,提炼税务机关与纳税担保人关系以及纳税担保人与纳税人关系的两套新型法律关系,作为学理研究与制度设计的主线。据此对纳税担保予以系统全面地研究,以期厘清纳税担保制度设计及实践运行之根源问题。

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重大的原创性理论话语,以新的时代内涵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新质生产力关于创新驱动生产力构成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等思想,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构成理论;关于将社会基本矛盾作为整体来考察、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等思想,创新性地阐释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关于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实现质的整体跃升、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质生产力关键在质优等思想,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跃升理论。

税收法律制度对于公民意识的培养解析

法律对于意识形态具有塑造作用。税收债务关系说的确立不仅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律实践问题。把纳税归结为屈服于政治权力的行为,就实际上否定了纳税是国民的义务,从而不利于培养国民的纳税意识。税收法定主义不能仅仅被理解成为由狭义的法律来规定税收,否则最终的结果便是将税收人治披覆以税收法制的光鲜外衣而已。直接税的征收触及每一个公民的敏感神经,在培养民主参政意识方面具有自身的优势。财税应该有利于培育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应该扩大缴税的人群范围,逐渐从“少数人纳税”的税种向“大众税”转变。申报纳税的运作要求纳税者有对税的足够意识和自发性协助,让纳税者通过申报认识自己的税负担,分析其负担内容,进而能够提高自己对税收用途的关心。

市场分割阻碍了税收竞争吗——基于壁垒作用和固化作用的分析

明确税收竞争和市场分割之间的作用机制,有利于提高地区协调化程度和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发现:市场分割与税收竞争具有互动关系,表现为市场分割通过壁垒作用和固化作用降低地方参与税收竞争的积极性,抑制税收竞争的发挥,而税收竞争加剧了市场分割。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分割对税收竞争的抑制效应是稳健的,且对税收竞争条件分布的右端有更强的影响。基于交互作用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市场分割不利于改善资源错配,削弱了税收竞争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

地方“人格化”、财政分权与央地关系

认识央地关系的问题,最为核心的就是厘清并承认中央与地方的各自利益,而这需要以财政分权为前提,并辅以转移支付的调控。依循财政联邦主义的进路,承认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和"主体性",保障地方的"分殊利益",就必然要求中央与地方的契约性分权与财政分权,这种分权一方面增大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政府能力",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得其所"从而能够各自调控最适合自己调控的事项,另一方面客观上也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政治责任与政治风险,并促使地方政府变为有限(责任)政府,从而为法治政府的构建与宪政建设的推进奠定基础。

欠税新论

我国法律中的欠税应是指非法欠税的事实状态，其含义是纳税人没有实施正常的纳税行为而与国家之间因税款形成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这种不法状态的存在，客观上侵犯了国家的公债权，同时也为司法机关提供了确定纳税义务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

我国矿产资源管理体制存在的不足及其对策

矿产资源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但由于其耗竭性的特点,需要国家、政府和社会对其勘查和开采进行科学合理的监管。本文从介绍我国矿产资源管理体制的法律体系和具体制度入手,总结归纳了其存在的立法滞后、职能交叉、税收政策不合理等不足之处,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我国矿产资源管理体制的相应对策,以期实现矿产资源管理的法制化。

论德国的政府间财政关系

财政关系是政府间关系的核心。德国实行三级政府相对独立的财政体制,通过税收体系的划分明确各级财政管理机构的管辖权。专享税与共享税并存并以共享税为主体的分税制以及横向、纵向相结合的财政平衡体系,使联邦政府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中据有优势,同时保障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独立地位。联邦政府财政计划委员会作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协调机制兼顾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保证了各级政府间的沟通与合作,有效维护了相互依存的德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模式。如今德国政府所进行的财政平衡体系改革,将推动其政府间财政关系朝着更加协调和稳定的方向发展。

关于取消农业税的思考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已取得相当成功,但是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并未打破,农村的税收环境依然不如城市。因此,笔者建议:在取消农业特产税的基础上,进一步取消农业税,改征农民个人所得税,以统一城乡税收环境,使农村经济得到更大发展。

契约理论视角下的企业税务筹划——基于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契约关系的分析

税务筹划与企业契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由多方契约关系制约并由多方契约力量推动的一种行为。将契约理论应用于税务筹划的分析,系统、辩证地考察企业税务筹划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可以加深对税务筹划动因、条件、效应及其整体性与复杂性的理解,揭示企业在进行税务筹划的过程中必须均衡契约各方的利益、制定出多方共赢的策略。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有效地实现税务筹划的目标。

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

分税制改革之后,随着"两个比重"的提高,各种财政资金开始以"专项"和"项目"的方式向下分配,而且这正越来越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支出手段。本文对专项资金的分配体制进行了介绍和简要分析,并通过一个义务教育的案例来分析这种专项化的资金在基层社会的分配和使用中出现的问题。研究发现,项目和专项资金并非像上级部门预想的那样有效率,相反还会出现许多意外后果。此外,过于依赖项目和专项,最终反而使资金难以实际到达农村基层社会。

“税收债务关系说”之否定

近年来国内财税法学界普遍认为,建立于社会契约论及税收交换说基础上的"税收债务关系说"为我国财税法理论与立法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为人们重新诠释征纳税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提供了依据;但如同社会契约论"不是一种历史的真实,而是一种逻辑的真实"一样,建立于社会契约论假设基础上的税收债务关系也是一种理论假设,客观上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权力(权利)义务的平等、等价是不存在的。"税收债务关系说"无法为构建公共财产法律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将人民与国家间宪法性税收法律关系定性为委托代理契约关系更符合历史真实与现今客观真实,更具有逻辑上合理性。

官员腐败对公司实际税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税收政策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政策,当前中国官员在税收执行方面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即政府官员在决定公司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上有很大的支配权和决策空间。税务负担是企业的重要支出,为了减轻税务负担,企业有行贿官员以达到降低税务负担的动机。本文以1993～2008年来披露的省部级腐败官员的案例为基础,手工收集涉及腐败官员的上市公司,实证分析了官员腐败对公司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行贿事件发生后,相对于没有行贿的公司,行贿公司的实际税率更低,而且行贿公司的实际税率在行贿事件发生后下降。我们认为应该缩小政府职能范围,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利,建立官僚体系内部的约束激励机制。

财税体制改革视野下税收任务的法治转型

自分税制改革后,税务行政部门层层分派"税收任务",甚至将定额指标与官员的政治前途联系起来,依法收税长期被置于从属地位,这种包税形态与法治理念相冲突,阻碍着我国财税法治的进程。通过运用掠夺性统治理论以及契约理论的分析,有助于梳理税收任务长期存在的原因及其弊端。要摆脱税收任务的困境,就要从税法意识、税法体系、公共预算、税务机构和职能以及税收法律关系着手,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申言之,就是要转变原有的包税制思维,在财政税收的各个环节树立依法治税理念,进一步完善财政税收法律体系,提升公共预算的财政约束水平,改革我国现有财税行政管理体制,坚持以纳税人权利本位保障纳税人权利,以期全面实现我国的税收法治化。

厘清税费制度关系 推进资源税费改革——关于资源税与矿产资源补偿费制度关系的思考

我国现行的是资源税与矿产资源补偿费并存的制度。由于制度理论研究欠缺和现行体制的局限,导致资源税制度关系紊乱。必须摒弃狭隘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排除行政权力对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行使的过度干扰,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经济全局出发,理性分析、研究和理顺资源税费制度关系,积极审慎地推进资源税费改革。

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实证分析——兼析基层公共治理的财政困境及路径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在没有确定政府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效率边界下,向着财政收入层层集权、公共事务治理责任及相应的支出负担层层下移的方向演变,结果导致基层财政普遍处于“紧”运行之中,并衍生出一系列基层公共治理问题。理顺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必须按“以公共需要为本”的公共治理观和公共财政观、“财政负担与财政能力大致对称”的政府间纵向支出结构安排观以及“基本公共品优先保障”的各级政府横向支出结构安排观,从根本上解决政府效率职能界定、政府间公共事务治理责任及相应的支出负担划分、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建、打破城市与农村公共品分割分治的“一品两制”等深层次问题。